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成为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卒谥文忠。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他的一些诗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如《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
欧阳修还有一部分诗作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更多的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的成就】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重要的地位】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欧阳修与滁州的不解之缘】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宽简”知滁政绩斐然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文学名篇名扬天下 】
欧阳修知滁时，已在文学上卓有成就，是当时文坛上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虽然做了官，并且在仕途上屡历坎坷，但始终未忘文学，写诗作文仍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在滁州时期，写出许多文字生动、情景交融的作品，其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
欧阳修(1007～1072年)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天圣进士。累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有《欧阳文忠集》，词集有《六一词》、《近体乐府》及《醉翁琴趣外编》。
诗情画意，秀丽多姿
——谈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的著名散文家和诗人。他的《醉翁亭记》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这篇散文饶有诗情画意，别具清丽格调，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确是不可多得的。
优美的意境。好的散文应为诗，要创造优美的意境。所谓意境包含着意和境两个方面的范畴，它是浸润着作者主观感情的艺术画面。优秀的散文应该有风光绮丽的图画美，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以悦目而致赏心。《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一个“乐”字，“醉”中之乐，它像一根彩线联缀各幅画面。而“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放情林木，醉意山水，这是作者的真意。散文立意犹如设了张本，作者就根据这样的“意”写了秀丽的“境”，从而达到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相谐。作者是从这样几方面濡笔，描绘散文境界的。
其一，山水相映之美。在作者笔下，醉翁亭的远近左右是一张山水画。有山，有泉，有林，有亭，然而，作者又没有孤立用墨，而是交织一体，既各尽其美，又多样统一。“蔚然而深秀”的琅山，风光秀奇，迤逦连绵，苍翠欲滴。群山作为背景，一泉环绕而过。林深路曲，泉流弯旋，则“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这里赖于壮丽的群山映衬，就益显出山泉的清朗，而亭台又偏偏踞临泉上，则别含另一番风光。这样，无山，则酿泉不美；无泉，则青山孤峙。无亭，则山泉失色；有泉，则亭台增趣。山与泉相依，泉与亭相衬，一幅画中山水亭台，一应俱全，且辉映生色，构置成诗一般的优美境界。
其二，朝暮变化之美。作者写出了醉翁亭早晚变化的优美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日上东山，阳光奔泻大地。蓊郁的树林本来被薄纱般的雾气笼罩，经日光一照，雾释露消，又显示出清新翠绿的颜色。而到了傍晚，日下西山，暮霭遍地，岩石穴壑一片昏暗。作者传神地写出早晚不同的景色。由于早晚不同，则作者运笔的色调、气氛有别。早晨有宁静之状，清新之息，傍晚则有昏暗之象，薄暮之气。作者对景色变化的观察既深且细，笔触如丝，根据不同的景象写了相异的境界。
其三，四季变幻之美。作者不仅写出了早晚的景色，而且以醉翁亭为中心，把笔墨进一步铺展开去，描下了四季的景物变化。“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确是传神笔致。作者在这里仍然细心地选取最富有特征的景物来加以描绘。芳草萋萋，幽香扑鼻是春光；林木挺拔，枝繁叶茂是夏景；风声萧瑟，霜重铺路是秋色；水瘦石枯，草木凋零是冬景。随四季变换，景物自有不同，各有其境界在，出现了四幅扇面，变化有致，给人不同的美学享受。同时，四幅扇面又是互相映衬的，春光如海映衬了秋色肃杀；夏日繁茂映衬了冬景寒冽。
