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张性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中,央行是如何应用货币政策的

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控制货币供给，影响利率，从而影响投资，并最终影响国民收入。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给量的目的主要通过调整法定准备率、变更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三大手段来实现。
（1）调整法定准备率。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改变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率来控制货币供给。当经济萧条时，中央银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调低法定准备率。反之，当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在法律规定的上限以下提高法定准备率，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减少。
（2）变更再贴现率。当经济萧条时，中央银行降低再贴现率，以吸引商业银行将手中持有的债券向中央银行贴现，从而增加商业准备金，以鼓励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刺激消费和投资；当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为了控制货币数量和商业银行的放款规模，提高再贴现率，从而减少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
（3）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政府债券以影响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手段。当经济不景气时，为了刺激总需求，中央银行便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商业持有的政府债券。当经济过热，中央银行便在市场上卖出政府债券。商业银行购买债券后，可以贷出的货币减少，从而中央银行达到了控制货币、控制投资，进而影响经济运行的目的。
上述三大手段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的手段，它们不公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使用。一般说来，由于调整法定准备率对整个经济的影响程度很大，因而在实践中较少使用。变更贴现率可以间接地控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因而在实践中较为常用。公开市场业务不仅便于操作，而且很容易进行数量控制，而且很容易进行数量控制，因而在实践中最为常用。

第一，控制货币发行。这项措施的作用是，钞票可以整齐划一，防止币制混乱；中央银行可以掌握资金来源，作为控制商业银行信贷活动的基础；中央银行可以利用货币发行权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　　

　　第二，控制和调节对政府的贷款。为了防止政府滥用贷款助长通货膨胀，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规定以短期贷款为限，当税款或债款收足时就要还清。　　

　　第三，推行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通过它的公开市场业务，起到调节货币供应量，扩大或紧缩银行信贷，进而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　　

　　第四，改变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准备金率，据以控制商业银行贷款、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　　

　　第五，调整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间的贴现行为。调整再贴现率，可以控制和调节信贷规模，影响货币供应量。　　

　　第六，选择性信用管制。它是对特定的对象分别进行专项管理，包括：证券交易信用管理、消费信用管理、不动产信用管理。　　

　　第七，直接信用管制。它是中央银行采取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直接进行干预和控制的措施，以控制和引导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

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有效供给不足的特征，资金需求一直有较大缺口，因此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具体来看，从1979年到1980年，主要表现为两大政策“双松”配合；1981年是财政政策紧，而货币政策松；1982年到1984年，表现为两大政策“双松”配合；1985年则是两大政策“双紧”配合；1986年到1988年，仍表现为两大政策的“双松”配合；1989年到1991年，是两大政策的“双紧”配合；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再次出现“双松”配合。该阶段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政策协调的外部环境尚不完善，表现为政策作用的微观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并且通常运用行政性手段来完成政策实施。二是在长期短缺经济环境影响下，政府还缺乏市场经济调控机制应用的经验，表现在两大政策协调方面，一直以直接调控为主，很少用财政和金融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而且“同松同紧”情况居多，没有更多的多元化政策搭配，这也造成了政策协调的效果不佳，“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成为常态。　　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6年。该阶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高。但与此同时，在有效供给不足的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与此同时，两大政策配合也逐渐获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础，其中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逐渐奠定了公共财政的基础，而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使得货币政策制定进一步得以独立。应该说这期间两大政策的协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调控手段多样化配合、调控技巧改善、驾驭宏观经济能力有所提高，这对于实现经济“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始于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不仅使得货币政策开始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而且也引发了未来两大政策配合的新层面。　　第三阶段是从1997年到2002年。1997年开始，由于增长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逐渐从资源约束过渡到需求约束，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调控的新问题。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促使中国经济的周期性低谷来临，物价走低、投资低迷、失业增加等通货紧缩迹象开始令人担忧。面对这种情况，1997年以后，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其中以扩张性为实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手段是通过增发长期国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此期间“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质则是通过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限制。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这一阶段，政府首次面临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周期低谷，并且处于有效需求不足与结构性供给不足的两难境地，因此给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不仅提供了创新的背景，也带来了众多新的难题。　　第四阶段是从2003年至今。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政府从2004年逐步调整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和力度，适当调整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和优化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结构，向社会传递出政府合理控制投资的政策信号，并在2005年宣布财政政策再次转型，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特征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之相配合，从2003年起，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适当回收流动性，最终确定“稳中适度从紧”的政策思路。五年来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提高利率，这些都是紧缩银根的措施，旨在控制货币供应量。进入2007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中央政府也把2008年的宏观调控思路，定为“从紧货币政策”与“稳健财政政策的协调”，这也体现了政府对较大通胀压力的担忧。应该说，在此阶段，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实践，例如以应对流动性问题、推进外汇储备管理改革为目的而发行特别国债的行为，以及调低利息税以引导储蓄资金流向等政策。　　综合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践，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逐渐向市场化调控转型，为发展新型的两大政策协调机制奠定基础。进入21世纪，财政政策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从注重用政府投资性支出影响经济，逐渐过渡到税收、公债、转移性支出等多项工具的综合运用。而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货币政策也逐渐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而不仅是传统的信贷控制。　　第二，从两大政策的作用效果看，财政政策从强到弱，货币政策从弱到强。改革开放之初，财政政策居于主导地位，货币政策的作用几乎没有。1985年之后，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通过控制信贷规模而影响货币供应量，成为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1994年分税制改革也弱化了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使货币政策成为两大政策协调的主导方。1998年以后，由于货币政策作用不理想，扩张性财政政策才再次走上前台，但这并没有削弱政府对货币政策作用的期望。事实上，在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前后，货币政策仍是政策协调的主要一方。进入2007年，开放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面临了更多的困境，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财政政策应在宏观调控中担负更多的职责，这对两大政策协调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第三，迄今为止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主要通过关注总需求管理，致力于实行经济总量稳定。我们知道，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理念影响下，财政与金融的协作问题，主要研究在封闭体系的自由利率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有效配合来促进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相对有效的。然而对中国这样面临发展与转轨双重任务的经济体来说，则显得过于单一。长远来看，两大政策协调，还必须关注结构调整性的供给管理、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制度优化等层面，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