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中，阿Q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阿Q在未庄是为人所瞧不起的，在他的意识中参加革命就能“要什么就有什么”，就能够提升自己的地位，改善自己窘迫的现状。

《阿Q正传》是鲁迅创作的中篇小说，创作于1921年12月，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该小说创作于1921年底，共分九章。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未庄流浪雇农阿Q，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却一无所有，甚至连名姓都被人遗忘的故事。

《阿Q正传》中阿Q本身是个非常卑微而且贫贱的人物，但是他却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甚至是家乡有钱有势的赵太爷，他也认为，“我的儿子将来比较阔的多”。而且因为去过城里，甚至连城里人也看不起，拿别人的缺陷肆意嘲笑，然后引起为荣。

扩展资料：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Q正传》基本的写作背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阿Q正传

阿Q在未庄是为人所瞧不起的，在他的意识中参加革命就能“要什么就有什么”，就能够提升自己的地位，改善自己窘迫的现状。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也证实了辛亥革命未能深入人心，这也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那时候的阿Q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没有主见的人。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现状，之一他为什么去参加革命，我认为一是可能这样会有一些钱入账，显得自己很有地位。而是因为当时的一种盲目行为吧。

阿Q的革命要求是模糊而幼雅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他改变长期屈辱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夹杂着许多落后的意识和营私利已的思想，他的革命甚至达到敌我不分的严重地步。阿Q这种芜杂而落后的思想，注定了他“投降革命党”的失败。
但阿Q投身革命的历程却从客观反映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使阿Q误解革命；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处境不能不使阿Q本能地倾向革命，说来似乎并不光彩的“偷儿”行径，其实就是阿Q的初步造反行动!当阿Q发现革命使举人老爷恐惧万分，未庄一群鸟男女惊慌失措时，便深感“快意”，于是“神往”革命，判定“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在第七章中，写辛亥革命到来时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突出了阿Q的革命要求。投机“革命”：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时，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他要逃难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误传革命军是为崇祯报仇的军队。阿Q则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实质是什么呢?“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再看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父子在革命到来时吓得六神无主，低声下气地把一向不放在眼里的阿Q叫成“老Q”，这时候的赵太爷和阿Q俨然换了一个位置。还是年轻一辈诡计多，赵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约革命，革掉了静修庵里的一块龙牌，还顺手抄走了一个宣德炉。这就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混迹于革命中的假革命现象。
而第八章，写到辛亥革命引起的未庄的变化，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革命像一阵风一扫而过，并没有到达未庄，人心日见安定。政权落到投机钻营者手中。变化最大的不过是掀起了盘辫的风潮。赵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银桃子”的革命党，未庄的政权仍在这些从前的压迫者手中。阿Q要投革命党，结果误投假洋鬼子门下不成，被“哭丧棒”赶出门。他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同时写赵家遭抢，这就预示着阿Q的悲剧命运就要到来。赵家遭抢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这体现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阿Q就是作为抢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谁告了他的状呢?就是戴“银桃子”的自称革命党的赵秀才。压迫阿Q的是赵秀才之流，不准阿Q革命的是赵秀才，最后捕他、审他、处决他的还是这个戴着“银桃子”的“革命党”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在第九章，写阿Q被当作替死鬼被捕、被审和被处决。）。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一章里，还提到城里依然如故，掌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举人还在追究陈年老租，依然游街示众，依然看客如云，只是审问的跪改为站，处决的砍头改为枪毙。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团漆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麻木。
宗上所述，阿Q参加革命的全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同农民的关系：革命不关心农民，农民不理解革命，像阿Q这样的农民虽有自发革命的要求，在革命党深入农村之前，也只能以这种自私落后的思想理解革命，而只能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而不自觉。正是由于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阿Q不能从屈辱中奋起，在失败中求生，总是以幻想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来掩盖屈辱和失败。结果革命果实被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地主阶级所窃取，真正欢迎革命的阿Q不可避免地遭到悲惨的结局。
总之，我们不难看出，阿Q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有革命的要求和可能，但是他的地位决定了他革命的局限性。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