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论诗”
——对布莱克诗作《老虎》的新解读
安晓红
《老虎》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一首脍炙人口、耐人寻味的著名诗作。《老虎》鲜活的诗歌意象、独特的铿锵节奏为读者所喜爱,“老虎”如谜的象征意义为文学批评者所关注。评论界一般倾向于认为《老虎》是写法国大革命的, 因为该诗出版于法国大革命之后不久,加上诗中充满了诸如“火”“铁锤”“锁链”“熔炉”和“矛”等和革命有关的意象。如果以传统批评中阶级分析的视角来解读,老虎理所当然被当作强大革命力量的象征。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歌颂了造物主上帝的伟大。该诗确实对造虎者表示了敬畏:“什么样不朽的手和神眼/能够构建成你那么可怕的对称[1]?” 事实上,该诗文本为我们提供了第三种解读它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试图以新批评与原形批评更深刻地解读这首诗,会发现布莱克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关于诗歌创作的理念以及浪漫主义的诗风。
一、《老虎》吻合“老虎”形象
布莱克集铜板雕刻与诗歌创作为一身,在他为《老虎》做的版画摹本中,标题“老虎”占了画面的九分之一,其中每个字体是诗中字体的五倍,标题的底部又是老虎的画像,从而一个来势凶猛、令人生畏的老虎形象活脱脱地勾勒了出来。而标题“老虎”一词的拼写却用得是旧体拼写的“Tyger” 而不是“Tiger”。布莱克在当时两种拼写都可接受的情况下有意选择了前者,暗示诗中的老虎不仅是具体的实物,更是一个极具 “独特性和神秘性”[2](106)的形象,是一个象征。紧随陌生、可怕的老虎形象的就是诗歌第一行对称的、抒发强烈感情的两个“Tyger!Tyger!”。这样,标题、画与诗共同勾勒出了“可怕对称”的“老虎”形象。“可怕的对称”这个描述老虎外形的关键词在他第一诗节和最后一个诗节的最后一行均出现了,它成为揭开诗歌《老虎》象征意义谜团的一把金钥匙。很明显,“可怕的对称”是一对矛盾修饰语。“对称”一词是一个与视觉艺术相关连的词汇,指老虎的体形与花纹含有一种比例恰当的平衡美与形式美。而“可怕”一词则意在强调老虎均衡的美令人生畏,“老虎”的意象“内涵了一种惊涛骇浪的威力和燎原烈火的恐怖”[2](106)。总之,“可怕的对称”成为“老虎”形象的本质特征。
“老虎” 意象首先与《老虎》诗形一致。诗歌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第一诗节中存在于想像中的、神秘的“Tyger!”“Tyger!”意象在最后一个诗节演变成了诗人的现实作品“Tiger”“Tiger”,暗示创作过程已经完成。另外,第一诗节的“能”(could)与最后一个诗节的“敢”(dare)对称的出现在了诗歌的开始与结尾,意在点明创造者要坚忍、勇敢地完成创作,这两种对立的状态与风格必需遥相呼应。至此,这一在意义与形式两个层面上的环行结构标志着《老虎》诗形上的“对称”。
其次,在《老虎》这个“对称”的诗形包裹下的是弥漫在《老虎》中间四个诗节的“可怕”的诗境。承接了第一诗节对“老虎”的揣度和玄想:“什么样的神手或天眼/造出了你这样的可怕对称?”,诗歌的第二诗节继续讨论第一诗节的疑问,“从何处取得你眼中之火?/ 凭什么敢攫取这火光?”,但进一步加深了与令人敬畏的老虎相对应的“火”的视觉意象。关于火这个原形意象,威尔赖特在《原形性的象征》一文中指出火的“非理性的突发性和蔓延性”[3],即火具有巨大的毁灭性。在极具可怕的火光中,在第三诗节创造者开始以巨臂“扭动老虎心脏的筋健”。“扭动”(twist)一词暗含“暴力”,在动作上回应第二诗节可怕的火,为第三诗节末出现的令人畏惧的“威猛的手脚”打下伏笔。“威猛”(dread)一词在英语中有“令人敬畏的”和“可怕的”双重意义。威猛”(dread)在第四诗节中已完全演变成了“可怕”:“可怕的握力”直至“死一般的恐怖”。在第五诗节中,创造者却对自己恐怖的作品报以微笑,创造者不但没有被极具致命威力的被造所吓倒,反而呈现满足的微笑,表明老虎的创造者比老虎更令人敬畏,“可怕”的诗境被推向了高潮。