其四，动静对比之美。散文写景绘境最忌呆板单调，一样景物，一种笔致，一式情态，又有何意趣?!欧阳修在这篇散文中时时注意事物的动静变化。先说景物与景物之间的动静对比。蔚然壮秀的琅山是静态，潺潺流淌的酿泉水是动态，山色苍郁悦目，泉声琮琮动听，相映成趣。“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树木之静对比出百鸟啁啾之动，相得益彰。再说景物与人物之间的动静对比。“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残阳息于山头是其静，人影移散，纷纷暮归是其动。静的景和动的人彼此映衬。最后，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动静对比。“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有唱有憩，有动有静。“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以众宾喧哗之动，对比出太守颓然之静，生趣盎然。由于作者多方面进行对比，使散文的意境绘形绘声，山光、水色、人情、醉态并于一画，各具情致。
精巧的结构。散文，顾名思义，要散，但散并非是不着边际的散乱，要做到散中有神，散而不乱。《醉翁亭记》结构上的精巧之处，值得我们努力学习。
金线串珠。《醉翁亭记》虽然时而山色露布卷面，时而水流泻进画幅，时而人情喧于纸上，看似散，其实一点儿也不乱。首要的原因是作者手中有一根金线。这根金线就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乐”，醉中之“乐”。正因为如此，文章的起、承、转、合，就无不统摄于作者主观感受和体验的波澜起伏。写山水，是抒发“得之心”的乐；写游人不绝路途，是表现人情之乐；写酿泉为酒，野肴铺席，觥筹交错，是表达“宴酣之乐”；写鸣声宛转，飞荡林间，是显示“禽鸟之乐”，更是为着表现太守自我陶醉的“游而乐”。欢于万物，乐在其中，全文因景生乐，因乐而抒情，这样，行文走笔，一路写出，围绕个“乐”而展开，就不是断片的杂碎，而是统一的整体，犹如穿千颗珠玉缀在金线之中，收万道阳光凝于聚光镜上。也正因为有聚光点，有主骨架，文笔的散反而会转化成一种特色，显得运笔从容，左右逢源，越是散越是丰满了散文的血肉，增添了散文的生机，增强了散文的内容。
曲径通幽。《醉翁亭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峰回路转，有亭翼然。”借用这句话来形容这篇散文的结构特色是很恰当的。作者写四时晨昏的不同景物，五光十色的琅风貌，可谓匠心默运，苦意经营。作者为写出醉翁亭的位置，颇下一番心思，他不是径直言之，而是曲折写来。文章一开始敷设了五层笔墨，“环滁皆山”，一层；“西南诸峰”，一层；深秀“琅”，一层；潺潺泉水，一层；“有亭翼然”，一层。五层笔墨不是均衡用力，平分秋色，而是层层烘染，步步进逼。先用大镜头、长镜头，然后推成小镜头、短镜头，最后跳成特写，不平不直，九曲回肠。先用概描，写滁州山景，大笔淋漓。下一“尤”字，文章迭进，带出“西南诸峰”。再着一“望”字，视线集中琅。用毕视觉，跟后就用听觉，“水声潺潺”，于是酿泉入画。尔后，用一“回”字，着一“转”字，醉翁亭才赫然在目，进入卷面。作者在用笔时，好像围野狩猎，逐渐圈小区域。这样不仅让人们了解到醉翁亭之所在，而且通过层层烘托，突出了它的美。如此描写，便使“亭”非比寻常；如此用笔，便使“文”不同凡响。再如文章结尾处，作者为了突出“太守之乐”，也是用的层层烘托的笔法。用禽鸟之乐，反衬众人之乐，再用众人之乐，反衬出太守之乐。这样，太守之乐就在众多的烘托下被推到峰颠，显示出主观感受和体验的高人一筹。
呼应有方。前有伏笔，后必照应；藏墨于首，显豁于尾，是《醉翁亭记》结构安排的第三个特点。文章一开始写道：“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但太守又“名之者谁”?暂按不表，埋下伏笔，催人卒读。直到文章刹尾处，才端示：“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奏到首尾相照之效。再如“太守乐”呼应了“山水之乐”，乐从山水来，太守乐就有了根据。“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照应了“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年事既高，又放情山水，太守醉就有了着落。又如“夕阳在山，人影散乱”，纷纷离去，是因为时令已晚，这便跟前文的“暮而归”又恰成照应，把这句话具体化了。处处注意呼应照应，就使文章的内在结构经纬分明，严谨周密，无懈可击。
出色的语言。《醉翁亭记》的语言极有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练， 音节铿锵，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既有图画美，又有音乐美。
首先，《醉翁亭记》的语言高度概括，含义丰富。最突出的是，作者在本文中首创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被同时代和后来的作家所用，例如苏轼在著名的《后赤壁赋》中写秋冬之交的江上景色，就直接借用了“水落石出”一词。又由于作者用词精当，词句的概括内容很广，因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演变成稳定性强、规范性高的成语，发挥了它们的引申意义。
