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之两大学派

第一实学

　　中国实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实学是指自先秦以来注重现实、经世致用的学问；而狭义实学则是指发韧于北宋中叶、昌盛于明末清初，针对明末居敬主静、明心见性的理学及“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王学末流所造成的种种积弊进行理性反思和深层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股社会变革思潮。

　　清初实学在力矫晚明颓习的基础上，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改空谈为实证，弃独断是质测，把学术研究领域扩大到自然和社会的众多实际领域，如天文、地理、九经、诸史、风俗、吏治、财赋、典章、制度等。其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及方以智等。

　　顾炎武（1613──1682）字忠清，江苏昆山人，人称亭林先生，是清朝初年思想家和学者。顾炎武“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潘耒《日知录序》）。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他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在治学方法上，“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三大儒。他深受王守仁心学影响，提倡以修儒为心学之本，以慎独为入德之要。力主穷经、治史，指出，“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清史稿》卷四八0)。倡导经世致用，开创一代求实学风，成为清代史学之祖。批判宋代理学空谈性命和治学，不以《六经》为根柢，谓“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俗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南雷文定集·集编修弁玉奂君墓志铭》)。哲学上，主张气本论，认为“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明儒学案·河东学案》)；在道器关系上，坚持“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南雷文约·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的观点；在理心关系上，认为“我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无有碍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明儒学案》)，力主“心即气”的观点。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今属湖南)人，世称船山先生，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己任，有鉴于明代学术蛊坏，世道偏颇，强调将理性思辩与经验见闻相结合，以求“思学兼致之实功”（《搔首问》）。其学术贡献不仅以博大精深的哲学思辩见长，而且长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王敔《姜斋公行状》）。哲学上，他提出“理在气中”的命题，认为“气者，理之依也”(《思问录·内篇》)。在道器观上，认为“道不离器”，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卷五)。

　　清代实学产生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交，其在痛定思痛中高扬的“经世”思想深刻影响了整个清代儒学历程。颜李学派、浙东史学、特别是在晚清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晚清儒学，都从清初的实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动力。

　　第二颜李学派

　　颜李学派是清代初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因该派的创始人为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而得名。颜李学派标帜“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习斋记馀》)，与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学相对立，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被称为“颜李之学数十年，海内之士靡然成风”（《秦关稿序》）。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初思想家、教育家。主讲肥乡漳南书院，以文事、武香、经史、艺能诸科教生。著作《四存编》、《四书正误》、《习斋记馀》、《朱子语类评》，后人编入《颜李遗书》。

　　颜李学派的主要思想特征大致有这几个方面：

　　一、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崇尚实学。颜元提出，程朱是与孔孟对立的，所以“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他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在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解者”（《存学编》卷一）。所谓“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时、姻、会、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李塨继承了颜元的这一思想，批评宋明儒者专为“无用”之学，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有益于世道，倡导亲身习行践履。他与颜元一样，强调学者要能干济实事，有用于世，致力于“礼乐兵农之学，水火工虞之业”。

　　二、反对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盛赞孟子的“性善论”。颜元认为，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他认为只有气质之性，才是人性，他赞同孟子确定人性本善是有功于万世，强调理、气、性、形不二，指出人的恶行是由后天的“引蔽习染”而导致的结果，并提出性、情、才三者相统一的人性论。李塨认为“气外无理”，主张理气不可分，提出“理在事中”，还进一步发扬颜元注重实际知识的思想，认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恕谷先生年谱》卷二）。

　　三、效法三代，力主复古。颜元主张恢复井田、封建、学校的“王道”政治，又提出以“垦荒、均田、兴水利”七字富天下，以“人皆兵、官皆将”六字强天下，以“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九字安天下。李塨强调要“考古证今”，在是否应回到“封建”制问题上，李塨认为“惟封建以为不必复古。因封建之旧而封建，无变乱；今因郡县之旧而封建，启纷扰”（《存治编·书后》），这就是说，当时改郡县为封建是一种“复古”，它将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第三乾嘉学派

　　乾嘉之际，学风大变。百余年间形成“古典考据学独盛”的局面，汉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清经解》收录考据名著157家188种1408卷，其中大多数是乾隆、嘉庆年间的著作，世称乾嘉学派，也称考据学派。该派主张为学应先求而后得，先学而后知，提倡治学要经世致用，强调“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的结合。他们还反对空谈性理的宋明理学，但又以宋学中继承了辨疑的优点，既提倡“考查一字之义，必本六书，群经以为定诂(《清儒学案》)的求是精神，又提倡学与思的结合，打破了砂锅纹(问)到底”的辨疑精神。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两派。吴派得到皇帝的支持，皖派得到学术界的推崇。

