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是一假想人物,作者借以自况。梁朝的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及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可见本文是作者自抒志趣的文章。
文中描绘述了一个爱好读书、不慕荣利、安贫乐道、忘怀得失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清人评说此传是:“潇潇澹逸,一片神行之文。”(〔古文观止》)今人王瑶以为此文作于太元十七年(392)渊明为江州祭酒以前,钦立则以为作于刘宋永初元年(420)前后。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1〕,亦不详其姓字〔2〕。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3〕。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4〕;每有会意〔5〕,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6〕,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7〕,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8〕,不蔽风日,短褐穿结〔9〕,箪瓢屡空〔10〕,晏如也〔11〕。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12〕:黔娄之妻有言〔13〕:“不戚戚于贫贱〔14〕,不汲汲于富贵〔15〕。”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16〕?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17〕?葛天氏之民欤?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陶渊明集》
这位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弄不清他的姓名。他的住宅旁边植有五棵柳树,因此就用“五柳”作为他的别号了。五柳先生安闲沉静,不好言谈,也不羡慕荣华利禄。喜欢读书,但不执着于对一字一句的琐细解释;每当读书有所领悟的时候,就会高兴得忘了吃饭。生性嗜好喝酒,但因为家贫就不能经常得到。亲朋好友知道他这种境况,有时备酒招待他。他前去饮酒时总是开怀畅饮,直到大醉方休;醉后就向主人告辞,从不以去留为意。他的住室四壁空空荡荡,破旧得连风和太阳都无法遮挡,穿的粗布短衣打满了补钉,饮食简陋而且经常短缺,而他却能安然自得。常常以写诗作文章当娱乐,抒发自己的志趣。他能够忘掉世俗的得失,只愿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赞曰:黔娄的妻子曾经这样述说自己的丈夫:“不因为处境贫困而终日忧心忡忡,不为了追求富贵而到处奔走钻营。”推究她所说的话,五柳先生不就是黔娄那样的人物吗?饮酒赋诗,满足自己的志趣,这不是成了生活在无怀氏、葛天氏时代里的人了吗?
至于陶渊明为什么要托名五柳先生为自己作传呢?
�对于陶渊明托名写自传,自从有了沈约与萧统的“实录”“自况”之说以来,历代论者多多,其看法却大都与此相同,这儿无须赘述。然而,陶渊明为自己作传,何以要采用托名呢?笔者曾查阅许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可这又是在教学中必然会遇到并且必须得解决的实际问题。联系陶渊明的生平和性格志趣,笔者认为,这和他归隐之后的生活现实与久藏在心底而始终未能实现的理想壮志冲突有很大关系。此外,也与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直接去写,在多层面展示自我形象方面会受到种种限制有关。
�陶渊明的家乡是靠近庐山的江南农村(今江西九江西南),他在田园生活到29岁才出仕。江南农村特有的秀丽风光陶冶了他率真洁净、无拘无束的品格,直至终老也没有改变。他虽然“性本爱丘山”,但并不甘心终老田园。青年时代的他也曾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渴望自己也能像先祖那样有所作为。但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八表同昏,平陆成江”的乱世,使他“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的可能。他既没有高贵的门阀可资凭借,又“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尽管也曾不止一次进入仕途,但总觉得“志愿多所耻”,每次都很快就辞官归隐。几次出仕与归隐的经历,暗含着他的理想壮志屡次碰壁。每当他愤慨于官场的污浊黑暗时,心中就不免燃起对乡居生活的怀念。终于,在41岁那年,他毅然拂袖归田,矢志躬耕,直至终老。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静谧闲散和贫病中度过的。这里,没有暴力,没有虚假,也不会再去为“五斗米”而躬上凌下,矫情伪饰。“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闲适、愉悦的田园中,他“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这种淳朴天真、和谐自然的境界与他从小就熟悉、喜爱的田园情景十分相近,从而使他流连其中,难以舍离,也因此而使他暂时忘却了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然而,田园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归隐本非他的素志。他本是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自然灵长,况且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具有侠义风骨,别有远大抱负,如今被迫走上归隐这条路,他的内心深处不愿,更不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既是他义愤填膺的呐喊,也是他痛苦心迹的自然流露。但现实如此,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躬耕之余,饮酒、读书、著文,坚守他“但使愿无违”的崇高气节。胸中有块垒,不吐不快;心中有高趣,不抒不行。可是不慕荣利、不求闻达的性格,又使得他不便直说,也不愿直说,于是便巧用“托名”,借五柳先生以“自况”,以为他人作传来寄意。这样,既能从容自如地从各个侧面展现自我,“颇示己志”,坦露心声,又避免给人以“王婆卖瓜”之嫌,可谓一箭双雕。
�既要假托,又要让人觉得确有其事,于是“虚晃一枪”的写法在所难免。比如开头的“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似乎这真地是另一个人,而非我陶渊明自己。再如,古人写传,传末要加评论,如《史记》里的“太史公曰”。但那是给别人立传,《五柳先生传》的“赞曰”,实为陶渊明的“自赞”,是他的自我评价,却也写得好像与己无关而作纯客观的评论。这都是本文不同于其他传记文章的独到之处。但是,我们通过文中所记叙的几个典型事例——“好读书”“性嗜酒”“家贫”“著文章”等,不仅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不同于流俗、情操高洁的作者自我形象,而且透过人物的喜怒哀乐,还可以进一步窥视到当时社会的某些侧面以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陶渊明生性散淡,归隐故里,自产自消,过得虽清平但也怡然自得。家前有5棵柳树,以此为号,表达了他安贫乐道的心态。
这位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弄不清他的姓名。他的住宅旁边植有五棵柳树,因此就用“五柳”作为他的别号了。
书中说:“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也不一定,或许是他归隐的一种心境,才想叫这个名字!
“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