同时,他的微笑因为他在创造象征邪恶和毁灭的老虎的同时也创造了象征善良温顺的绵羊,使这个世界在“可怕的对称”拥有了永久的原动力。就象布莱克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指出的那样:“没有对比的事物就没有前进。吸引与排斥、理性与活力、爱与恨,这些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4]。”《老虎》的主题,“可怕的对称”从而也被点化。
我们解读出了《老虎》诗形、诗境与诗歌主题均与“老虎”“可怕对称”的形象吻合。至此,我们可以确定《老虎》与诗歌创作有关。
二、“老虎”的形象蕴涵诗学主张
在得出 “老虎”形象是关于诗歌创作的结论之后,我们慢慢走进“老虎”的创造过程,试图进一步细致解读其中蕴涵的诗学主张。首先,破解《老虎》中“老虎”的创造者。在第一诗节“什么样的神手或天眼/造出了你这样的可怕对称?”(“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这一全诗的中心句中寻找突破点。“immorta”一词既表达了对“老虎”本质的追问,也有对老虎创造者不朽性的沉思。同时,我们知道“老虎”在诗画中的形象都出自布莱克的的“手”与“眼”,那作为雕刻家与诗人的他是不是这个“不朽者”呢?接着看下一行的“frame”,它有“定型”(shape)与“构想”(conceive)两个内涵意义。如果把前后两行连贯起来,也就是说“老虎”的画像经神手造就(shape),诗歌《老虎》由天眼灵视(conceive),而把诗画统一在一起的独创者恰恰非布莱克莫属。第二诗节继续了对创造者特征的探究:“凭怎样的翅膀他敢于奋力拼搏?”(On what wings dare he aspire?)英文词“aspire”暗含热切盼望、勇于追求难以实现的伟大抱负。具有这种特质的创造者不应是上帝,因为在基督教中的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谓是否勇于追求高不可及的事物。而这一“敢于奋力拼搏”的精神不恰恰是布莱克作为英国浪漫主义先驱者形象的最好概括吗!诗歌《老虎》对于“老虎”创造者的追问一直持续到第五诗节:“是制造羔羊的人制造的你吗?”在这里,羔羊除了使人想到上帝之子外,也使人联想到诗人的《天真之歌》,与此同时,它也可以指当时的读者[5](43)。在19世纪,诗人一般将读者也认为羔羊面对自己的作品,因为他们把阅读当作一种宗教活动。依此推理,“你”则可以理解为收在《经验之歌》里的《老虎》这首诗了。另外,整首诗中的“他”(he)都是小写的,“他”指的不是上帝,而是象上帝的诗人布莱克。对于《老虎》中“老虎”的创造者的确认明晰布莱克对于诗人的界定:诗人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但他确是象上帝一样的不朽者。
而诗人布莱克为什么能有象上帝一样的“神手或天眼”(immortal hand or eye)呢?“凭怎样的翅膀他敢于奋力拼搏”?布莱克在《书信集》中写到:“在沙粒中看到宇宙,在野花中看都天堂,在栎树里看到天使大军在欢唱[6](1576)。”对于别人狭窄的肉眼所看到的东西,布莱克的视野却可以无限地伸延,“把其灵光和尖锐抛向万物,它穿透隐藏的事物,搜寻复杂的本质,不需要其他任何借以观看的光亮,只是凭借它自身的灵光”[7](55)这就是“布莱克由想像力左右的灵视世界”[7](56)。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先驱的布莱克,视想像为文艺创作的源泉和人类生活的原动力,把想像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没有自然宗教》和《一切宗教皆为一体》中,布莱克宣称“把诗的或创造的能力与预言的力量等同视之” [6](1576),而这种包罗万象、洞察一切的力量就是布莱克所谓的想像力。这里,“想像与布莱克宗教中的上帝合二为一”[7](54)。基于这样的诗歌理念,布莱克在《老虎》第三、四、五诗节才有了《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万物的创作灵感。插上想像的翅膀,诗人布莱克具有了神性,具有了象造物主上帝创造万物的神力。“什么样的臂力、什么样的神工,/把你的心脏拧制成功”。在在第三诗节创造者擒住被造后,第四诗节创造者又把自己想像成了一个“铁匠”:“什么样的铁锤?什么样的铁链?/ 什么样的熔炉把你的脑子烧炼?这里的“心脏”(heart)与“脑筋”(brain)象征了想像力发挥时感知与理智的并存与对立,他的《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中“天真”与“经验”两种哲学信条的并存与对立。至此,布莱克完成了“老虎”的创造、《老虎》的创作过程,把浪漫主义诗歌理念蕴涵在了“老虎”的形象中。
