比较泰戈尔和冰心的诗（从手法、情感）

2025-02-05 22: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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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宗教精神的比较2009-02-18 18:46
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宗教精神的比较

　　　　冰心的诗歌受之于泰戈尔的影响，是现代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也是研究者们的老生常谈。闻一多称冰心是“中国最善学泰戈尔”1的女作家，徐志摩认为，冰心是“最有名的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2而冰心自己则说：“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3。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是无须回避的事实，但是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停留在诗歌外表结构的单向模仿上，更为重要的是，冰心的诗歌创作在宗教精神和宗教理想方面更多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并有所发展，我们既可以在两位诗人的作品的语言结构里享受到阅读的诗美的愉悦，更能够在他们诗歌中感受到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在努力为多灾多难的人类寻找一块灵魂息憩的宗教绿洲。

　　宗教是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心灵的寄托，诗歌则是诗人情感意识最有效的表现手段。当诗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理想时，宗教的精神内核必然渗透进诗人的情感流程，并通过诗歌的意象内涵诉诸读者。印度是一个宗教呈多元化特征的国度，而且，历史上的印度，宗教与文学艺术融为一体，成为印度文化的核心。泰戈尔从小就生活在宗教的氛围中，他的父亲戴温德拉纳特对“吠陀”和“奥义书”都很有研究，在当时的社会上被称为“大仙”。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使泰戈尔的诗歌体现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统一的“梵我合一”的观念，以及追求至爱的精神理想。特别是青年时代的泰戈尔，由于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因而他诗歌中的“上帝”是东西方宗教文化混合的象征符号。一方面他认为“上帝死了的时候，宗教便将合二为一”(《飞鸟集》第84节)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不要去乱礼拜，“向谁礼拜呢?睁开眼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吉檀迦利》第11节)很显然，泰戈尔对“上帝”的理解糅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化解为完全彻底的泛爱哲学。冰心出生于中国20世纪初一个温馨的家庭，她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私塾先生，其手书的“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的对联，足以道出这个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围。冰心的母亲一心向佛，与世无争，这对早年冰心的宗教情结有一定的影响，及至进了贝满女中，“因受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4。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献歌”是泰戈尔常用的诗体形式，他的《吉檀迦利》的标题在印度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都具有“献歌”的含义。以颂神的形式来完成诗歌创作的外形结构，以泛爱主题来完成诗歌的情感表达，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美学特质。他的《园丁集》就是宗教式的爱的哲理升华，诗人力图创造一个完美的爱的宗教世界，人类在神的指挥和训导下，完成了从幻想到现实的实践过程。不仅爱情是美满的、无涯的人生是完美无缺的、甚至连死亡也是美丽的，至于人之外的一切自然物更是美丽无比。爱的理念在泰戈尔诗中是最卓然超拔的，也是他诗中宗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飞鸟集》显示了宗教人格化的特点，是诗人心灵历程的纪录，展示了诗人内心世界的宗教精神的复杂性。在这一本诗集中，诗人多次呼唤上帝给人类以关爱，祈求无所不能的神灵把爱洒向人间。诗人将主观思维的主体情感投向无形而万能的“神”，这样，他诗歌中的虚幻意象自然而然地渗透了神秘的宗教情结。“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飞鸟集》第56节)。这是宗教式的殉道精神，其殉道的原因就是相信上天对人类的关爱是无私的、是公平的，因而作为神的使者的人，理应按照神的旨意而无条件地献出生命。《新月集》的主题是：“新月”象征初生儿童，亦即人类宁静美好而纯真的童年。诗人通过对儿童心理的描绘，巧妙地喻示人生的无限美好和绚丽多彩。孩子们象“新月”一样静谧，生活在至善至美的爱的环境中，而这一切都是圣灵的上帝赐予的。泰戈尔诗中的宗教情感主要是对泛爱哲学的肯定和对神的依赖与崇敬。冰心却不同，虽然冰心诗歌的实质依然是以“爱的宗教哲学”为核心，但是，冰心的诗歌更多的是对爱的肯定和褒扬，少了对神的依赖和崇拜。在泰戈尔的诗歌中，“上帝”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全能符号，是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的抽象物，是赐爱于人类的主体。而冰心诗歌中的泛爱主义则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其爱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献身精神。即便是深受泰戈尔影响的《繁星》，其宗教精神也主要是表现为弱小者立言，为苦难者寻找一个躲避风雨的港湾。“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进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好躲进你的怀里”(《繁星》第159节)。诗中的“母亲”与泰戈尔诗中的“上帝”是同义语，但“母亲”的意义却远离神而更近人，是普济众生的实体，而非神秘莫测的“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泰戈尔是把人的本能转移到神的身上，冰心则是把神的特质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泰戈尔更注重宗教关怀的终极意义，冰心则关注宗教的献身理想和献身精神。