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用餐有一整套必须遵循的程序。以南宋为例。在皇帝将要进膳的时辰，在殿中省和皇帝用餐的嘉明殿之间，禁卫森严，不许闲人过往。殿中省有一人先高喊：“拨食！”随即出现10余位身穿紫衣的“院子家”，右手托着用黄色的绣龙布罩着的食盒，左手拿一条红罗绣的手巾，将食盒摆放在嘉明殿的膳桌上。皇帝的菜品端上来后，先要用银制品测试饭菜是否有毒，然后还要由专人“尝膳”，确定没有问题后，皇帝才能吃。
现在大家都是一日三餐，而清代的皇帝是一日两餐，早餐约在现在的6至8时，晚餐在下午的2至4时。每日，皇帝在用餐前，先要查阅膳食清单，上面写明哪样菜是谁做的，以备皇帝核查和点菜。皇帝所点的菜品，如果没有特殊说明要撤换，御膳厨房每次都要预备。在皇帝的膳桌旁还要另设一个几案，以备赏赐。皇帝用膳后，剩下的食品可以分赐给他人。
按理说，享用这么丰盛的膳食是种享受，可皇帝吃得并不尽兴。比如，清代的宫廷里有这样一条规矩，用餐的人不能表现出自己“喜欢吃什么”；即使对于非常喜欢的菜，也要严格遵守“吃菜不过三匙”的家法。
根据《周礼》的规定，帝王在进膳时要有音乐陪伴。后世虽然没有把音乐与皇帝的日常进食密切联系，却增添了显示皇帝尊贵的各种规矩。比如，皇帝要单独进食，如果他高兴，可以恩赐别人(比如：皇后、妃嫔、皇子女或宠臣)和他一同进餐。
御膳，简言之，就是帝王世族所享用的饮食。中国古代宫廷御膳，其各个朝代的风味特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中国历代帝王对口腹之欲都很重视。他们凭借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随心所欲的权势，役使世上各地各派名厨，聚敛天下四方美食美饮，形成了豪奢精致的御膳风味特色。尽管宫廷御膳为历代帝王们所独享，但每款美饮珍馔，都来自于民间平民百姓提供的烹饪原料和烹饪技术。如果说，民间家居及市肆餐馆的饮食是中国烹饪的基础，那么，宫廷御膳则是中国古代烹饪艺术的高峰。因此，每个时代的宫廷御膳实际上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中国烹饪技艺的最高水平。
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宫廷御膳经历了一个由粗至精、由简至繁、由朴素至豪奢的发展历程，进而形成了一个延绵不绝、高峰迭起的发展系统，如同一曲酣畅欢腾、相激相荡的交响乐，构成了中国烹饪艺术不断丰富、发展、自我完善之历程的主旋律。
早在周代，宫廷御膳风味即已形成初步规模。周代统治阶层很重视饮食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周人无事不宴，无日不宴。究其原因，除周天子、诸侯享乐所需，实有政治目的。通过宴饮，强化礼乐精神，维系统治秩序。《诗·小雅·鹿鸣》尽写周王与群臣嘉宾欢宴场面。周王设宴目的何在？“（天子）行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佩荷恩簿，皆得尽其忠诚之心以事上焉。上隆下报，君臣尽诚，所以为政之美也”（《毛诗正义》）。正因如此，周代的御膳种类与规格就很复杂，以御膳的参加者及规模而论，御膳席则有私席和官席之分。私席即亲友旧故间的聚宴。这类筵席一般设于天子或国君的宫室之内。官席是指天子、国君招待朝臣或异国使臣而设的筵席。这种筵席规模盛大，主人一般以大牢招待宾客。《诗·小雅·彤弓》写的就是周天子设宴招待诸侯的场面，从其中“钟鼓既设，一朝飨之”两句看，官宴场面一般要列钟设鼓，以音乐来增添庄严而和谐的气氛。“飨”，郑笺：“大饮宾日飨。”足见御膳官席的排场相当之大。若以御膳主题而论，则又可分为几种：
一是“祭终御膳”。《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人重视祭祀，而祭祀仪式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荐献饮食祭品，祭礼行过后，周王室及其随从聚宴一处。从排场看，祭终御膳比平常要大，馔品质量要高。《礼记·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逾牲。”郑注：“故，谓祭祀之属。”只有祭祀时，周王室才可有杀牛宰羊、罗列百味的排场。《诗》中的《小雅·楚茨》、《周颂·有客》、《商颂·烈祖》等都不同程度地对祭终筵席进行了描述。
二是“农事御膳”，自周初始，统治者就很重视农耕，并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史称“王耕藉田”，一般于早春择吉举行。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及各级农官皆持农具，至天子的庄园象征性地犁地，推犁次数因人不同，“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皆御，命日劳酒”（《礼记·月令》）。 “藉田”礼毕，便是农飨，天子要设筵席，众公要执爵饮宴。《诗》中《小雅·大田》、《小雅·甫田》，《周颂·载芟》、《周颂·良耜》、《鲁颂·有駜》等，都对农事御膳加以程度不同的描绘。
