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汉朝的地位一直比较低.汉朝从刘邦开始就对商人没什么好感,三番五次的颁布限制打击商人政令.这些政策在当时来说是正确的.汉朝初年,当时社会刚刚经历战乱,物资奇缺,商人屯积居奇是不利于政府统治的.其实,世界各国在此情形下都会采取相似的政策,除非他们不长久的统治.
但是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政府对商人的限制有了很大的放松,但是在法律层面上并没有什么改变.社会上抑制商人尤其是不法商人的气氛仍然很浓厚.当时经商人的大多是社会低层,有钱人并不经商,而是让其仆人或奴隶来经商.<<古诗·苦儿行》就是描述一个商人悲惨遭遇的，这其实是整个汉代社会商人的真实写照。
汉武帝上台后，早期由于是信奉黄老太皇太后掌握大权，商人的地位的仍保持原地位不变。
汉武帝亲政后，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时的儒家已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儒家了，而是与法家和阴阳家合流了的儒家。此时的儒家已杂糅了很多法家和阴阳家的理论，在并把汉初重农抑商的政策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使汉初重家抑商的政策有了理论的依据。并以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原始儒家虽然对重家有很多理论，但是对经商还是持相当赞同的，孔子的学生当中有好几个就是商业奇才，如子贡。实际上孔子本人认为只要有利于民生的就要应当鼓励，不存在重哪个轻哪个的问题。
但纵观整个汉朝，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在其历代皇帝执政中，政府只要遇到战争什么的，就要商人与罪犯、倒插门女婿等一起到边疆打仗送死。这整个汉代历史中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汉武帝最喜欢干这种事的。
汉朝商人的地位很低的，汉武帝向大宛索取汗血马不成，出大军攻打大宛国时，用商人、罪犯、商人的家人等没社会地位的人组成大军征讨。
个人觉得汉朝对商人的看法是随着儒学的推广而改变的。
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百废待兴，2000户的城就算是大城，商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地位的，因为朝廷缺钱。
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所谓君子不言利，分出了士农工商，商人地位下降。
再重农抑商也是会有商人的，很多商人都是很有钱的，请问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西汉一向采取抑商政策，刚刚建国时由于要恢复社会经济，鼓励国人重农，到文景时期虽然有商人经营致富出现了交通王侯、势力超过官吏者（晁错语），但是在法律上商人仍然没有什么地位。
抑商政策到武帝时达到顶峰，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算缗等政策均是针对商人大贾，军事出征时也往往征调商人组军。
但是商人的破产代之以官商的出现，西汉后期，官僚经商成风，这些拥有势力的官僚、外戚不比普通商人那么容易打压，朝廷也往往采取放任政策，因此，西汉晚期，众多富商豪强重新出现。这些豪强，不但拥资数万，而且从事土地兼并，往往成为独霸一方的实力雄厚的豪强地主。
东汉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众多豪强地主的辅助（光武帝刘秀本身就经过商），因此对商业并不像西汉那样抑制。东汉政府对商人一向放任，盐铁也已重回到私人经营的老路上，全国出现了众多繁华的商业城市。
豪强巨富同时也往往是大官僚，他们不但身财巨亿，而且权势喧天，参与政事、自养门客，地位早与西汉时期的商人不可同日而语。当时许多豪强自家的庄园往往就是一个工农商兼具的小社会，东汉末年豪雄四起决不是偶然的。
另：你提到的寡妇清是秦朝人，秦始皇虽然抑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要打压。寡妇清以家财自卫、饷遗四方，应该跟当时有名的乌氏倮一样，为秦王朝提供了很多财富利益，而且秦始皇表彰寡妇清是“以为贞妇”，为了社会树立一个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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