泰戈尔诗中的泛爱主义是神秘的，在他的诗中宇宙万物因为爱而融为一体，而冰心诗中的泛爱主义却渗杂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冰心的诗歌虽然无法回答人类疾苦的根源，但冰心满心希望人类真切相爱，“人类呵!／相爱吧，／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归宿。”爱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发展，是人类进步、社会前进、世界发展的原动力。冰心认为，只要人类真诚相爱，“向着同一归宿”，就能够共同抵达宗教世界的美好彼岸。泰戈尔是一个“爱”的宗教的崇奉者，他宣传爱的福音，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5。他爱神、爱人、爱大自然，爱的思想成为他诗歌中泛神论的宗教情结的精神支柱。无论是梦幻多于现实的早期诗歌，还是晚期直面现实的厚重力作，爱的思想始终是他诗歌统一的宗教基调。就表诉内容而言，泰戈尔一生的诗作大至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爱情诗、自然风景、宗教颂歌、神话哲理诗、历史掌故诗、社会问题诗等几大类。这几类诗歌虽然主题表达的侧重点不同，但是爱的宗教哲学却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是泰戈尔诗歌精神价值的主要取向。同样，在冰心的全部诗作里，爱作为一种宗教行为，是她诗歌最基本的情感主题。冰心所努力表现的宗教式的爱主要是：自然之爱、母爱、儿童爱和人类之爱。在爱的宗教的启示下，诗人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大自然在诗人纯洁欢悦的灵魂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之骄子。诗人笔下的“繁星”、“天风”、“树影”、“红果”、“山影”、“春水”等自然景观，都是宗教性灵的产物，散发出一种爱的生命气息，是人类生命的起源。诗人甚至称赞道：“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繁星》第14节)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人不过是自然怀中的一个有命脉的灵魂。冰心试图通过对大自然的内模仿而达到净化心灵、向内观照、凝心忘我的恬淡心境。在静默无言的大自然面前，通过幻想而达到一种宗教式的适意感受。“母亲”在诗人的笔下，是大写的宗教式的人，是生的安慰，是爱的典范，是最崇高的、最无私的“上帝”。“母亲呵!／撇开你的忧愁，／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繁星》第33节)冰心把“母爱”看作是万能的，在诗人看来，灵魂的幸与不幸都取决于母爱的有无。而“母爱”不仅是生命的庇护者，更是灵魂的拯救者；不仅是肉体的给予者，更是性灵的授予者。泰戈尔和冰心都把爱看成是拯救人类的精神宗教，只不过冰心更关注宗教与人的情感意义，希望通过爱来唤起人类的理智行为，从而达到世界的永生和谐。因此，爱的宗教哲学虽然是泰戈尔和冰心诗歌主题的基本色调，但是在宗教精神价值的取向上，两位诗人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泰戈尔的诗歌创作虽然深受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但就诗歌的宗教精神而言，最主要的还是来源于古印度的宗教文化《梨俱吠陀》、“奥义书”、“吠檀多”等教义著作。在泰戈尔的诗中，宇宙是万能的，而“梵”则是宇宙万能的统一体。泰戈尔认为“梵”是无限的，而人及人的灵魂是有限的，因此，人类要依赖于神，人只有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与神融为一体，人的价值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在泰戈尔看来，神也是有生命的，而且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是统一的，即无限生命与有限生命是融汇贯通的，而人的有限生命只有统一于“梵”，人的灵魂才具有人格价值。泰戈尔的《鸿鹄集》所表达的宗教主题，就是人的灵魂只要向“梵”靠近，人的信仰就能够实现。诗中飞翔的“鸿鹄”是一个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符号，它是人的灵魂飞抵“梵”的世界的象征。“昼夜飞翔，／穿越光明和黑暗，／从不知道的海岸到不知道的海岸。／宇宙的虚空正回响着翅膀的音乐；／‘不是这儿，不是这儿，而是遥远的天外。’”(《鸿鹄集》第 l节)所谓“遥远的天外”，就是“梵”的最高境界，而人的灵魂无论经历多少光明与黑暗的磨难，都应向着“梵”的世界飞奔，只有这样，人的灵魂才会超于躯体而富有神的宗教意义。泰戈尔诗中的“梵”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相通的，都是宗教万能的体现者，都是人的有限生命的主宰，都是人类图腾崇拜的偶像。冰心也深受东西方宗教方化的影响，尤其是进了具有西方宗教色彩的贝满女中和燕京大学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对她的宗教观念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冰心的许多诗歌都透露出神的万能论思想，如《迎神曲》、《送神曲》、《冰神》、《诗的女神》、《向往》、《晚祷》等作品，都把“上帝”看成是拯救人类的力量源泉，是包容万物的宗教客体。在《向往》中诗人写道：“万有都蕴藏着上帝，／万有都表现着上帝；／你浓红的信仰之华，／可能容她采撷么?”诗中的“上帝”不是一种体验的假设，而是通过人性幻想寻求安慰的客体。不难看出，冰心诗歌中的“上帝”虽然也有包容万物的思想，但与泰戈尔的人和“梵”相统一的宗教的万能论思想不同，泰戈尔在诗歌中，对代表神的“上帝”与“梵”充满了真挚的热爱与庄严的敬畏，人只有向“上帝”靠近，飞抵神的境界与“梵”合为一体，人才能够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意义。“呵，我生命的主，／我能够和你对面站立吗?／呵，全世界的主，我能合掌和你对面站立吗?”(《吉檀迦利》第76节)人的生命只有与万能的主相结合，生命才可能获得永恒，个体只有神认同，才会具有宗教的永生意义。“我的上帝，／从我满溢的生命之怀中，／你要饮什么样的圣酒呢?”(《吉檀迦利》第65节)诗人心甘情愿地把生命化为上帝酒杯中的“圣酒”，其目的是通过向神灵的自我奉献，达到心灵的彻底净化。把生命献给神，从而获得宗教关怀的终极意义，这是泰戈尔诗歌的总体主题精神，也是人提升自我趋向“上帝”的宗教经验的有效表达。这一点，冰心与泰戈尔有着质的不同，冰心对“上帝”的理解是一种自心自悟的解脱，希望通过“上帝”的启示而得到一种宁静澄彻的心境，“我深深叩拜——／万能的上帝!求你丝丝的织了明月的光辉，／作我智慧的衣裳，／壮严的冠冕，／我要穿着他／温柔地沉静地酬应众生。”(《晚祷〈一〉》)冰心更期望从万能的“上帝”的那里得到一种神圣光明而又充满智慧的力量，以便达到解救“众生”的目的，而最终回到现实生活的和谐状态。从这个层面理解，冰心诗歌中关于神的万能论的宗教精神，比之泰戈尔的神人合一论更具有宗教生活的现实意义。

