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幽灵的重现
马克思曾经被敲上阶级斗争理论家的烙印，归入那种“事实证明其学说已经失效”的预言家之列而一度“已经过时”，在日益兴起的现代性讨论中逐渐被取而代之，从而变得销声匿迹，不光是保守派，连部分新左派都不再提及——大卫·哈维曾说新左派陷入了“形象制造、美学和意识形态权力相同领域中竞争。在专题论文集《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里，多数作者对福柯与德里达的关注，大大超过了他们对马克思的关注。”
近年来连篇累牍的是这个“现代性”、那个“现代性”，但对现代性的讨论中却没有马克思的踪影。对此，詹姆逊曾犀利指出：。：“在当前的语境中，‘现代性’这一令人困惑的术语，恰恰是作为对于某种缺失的遮盖而被运用着，这种缺失指的是在社会主义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伟大的集体性的社会理想或目的。因为资本主义是没有目的的。宣扬‘现代性’一词，以取代‘资本主义’，使政客、政府和政治科学家得以混淆是非，面对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蒙混过关。”换言之，在他看来“现代性”命题的大量繁殖本身就是一种满足话语规训之需要的产物，于是马克思的研究命题与分析框架就丧失了可见性。
换来的是什么？把弄理论的专家学者津津乐道于波德莱尔在巴黎马路上闲逛看美女时的“惊鸿一瞥”的那种现代性，津津乐道于如何通过在泡酒吧、买名牌等等时尚消费来抵抗资本主义的所谓“文化研究”的现代性。
马歇尔·伯曼急了，他为马克思的失踪愤愤不平，也拒绝将马克思对今天的贡献和启示局限在那些“神秘难解的被长期埋没的早期手稿”上，而是直接从《共产党宣言》的核心部分中寻找现代性的内涵，请看这段富有魔力的语言：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这段引文从资本运作机制出发而认识的现代性内核，即这种“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以及“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的关系，无疑远比波德莱尔对现代日常生活中短暂、瞬间性的审美感受要更透彻、锐利，其实也就是哈贝马斯后来所说的迅速、不断地寻求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从而实现自我更新的现代精神。
改革开放三十年，哪怕只经历过十年的同学也会强烈感慨这句“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伯曼幸福地告诉我们的是，与其装神弄鬼、靠玩弄一卷卷的玄虚理论来回避现实，还不如看看马克思的洞见如何简单明确：“这一形象所包含的宇宙范围和视觉上的宏伟，它所拥有的高度压缩的戏剧性力量，所具有的含糊的启示意义，以及它的观点所蕴含的歧义性——那种摧毁性的热力同时也是极大的能量和生命的外溢——所有这些品质都被认为是现代主义想象的特点。它们正是我们准备在兰波或尼采、里尔克或叶芝身上找到的那种东西——“事物破碎了，中心不复存在”。
从那些同代人的热门的书中同样也看不到霍布斯鲍姆所谓“革命年代”到底革命在哪里？19世纪中叶欧洲的社会氛围到底是莺歌燕舞的盛世联欢，还是百舸争流的山雨欲来？马克思的寥寥数笔就清晰勾勒，并大胆预言——或者说，他看到人类能够寻求自己的力量对欧洲当时的资本现代性方向进行改变的可能，并大声疾呼努力实现自己“哲学家不仅解释世界，并且还要改变世界”的宣言。如《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那些所谓的1848 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对照此后的一百五十年，这篇短小不过的文章与《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一样，不仅是对现代性的理论反思与展望，事实上这些文字所影响的无数次论争、集会、游行、罢工等斗争也直接参与了这一百五十年的现代性展现历程，使现代性本身具备了内在的无限张力，也对今天的我们不无启迪。
好了，回到《共产党宣言》，顺便一提，某些共产党的入党指南里面已经明确表示要招纳资本家入党了。这时重读马克思这篇著作的第一节就会更有意思，每一句话都如此亲切，因为我们所处当代资本世界的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着其中所描绘的一幕幕人间喜剧，为激烈转型的当代社会作出写照，从中不仅可以发现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议题，也直接刺出种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有“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浸透商品交换逻辑的家庭（更直接的是性）关系；
有诗人学者医生律师等所谓专业知识分子（至今也经常被媒体渲染为道德良心之标杆、化身）在资本及其代言人的雇佣下的奴化作态；
有资本裹挟之下伴随着隆隆推土机声的大规模推进的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迁徙——这种胜景在每年春运时分的火车站人潮中可以领略；
当然也还有今天广泛讨论的作为现代性话语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延伸的所谓“全球化”：即强势资本借技术发展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疆界的全球性扩张，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所有层面引发重构性影响的各种现象。这也是《共产党宣言》中曾予具体描写的现代性之普遍性追求：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你看欧盟、看G20，还有人设想未来的全球帝国。
因此，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不仅是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研究议题的学术入门，也是深入认识当代社会的最为精炼和精辟的教材，值得再三体会、反复重读。
至于马克思的乌托邦部分。其实乌托邦本身并无须承担历史选择呈现出失败的罪过，因为这本来就是两码事，于是质疑马克思的乌托邦、预言家身份的人们于是便选错了理应罪责的对象，进而言之，人类如果丧失了对乌托邦的政治幻想（正如现在的诸多思想和话语希望达到、或许已经达到的那样，即让人们没有历史记忆，也没有未来的激情，而永远活在资本的当下之中），那将是人类另一种无处容身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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