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曹操的评价

曹操，以前把他骂为乱臣贼子，后来为他平反，认为他是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当然不管如何评价，曹操是个绝对有能力的能臣是绝对不可否认的。

先看他的出身，应该说，他的出身在高干子弟中并不是很出色的，宦官的养子的儿子。这为真正的高贵的士族不耻的，尤其是在党锢之后。不过曹操是之中的异类，他和大多数的士族子弟如袁绍等人关系都不错，而且也反对宦官弄权，不过，这也正常，有弄权的宦官，也有忠于皇帝的宦官，汉代宦官的权力毕竟有限，假如后代能漂白为士大夫那是更好。

所以曹操年轻时，到是结识了许多朋友，不过那时的交友方法，自然不是什么好办法，我们也不必深究了，贵族有贵族的结识方法。这点曹操袁绍就比刘备孙家他们有优势多了，刘备一介平民，认识的也就是草莽英雄，之后好不容易挂了个汉室后裔，但是也就在之后和刘表刘璋之类的本家兄弟上用用，那些实权派根本不理他。至于孙策原来还是做强盗的，最多也就算地方豪强，比起曹操在中央有势力，差的不是一大截。

曹操后来做官，有了父辈的支持自然很便利，宦官那有祖父支持，士族那因为交游广泛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之后为政和宦官捣了一把乱，在宦官那有祖父保住没事，在士族那可是大大得分。

再下来就是黄巾起义了，说实在的，黄巾起义比起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起义要弱的多了，远没达到颠覆政权的能力，和太平天国起义也比不上，虽然很多地方势力借此机会有了自己的武装，但是只要中央政权保证稳定，还是可以支撑下去，来一个中兴的，偏偏何进只会杀猪，不会做事，先要外兵入京，再被宦官设计杀了。之后袁绍杀宦官，当真是乱了，（不过此时曹操一家已经不算宦官势力了，不然挂了也难说。）这一乱才真正断送了汉家江山，据说宦官头目被杀前说朝廷完了，这句话到是没错，就算宦官掌权，士族势力还可以对峙，宦官也灭不了汉朝，但是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覆灭，由外兵士族掌权，汉朝真是完了。之后董卓入京，他一个西北乡巴佬能有什么威望，只能靠强力压制，这时地方势力就有借口了，汉朝从此进入了割据时刻。

这时的曹操还是很忠于朝廷的，之前镇压黄巾起义说实在他没捞到什么油水，（黄巾起义主要得利的是原地方大员。）地位也不如袁绍那般高，不过在讨袁的联军中是比较一心一意的，不能否认他有争风头的情况在里面，但是此时的他还是想做一个能臣，为汉室尽忠的。（讨董成功的话，那最得利的应该是联军主帅袁绍，但是看他后来的动作，一直不迎接献帝，看来还是胸无大志，想在一方割据做土皇帝。）在这次行动中大家都有私心，出力的两个一个是曹操，宦官子弟，一个是孙坚，原来是地方黑社会头子。其他的官员都有私心，汉朝最终要靠这些官员支持，当真是要倒霉了。

群雄割据之后，曹操回家招兵买马，当然和袁绍那种三世五公比起来，曹操要逊色一点，但是比起刘备白手起家，孙策那种靠老爸留下的部曲和自己的老朋友打天下，要好的多了。他曹家家大势大，搜刮的钱财多，招兵不缺了，还有他曹家和夏侯家两族兄弟多，而且一个个都是能征惯战的主，上阵不离父子兵，曹家夏侯家的兄弟不用象外姓那样担心，用起来得心应手，再加上曹操本身就是不世出的一代兵法大家。外加曹操收罗的那些谋士，曹操对人能所用其才，不拘一格，能连续击败北方诸雄，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当然，其中最关键的是两点，第一点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汉朝天子虽然没了实权，但是名义上的权威还有，还是中央朝廷，是大家公认的。你曹操要讨伐某人也就是军阀混战，但是天子下令就是师出有名，我讨伐你你反抗还就是造反，天下人人可讨之，这武器可是重要的很，你看那些恨曹操的，都也不得不打着复兴汉室的幌子，不过老百姓可不管你谁是谁非，首先看谁给饭吃，其次看天子在哪？中央朝廷在哪？至于谁是贼，就没这么好研究的了。不过天子这个香馍馍谁都想要啊，要不是袁绍目光短浅，想做土皇帝，懒得迎汉帝，刘备实力太弱，孙坚被人暗杀。这个天子还真保不住。不过，在曹操迎接汉帝之前谁都没想到，可见曹操判断之英明。第二点就是打败袁绍，之前曹操虽然控制了天子朝廷，打败了一些小势力，但是总体实力和袁绍比起来还差的多。从号召力上，曹操虽然有天子，但是在官衔上还不如袁绍，而且曹操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而袁绍三世五公，在士族中的号召力要远远超过曹操，名声也比曹操好的多。从实力上说，曹操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地盘，兵力，粮草都远不如袁绍，又腹背受敌，就算他手下的大将也不比袁绍手下的河北诸将高超多少，就拿官渡之前的形势看，曹操的战术上虽然获得了许多胜利，但是在战略上还是处于劣势。袁绍虽然犯了很多错误，但是靠实力就要把曹操慢慢磨死。官渡对峙，曹军缺粮，又不能退兵，一退兵，就立刻溃败，曹军中大量人员向袁绍投降，这已经说明形势的危急。要不是许攸投降，乌巢被偷袭，北方就成了袁绍之天下，那之后的局势就完全不同了。而打败袁绍之后，在北上收编北方四州，一统北方，曹操成为天下之雄已经是大势所趋了，之后赤壁，汉中的受挫，只是伤其一指，没有伤到根本。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孙权还能三分天下不愧为世间豪杰，尤其是蜀汉，几度北伐，压制了北方。

