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徽商的产生与徽州社会的关系

徽州脱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所置的歙州。自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除元末曾改称兴安府（1357—1367）外，直到辛亥革命后废府留县的790年间，徽州之名前后沿用长达780年之久，所辖六县也一直没有变动，这对徽州孕育出相对统一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便利。 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时至今日徽商的成功仍然是社会各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徽商的成就是因为徽州，还是徽州的成名是因为徽商，也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一府六县”的古徽州，历来因其境内黄山、白岳、横江、练水等秀美山川而闻名于世。不过，“万山丛中”的徽州山水虽好，但“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无疑是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这首徽州歌谣的作者和创作的年代了，但代代徽州人都对此了熟于心。在漫长的岁月里，出生在徽州，决非仅仅意味着品赏“清风明月”的怡然自乐，其中更蕴涵着多少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此间的几多艰辛又堪与何人说？代代的徽州儿郎在村口告别了慈亲发小，挎上行囊，越过崇山峻岭，向着他乡、向着人生的下一个驿站进发。哪蝗数十年后，他们白发苍苍、垂垂老矣，激荡在内心深处的仍然是这曲人生的悲歌、奋斗的悲歌：“前世不修来世修，转世还要生生徽州；多少辛酸多少泪，悲欢荣辱也轮流”。
徽州人前仆后继，硬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的“徽骆驼”和“绩溪牛”的精神，打造出称雄中国几个世纪的“徽商”。以致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判断一个地方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是看这个市镇有多少从事商业的徽州人——所谓“无徽不成镇”也。
以当时的商业重镇扬州这例，它的富庶繁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客居的徽州商人。甚至晚清民国时代南社的重要成员陈去病先生在《五石脂》中带有几分无奈地感慨道，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徽州商人在商场上获得成功的同时，也极其重视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加之徽州人信仰艰苦奋斗的人生哲学——在此种情势之下，一个人才辈出的徽州便成为必然。在传统社会的科举考试中，徽州人创造了诸多奇迹：“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当时人口不过十几万的休宁县而言，从南宋到清朝居然涌现出十九个状元，远远超出曾经一度名声显赫赫的苏州，稳居全国之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状元县！
当然，科场上的佼佼者并不必然意味着能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材，但它提供了一个标尺来证明当时徽州文教事业的成功。在考虑到当时徽州的人口若悬河不过百万（即使在今天，徽州的总人口也没有突破两百万），回过头来看好一长列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星光璀璨、熠熠生辉的徽州人的名字，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徽州子弟成才率之高，确实不负“东南邹鲁“的美誉。
一个拥有极强的经济实力，同时又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商人群体的出现，便函从另一个层面成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徽州商人对故土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功成名就之后他斥巨资在故乡营造华屋巨厦，畏以雕梁画栋的装饰。除此之外，徽商还关注故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散尽千金黄色建桥修路，并延揽名师兴办义学。在风水上讲究”天人合一“的徽州人，在社会层面也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和谐美”。
类似徽州这样自然地理条件的山区在中国也不在少数，但为何单单是徽州成就了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此中原因有二，或者可以说徽州社会经济发展由两大车轮推动：一为商业，二为文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徽州社会发展的这两大驱动力，用当下的话语业诠释，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和基础教育。徽州的经验，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徽州商人的功成名就，带动了徽州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使得徽州在中国甚至世界享有盛名，同时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徽州社会的进步，也为徽州商人的成长造就了特殊的社会环境，徽商和徽州社会就是在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唐代祁门茶市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
徽商文化（老字号及宅院）(19张)
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产生条件
　　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
　　还有歙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他们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旌阳程氏宗谱》）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济阳江氏族谱》）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读，以期张儒亢宗。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往往是"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盼望子弟能够"擢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与此同时，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
　　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