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来说了.当时的中国很落后,饱受外族欺凌压迫,而本民族内部情况也让人堪忧!
鲁迅是一个很爱国的人,起初,他认为要使一个民族强大,首先就要使这个民族的人民拥有一个健强的体魄,所以他离开东京去仙台学医,决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治病救人)来拯救国民.
可是在仙台学医期间,有一件事情让他很震惊,那就是——有一次在看电影的时候,很多中国留学生看到日本军人蹂躏欺压中国妇女,不仅没有丝毫懊恼反而以此为乐。这样的场景让鲁迅感到很痛心,他幡然醒悟——要真正解救一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族,并使其强大起来,仅仅让人民拥有强健的体魄是远远不够的;救治了羸弱的身体只是“治标”,而拯救人民麻木的心灵才是关键,拯救人民的思想才能“治本”,所以,他毅然弃医从文,从此走上了文化救民的道路。他以手中的笔杆为武器,用口诛笔伐的方式与敌人搏斗并唤醒民众。
我想到的——
鲁迅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早已被历史所证实。而正是在文学这条道路上,他创造了一个高峰,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后人所景仰。
同时,鲁迅的选择也警示我们: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其人民的思想必须首先要强大。
《藤野先生》这篇散文,1926年10月12日写于厦门大学。它主要记叙了1904年夏末至1906年初春作者在日本留学时的一段学习与思想经历,重点回忆了与这段经历有重要关系的藤野先生。
1902年3月,22岁的鲁迅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别祖国,到日本留学。1904年8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他想用医学“救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医”,为反压迫、反侵略的斗争出力;还想以医学作为宣传新思想的工具,启发人们社会改革的信仰,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但是,现实的教育,使他终于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于是1906年秋便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去东京,决定用文艺唤醒人民,使祖国富强起来。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期间,结识了藤野先生,并建立了深挚的情谊。
鲁迅与藤野先生分别20年后的1926年,正值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高潮的时期,也是鲁迅世界观发生伟大飞跃的前夜。这年秋天,在反动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迫害下,鲁迅离开北京,来到厦门。他在一封信中曾说:“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使有些准备。”所谓“休息”和“准备”,乃是回顾自己走过的革命路程,清理和解剖自己的思想,总结斗争经验,以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藤野先生》就是这时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楼上写成的。
从本文看,鲁迅离开东京去仙台学医,其直接原因是他厌恶东京的学习环境,厌恶清国留学生的浑浑噩噩,厌烦他们把环境搞得乌烟瘴气,但联系鲁迅的人生追求和其他作品看,有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他在后来写的《〈呐喊〉自序》中作过解释:“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可见他是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选择学医的,可就在医专学医时——如课文描述的那样——有一次看枪毙中国人的电影,说是由于“给俄国人做侦探”,而围观的“也是一群中国人”,这使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于是促使鲁迅萌发“弃医从文”的思想。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从东京到仙台学医,又从仙台弃医从文,这一过程无不深深浸透着鲁迅强烈的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实践着他“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学医只能医好人的身体,但是他发现中国人的思想麻木更严重,为了救国他弃医从文.
有一个好的身体,但是没有积极健康的思想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要用知识丰富自己,武装自己...
因为学医只能医好人的身体,但是他发现中国人的思想麻木更严重,为了救国所以他弃医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