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这词出自那里？

语言学界普遍认为语言先于文字，有的人还把它演绎为语言产生了文字。去年，周有光先生为了证明语言先于文字，撰写了《语文生活的历史进程》（载《语文建设通讯》，2000年1月总第62期）说古代我国农业化时期大概有一万年，前五千年人们只能够用语言来沟通信息，是人类的单信号时期；后五千年才产生文字，进入双信号时期。这是对语言和文字产生的时间作出的一种估计，也是文字起源于语言的推断。这种说法极不科学。可以想像得到的是原始人类在语言和文字没有发明之前，就像现在的猩猩和猴子，都是使用听觉信号和视觉信号一起传递信息的。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正确地表达信息。要是说古人类连现在的猩猩和猴子都不如，能服人吗？

伍铁平先生认为 “根据人类学者的推测，人类大约在几十万到几百万年前就有了语言，而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历史，距今才三千多年。无疑在汉字产生之前，汉语就存在着，当然汉语词义也就产生了。”（见《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263页，北京语言文化出版社，1997年1月）语文界两位大家，对语言产生时间的估计，相差竟如此之大。说明关于汉语汉字的产生，语言学家们所说的，不过都是个人的主观推断，没有可靠的凭据，即使是诸多基本观点都相同的语言学家，各人的说法也不尽一致。伍铁平的举例也有问题：他既然知道人类几十万到几百万年前就有了语言，那么依据是什么？没有文字，就没有记录，也就没有依据；如果有记录，那么依“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之说，几百万年前也就有了“记录语言的”文字了！怎么说没有呢？他没有想到的是，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是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文字，不是零星的逐个产生出来的文字。可想而知，文字是逐个产生、逐个约定，最后才形成系统的。文字从第一个产生开始，到甲骨文系统的形成，这个时间，决不是一个短时期，也许是几百万年的历史过程。没有这么一个历史时期，一下子就有了甲骨文这样的文字系统是不可能的。而语言呢？也应该说是从名词开始，逐个产生，逐个约定，最后才形成系统的。在甲骨文之前的语言已经是成系统了，文字一个也没有，伍铁平先生有根据吗？

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雨立先生在《是缺乏常识，还是哗众取宠》中说语言“生产”了文字。(原话：“潘先生是说，先有汉字然后有汉语吗？世界上哪儿有“先有儿子，后有妈妈”的事情？不是咄咄怪事？见2000年3月7日《中国教育报》语言文字栏)此文对语言先于文字之说，有更进一步发挥。这样的演绎，确实过于荒谬，越来越不像话了。语言是“妈妈”，文字是“儿子”的说法，把文字起源于结绳、图画之说，一脚踢翻了。在王凤阳教授的《汉字学》中，出示了一些岩画等例证，说明汉字的起源；雨立先生当然拿不出汉语妈妈生汉字儿子的“出生证明”。从老一代的周有光先生，到新一代的雨立先生，这些关于语言文字起源的论述，越说越离奇，使人们对这种被称为语言学的科学，不得不持以最大的怀疑。

我觉得，雨立先生的语言妈妈生出文字儿子的说法，是他把从老师那里接受来的“知识”加上自己的想像，进一步地发挥。他不知道这一发挥，却使得“语言先于文字”之说露出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破绽。如按此说，中国人早就有了拼音文字，何必要你们这几代学者拼命搞拼音化呢？何以此说？语言是妈妈，根据语言记录的需要产生的文字，就只能是记音文字，即拼音文字，怎么会是表意的汉字呢？

王凤阳教授的《汉字学》，虽然证明了文字不是语言生出来的，但他也同样赞同语言先于文字论的。他说：“文字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社会需要的产物”。（《汉字学》第4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12月）。此说也是不恰当的。我认为，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字，上古人类都是在生活中逐个约定，最后才形成系统的，决不可能是在“特定阶段”把整个系统一下子端出来。这与他自己说的起源于图画，也是有矛盾的。

唐兰先生比较详细论述图画产生文字的原因和原理，分析文字与声音结合后，汉字造字系统形成的道理。不过，其中仍然夹杂着语言先于文字的观点。他说：“……仅仅几个实名，当然是不够代表语言的。因为实名在文字里虽然是最先发生，而在语言里却是最迟，所以当象形文字发展的时候，“实名”以外的语言早已丰富，而且完备。这大部分的语言，不是象形文字所能代表的。但这时人们的智慧发展得很迅速，所以不知不觉地产生出三种方法。”（按：即象形、象意、形声三法。见《古文字学导论》第84页）。唐兰先生说“象形、象意、形声”三法造出汉字来的，不是“记录语言”产生汉字的。其中又说这些最早产生的象形文字与声音结合后就成了“实名”，但“不够代表语言”，“实名以外的语言早已丰富，而且完备，”也是语言先于文字的讲法。其实，这个讲法，是违背语言的约定俗成的原理的。语言和文字一样，必须一个一个（词）约定。一个实名，也就是一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