曹操本有一统天下之心，但是赤壁汉中受挫，外加年事已高，也只有暂时放下一统雄心了。他曾经说过，假若没有他，“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虽然事实如此，不过也是自誉了，没有他，袁绍，孙权，刘备等人都可能统一天下，其实他也就是其中的一个胜利者罢了。

曹操为什么没有称帝，这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他已经是魏王了，已经破了刘姓不能为王的惯例，为什么不再进一步呢？

是曹操想为自己留后路？曹操知道自己很遭人恨是一定的，而且他也不敢保证他之后曹家是不是能够掌权，所以他给自己布置了很多假坟墓，是不是因为这点使他有顾忌，想为自己留个后路呢？应该不是，即便他不称帝，别人也不会不恨他，而且自己称帝，和自己的儿子称帝，效果是一样的。

是曹操还有汉臣之心？这也不好说，假若说以前的曹操，他效忠汉室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曹操已经是一代霸主，天子已经成为他手中的玩偶，何况他已经成为魏王，破了刘姓不能为王的惯例，这样的作为已经不能称为汉臣了。（之后刘备称王到是没什么问题，他姓上就占了便宜。）不过，或许他真有一点忠臣之心吧，只想做周文王而已。

是曹操有顾忌？确实很多手下的大臣反对他称帝，连他也知道，孙权劝他称帝是要害他在火上烤，但是他手下还是有很多想做开国元勋的大臣，就是这些大臣将曹丕送上皇帝宝座。

也许是什么方面的关系都有吧，总之曹操没做皇帝，不过他儿子曹丕马上就做了。曹操马上就追封为皇帝。

假如曹丕不篡汉，而象日本那样作为幕府将军的统治会如何呢？这里有几个问题，天皇只是作为傀儡，而汉朝的皇帝是有过实权的。中国时常有北方强敌入侵，需要强大的由皇帝控制的中央政权把握一切，而日本岛国不太会发生那种情况。而且日本没有更换皇帝的传统，中国自秦到汉，西汉到新再到东汉，已经换过两次了。而且，历代将军其实都有天皇血统，与其说将军专权，还不如说是外戚专权更好。

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西汉当年被王莽篡权，之后赤眉绿林进京都选刘姓为王，这说明汉家的天下在大家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要不是东汉末年朝政太过腐败，民心有些偏离，曹魏也说不定真以魏王之号令天下，尤其是在刘备以汉室后裔号召天下的情况下，以这种名义号令天下更好一些。不过，怎么看由刘备再建汉室的可能性都大于曹魏开幕府的可能。

而且日本那种情况确实比较少，就算日本天皇也不是没受到威胁的时刻，只是日本的将军并不能真正的象中国那样完完全全的控制各地，所以不得已才留下天皇作为幌子。而当年织田信长以武力开始统一天下时，其实也展露了想取天皇而代之的念头，尤其是自号为神，明显是和天皇是神的说法相同，要不是之后的本能寺之变，说真的日本天皇也难保。

后人对曹操的评价

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曹瞒传》评价曹操：“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

裴松之写过：“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李宗吾评价曹操：“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厚黑学》

顾炎武评价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三国志（注）》评价曹操：“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易中天评价曹操：“曹操是可爱的奸雄，他的奸与雄统一于雄。”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同志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同志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

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后人对曹操的评价

疯狂支持易中天的曹操论，在最后一句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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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曹瞒传》评价曹操：“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

裴松之写过：“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李宗吾评价曹操：“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厚黑学》

顾炎武评价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三国志（注）》评价曹操：“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易中天评价曹操：“曹操是可爱的奸雄，他的奸与雄统一于雄。”

真英雄，真丈夫，真男人，真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