在“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上，泰戈尔倾向“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的神冥理想世界。他的诗歌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那些赞美人向神飞奔的殉道精神。在泰戈尔看来，要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使灵魂获得抚慰，就必须首先将自己视为坠入深渊的负罪者，肯定自己与“上帝”和“梵”的距离，然后怀着一种卑微的心理，寻求灵魂与神融汇相交。这就使得泰戈尔把对于终极、完美、神圣的人生精神体验全部系于一个具有人格与神格的“梵”的身上。“梵期望我参加他的盛宴，／我已经考虑摒弃我的名望，／令人诧异地抹去额上的吉祥痣，／该动身的时候决不迟疑。”(《最后的星期集——年轻的朋友》)一旦作为神的代言者——“梵”有所召唤，便刻不容缓地回到神的世界，以一种庄严的态度保持与“梵”的合一，使自我获得圣灵的新生，而世俗心灵的沉沦负疚终于得到轻松的解脱，并被提升到神的崇高境界。冰心的诗歌中也有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但是与泰戈尔不同的是，冰心更多的借助个人心灵的感受与经验，祈求与期待中的神祗、神界相沟通，让神从外在偶像的祭坛上走下来。冰心认为，象征终极价值与神圣意味的“上帝”不应该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也不是冥冥中的主宰，而是人性与神性合二为一的人类宗教精神的拯救者。“上帝啊!／即或是天阴阴地，／人寂寂地，／只要有一个灵魂，／守着你严静的清夜，／寂静的悲哀，／便从宇宙中消灭了。”(《春水》第149节)“上帝”是万能的，同时也是孤独的，但是“只要有一个灵魂”与“上帝”一起在心灵深处共同“守着你严静的清夜”，“上帝”便能把所有的人生苦难“从宇宙中全部消灭。”如果说泰戈尔追求神人合一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我灵魂的神圣崇高，使灵与肉在追踪“梵”的品格境界时得以羽化登天，那么冰心却是通过人性的幻想体验，与“上帝”在灵魂上保持一致，并依凭于神灵的帮助达到解救人类苦难的目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泰戈尔是把“梵”我合一看成是宗教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人性的最后圣化；而冰心则把人与“上帝”的融洽当作一种超于社会的宗教力量，是人类实现自救的神圣理想。

　　综上所述，泰戈尔与冰心的诗歌虽然都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但具体到宗教精神和宗教理想的表达上却又不同。泰戈尔强调个体灵魂的圣化境界，认为肉体是短暂的、是必死的，而人性经过与“梵”或“上帝”的交融之后，其灵魂的价值是不朽的，人性的人便成为宇宙的人。冰心则注重宗教精神的社会道德化和宗教理想的人性化，主张万能的“上帝”应担负起解脱人间苦难的责任，而不是远离人类的、高不可及的冥冥的外在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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