三、布莱克“以诗论诗”
布莱克是反对新古典主义的。新古典主义所张扬的典雅、适度、理性的诗歌创作标准是布莱克所不齿的。他认为这“无疑于对白痴讲很清晰的东西”。他抛开理性,视灵感与想像为“永恒的安身之处”。《老虎》中的“老虎”如谜般的丰富象征意义使这首18世纪的诗歌酷似20世纪的意象派诗歌,就凭这一点就充分表明了布莱克与充满警言格句的新古典主义的彻底决裂。同时在艺术上他更是大胆打破古典主义诗歌的清规戒律。《老虎》从头到尾使用的四音部抑扬格或扬抑格双行体取代了新古典主义所规定的五音部抑扬格英雄双行体。不仅如此,绝大部分诗行的四音部还不完整,以额外的一个重读音节结尾,这在新古典主义看来是明显不符合规范的。
Tyger! /Ty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另外,新古典主义追求和谐、对称、富有美感的价值观念,而布莱克似乎更钟情于一种崇高的情感。这种情感源于一种恐惧,这也就是为什么《老虎》中跃然纸上的是一个令人望然生畏的老虎形象。在伯克(Edmund Burk)的《对崇高与美的哲学思想探源》一文中认为:“未经驯服的力量是崇高的,因为它从阴郁的森林中来,从充满吼声的荒野中以狮子、老虎、豹或犀牛的形式向我们走来[8]。”
“以诗论诗”并不为布莱克所独有,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确存在着一个“以诗论诗”的现象[5](43),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它一直视而不见。因为它作为一个隐含的主题并不象诗人们所关注的自然、民主和自由等问题那么明显,又不是任何一个诗人永恒关注的话题,所以恐怕只有细心的读者才能发现它。比如,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柯尔津治的《抑郁颂》,雪莱的《西风颂》和济慈的《希腊古瓮颂》等,都堪称诗人们诗学理论的载体。
本文只是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老虎》为例,解读其中的“以诗论诗”的现象。当然,诗歌超越时间与空间,超越固定和有限的释义,本文所作的解读只是许许多多解读中的一种罢了。
参考文献
[1] 布莱克.布莱克诗集[M]. 张炽恒,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45
[2] 唐梅秀.布莱克的二元对立运思方式与反传统意识[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5):106.
[3] 叶舒宪.神话与原形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87.
[4] 王守仁.英国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00
[5]] 杜维平.以诗论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解读[J].外国文学,2003,(4):43
[6] G.E.Bentley. Wiliam Blake’s Writings[M]. London: Picking &Chattto,1978:1576
[7] 袁宪军.布莱克的灵视世界[J].国外文学,1998,(1):55,56,54
[8] Maurice Cranston. The Romantic Movement[M].Liphook: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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