其次，《醉翁亭记》的语言凝练精粹，晶莹润畅。这是作者善于观察事物，精辟地捕捉对象的本质特征并加以提炼的结果。例如写晨昏景象之异，只用两句就概括殆尽：“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林、岩、晨气、暮霭，均是山间习见之物，以此下笔，切景切境。同时，“出”“开”联属，“开”是“出”的后果。 “归”“暝”联属，“归”是“暝”的前提。动词的出神入化，互为因果，使变化着的山景逼真欲现，恍若在即。又如写四季景物，作者独到地捕捉了富有季节特点的典型情景，以“香”言春，以“繁”状夏，以“洁”喻秋，以“水”写冬，无不情状俱到，精确熨贴。再如“树木阴翳，鸣声上下”，前句写色，后句传声，兼声兼色，寥寥八字便把薄暮情景表现无遗。还如“有亭翼然”，仅譬一喻，亭的形状、风貌便画出来活像鸟儿展翅，凌空欲飞。
《醉翁亭记》还留下了推敲文句的文苑佳话，为人们所传诵。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写道：“欧公(按：指欧阳修)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的《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周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朱子语类大全》卷一百三十九)滤沏文词水分，浓缩语言容量，使之片言能明百意，只字足敌万语，达到妙造精工的地步。
再次，《醉翁亭记》的语言抑扬抗坠，铿锵悦耳。全文几乎用“也”收束句尾，又一贯通篇，毫无赘烦之弊，反有灵动之妙，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它虽是散文，但借用了诗的语言表现形式，散中有整，参差多变。他安排了不少对句，使句式整饬工稳。
单句成对的有“日出而林霏开”对“云归而岩穴暝”；“野芳发而幽香”对“佳木秀而繁阴”。
双句成对的，有“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对“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
作者虽受骈文影响，但非食而不化，乃是有所创造，融化到笔底，又自然天成。不做作，不矫饰。这样，读来顿觉舌端润畅；听来，倍感声声清朗，具有音乐的节奏感和回环美。
欧阳修在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一扫唐五代文坛浮艳艰涩的流风，建立了清新、秀美、刚健、婉转的文学风格。这篇《醉翁亭记》就是他的文学主张的最好的艺术实践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卓著，是著名的“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唐宋八大家”，北宋就占了六家。而北宋六大家中，除欧阳修本人以外，其余五家都是出自欧门。在史学方面，欧阳修参加编撰《新唐书》，独立撰写《新五代史》。在著名的“二十四史”当中，他一个人就编撰了两史。这在古今史学家当中，成就是很突出的。
欧阳修不仅成就非凡，而且人品高尚，他在编撰史书时不夺人功的事在当时就很感人，至今对我们仍不乏启示。
据《宋稗类钞·雅量》等书讲：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宋仁宗诏令成立唐书局，由王尧臣、宋祁、张方平等人重修《唐史》，但是历时九年，久不成书。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八月，仁宗把欧阳修调到秘书省太史局，专门负责编撰“纪”、“志”两部分，“列传”则由宋祁编写。在人事安排上，欧阳修负主要责任，官位在老臣宋祁之上。待《唐史》修成，朝廷认为一部书出自两个人的手，文体不能同一，于是召见欧阳修，准许他看“列传”，并让他删改成一种文体。欧阳修虽然接受了命令，回来却叹道：“宋公对我来说是前辈，况且各人所见多不相同，怎么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见删改呢！”等到《唐史》最后修定，进献仁宗时，御史说，按照老规矩修史书，只署太史局中官位高的一个人姓名，欧阳修官高，应当署名。可欧阳修说：“宋公对“列传”费的功夫很多，而且用的时间又长，难道我能掩没和夺取他的功劳吗？”于是，“纪”、“志”部分署名欧阳修，“列传”部分署名宋祁。宋祁听了后，感慨地说：“自古以来文人不相谦让，而好相互欺侮。欧公之举，可说前所未闻。”
在官修正史上署名是真正的“名垂青史”，可欧阳修决不欺世盗名，可敬可佩。联想到今日文坛、学坛，又难免不生感叹。宋老先生说的“不相谦让”、“相互欺侮”之事现今还时有发生。君不见，某些领导身居要职，大字不写一个，赫然在大小丛书上或词典、事典当中挂着主编的头衔；某些老板财大气粗，文墨不通却用“孔方兄”挤进大书小书的作者行列，附庸风雅；甚或有教授凭师之尊严，无可置疑地把大名署在自己学生论文的前面……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若欧阳公九泉有知，恐怕也只好摇头叹息了。
生平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成为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卒谥文忠。
欧阳修就是（欧阳锋）的儿子，从小就练9阴真经最后走火如魔死了
我们语文老师说的肯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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