　　吴派即苏州学派，以惠栋（1697-1758）为开创者。该派主要特点是博而尊闻，罕及义理，信古尊汉，述而不作。吴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钱大昕、孙星衍、王鸣盛、洪亮吉等。

　　皖派即徽州学派，以戴震（1723-1777）为创始者。该派从音韵训诂入手，直探儒家经典义理，主要特点是通人情，致实用，断制谨严，条理绵密，研究范围较吴派为大。其经学宗旨为：欲明经义，必先考订文字，训古音义，“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皖派的其他代表还有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孙诒让等，他们在音韵、文字、训诂诸方面都有卓越的创见。

　　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术，在训诂、考据、音韵、文字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其精密、严谨的治经方法，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在专制政治和文字狱的威压下，这百余年的思想文化界在总体上是沉闷的，乾嘉儒学与清初儒学相比较，明显的由“经世”向“逃世”的退化趋向。

　　第四今文经学

　　清代今文经学是继清代乾嘉古文经学衰落之后，于道光年间前后复兴再起的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和学术思潮。它的开创者是庄存与，而其真正奠基者则为刘逢禄、宋翔凤，复兴发扬者则为龚自珍、魏源，继承延续者则为康有为、梁启超。由于庄存与、刘逢禄皆为江苏常州人，他们与其后学者或具有血缘关系，或存有师生之谊，且都推崇《春秋公羊传》和西汉今文经学，故清代今文经学派又被称为“常州学派”或“公羊学派”。

　　常州学派的兴起实际上是对乾嘉汉学的一次反动。这一学派以汉代今文经学为家法和理论来源，以《公羊传》和董仲舒、何休的著作为经学依据，其基本特色是借发挥孔子的“微言大义”来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借“张三统”、“通三世”、“受命改制”等等说法来做自己托古改制的理论依据。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号养恬，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他治经虽然并未完全排斥古文经学，但他不着重于名物训诂考据，而专力于阐抉经典义理，尤精于春秋公羊学，所著《春秋正辞》一书，为清代今文经学的第一部著作。他的经学思想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不拘汉、宋门户之见，重在阐抉经典义理，“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第二，尊崇春秋公羊义理，重在讲求取法致用。

　　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号申甫，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他笃守今文经学家法，专宗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学说，反对东汉许慎、郑玄的古文经学，治经主张阐究微言大义，力攻乾嘉烦琐考据之学。他的学术思想，标志着清代今文经学的真正兴起。刘逢禄的经学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博治儒家经典，宗归今文经学；第二，借助公羊义理，讲求经世致用。

　　继庄、刘二人之后，复兴发展了清代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道光年间的龚自珍、魏源两位今文经学大师。梁启超曾评之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沈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清代学术概论》）。

　　而龚自珍、魏源之后的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托“公羊改制之义”，提倡维新变法，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

　　第五晚清儒学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伴随着西方强大的经济侵略，西方的思想文化也以空前的规模、力度和深度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面对这一文化危机的挑战时，主要产生了以下三种不同的主张：

　　宋学派的经世致用说该派以唐鉴为代表，追随者有倭仁、曾国藩等。宋学派强调儒者除自身守道外，尚应重视“辅世”、“救时”，因此，大多不尚空谈，重视躬行，而该派影响最大的主张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客观上冲击了儒家重道轻器的传统，而且从实际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维新派的今文经学该派以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为代表。他们打出“孔教复原”的旗帜，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发挥《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学说，干预时政，并出于政治需要，对传统儒学实行尊孟抑荀，对宋明理学实行崇陆王贬程朱。他们还将西方的进化论与儒家的变易思想、三世说相结合，提出一套进化史观。

　　国粹派的古文经学该派的主要成员有章炳麟、刘师培、邓实等。他们以《国粹学报》和《国故月刊》为舆论阵地，主张发明国学，保存国粹，注重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涉及经学、史学、音韵、训诂、诗词歌赋、金石书画等。他们宣传儒家重夷夏之防的思想，借以鼓吹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认为古文经学优于今文经，并通过为古文经辩诬，批驳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说，以反对改良。针对当时不少人“醉心欧化”、排斥传统文化的倾向，他们认为只有国粹才是真正的救国之方，抨击新文化运动为“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以放荡为自由，以攘夺为责任，斥道德为虚妄，诋圣贤为国愿”，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

乾嘉学派与扬州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