三是 “私旧御膳”，又称“燕饮”，这是私交故旧族人间的私宴，据《仪礼·燕礼》贾公彦疏日：“诸侯无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劳，二也；卿大夫又有聘而来，还，与之燕，三也；四方聘，客与之燕，四也。”后三种情况的筵席虽与国务政事有涉，但君臣感情笃深，筵席气氛闲适随和，故谓之“燕”，属私旧御膳中常见的情况。
四是“竞射御膳”，周人重射礼，“此所以观德行也”（《礼记·射义》）举行射礼，是周统治者观德行，选臣侯、明礼乐的大事，且不能无筵席。《诗·大雅·行苇》不吝笔墨，为我们描绘了射礼之宴，“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或献或酢，洗爵奠斝。醯醢以荐，或燔或炙。嘉肴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坚，四锻既钧，舍矢既均，序宾以贤。敦弓既旬，既挟四镞。四鍭如树，序宾以不悔。”开宴期间，人们拉弓射箭，不仅活跃了筵席气氛，更体现了周人的礼乐精神。另据《左传》载，杞大臣范献子访鲁，鲁襄公设宴款待他，并于筵席间举行射礼，参加者需三对，“家臣：展瑕、展玉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鄫鼓父、党叔为一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这种诸侯国之间的“宾射”之宴在当时相当频繁，而且多带有一些外交活动的特点。
五是“聘礼御膳”，“聘，访也”（《说文·耳部》），聘礼之宴即天子或国君为款待来访使臣而举办的筵席，周人又称之“享礼”。《左传》对此载录颇多，气氛或热烈，或庄重；参加者或吟诗，或放歌；场面或置钟鼓，或伴舞蹈。宴饮期间，有个约定俗成的要求，就是“诗歌必类”，即诗、歌、舞、乐都要表达筵席主题。据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诗歌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苟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苟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日：‘同讨不庭!”’（《左传》襄公十六年）可见，享礼的外交色彩浓重，它以筵席为形式，诗歌舞乐为表达手段，外交是目的。参加者通过对诗歌舞乐的听与观来理解和把握外交谈判的内容，甚至以此为依据来做出重大决策。
六是“庆功御膳”，即针对国师或王师出征报捷后凯旋而归开设的筵席。这类筵席场面宏大，规模隆重，美馔纷呈，载歌载舞，气氛热烈，盛况无比。《诗》中《小雅·六月》、《鲁顿·泮水》、《鲁顿·宓宫》等对此场面都有描述，虽具体程度有异，但犹可见一斑。公元前632年，楚晋之间为争霸位打了一场恶仗，这就是战争史上很有名的晋楚城濮之战，此役晋师告捷。秋七月丙申，晋师凯旋而归，晋文公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功大宴（详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筵席是在晋宗庙中举行的，晋侯以太牢犒劳三军，遍赏有功将士。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不言而喻。
周王朝对天子及其王室的御膳还设计了一整套的管理机构，根据《周礼》记载，总理政务的天官冢宰，下设五十九个部门，其中竟有二十个部门专为周天子以及王后、世子们的饮食生活服务，诸如主管王室御膳的“膳夫”、掌理王及后、世子御膳烹调的“庖人”、“内饔”、“亨人”等。根据现存的有关资料看，《礼记·内则》载述“八珍”，是周代御膳席之代表，体现了周王室烹饪技术的最高水平。周天子的饮食都有一定的礼数，食用六谷（稻、黍、稷、粱、麦、菰），饮用六清（水、浆、醴、醯、凉、酏），膳用六牲（牛、羊、豕、犬、雁、鱼），珍味菜肴一百二十款，酱品一百二十瓮。礼数是礼制的量化，周王室御膳礼制对养生的强调，其依据就是儒家倡导的“贵生”思想，其具体表现就是“水木金火土，饮食必时”（《礼记·礼运》）。以食肉为例，宰牲食肉要求应合四时之变，春天宜杀小羊小猪，夏天用干雉干鱼，秋天用小牛和麋鹿，冬天用鲜鱼和雁。从食鱼方面看，当时的鲔鱼、鲂鱼、鲤鱼在宫廷御膳中是最珍贵的烹饪原料。《诗•衡门》：“岂食其鱼，必河之鲂。……必河之鲤。”《周礼•虔人》：“春献王鲔。”周代御膳中蔬菜的品种并不多，据《周礼•醯人》载，天子及后、世子食用的蔬菜主要有葵、蔓菁、韭、芹、昌本、笋等数种，由于蔬菜品种有限，故专由“醢人”将它们制成酱，或由“醯人”把它们制成醋制品，以供王室食用。
如果说周王室的御膳代表着黄河流域的饮食文化，那么，代表着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南方楚国宫廷御膳则与之遥相对峙，共同展示着三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御膳的文化魅力。《楚辞》中《招魂》、《大招》两篇，所描述的肴馔品种繁多，相当精美，是研究楚国宫廷御膳的午要文献资料。春秋时，中原文化多为楚人吸收。至战国，楚国土向东扩展，楚国多次出师于齐鲁之境，中原文化对楚国的渗透更加深入，楚国御膳对中原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既精巧细腻，又富贵高雅，形成了楚地御膳风味形态。
秦汉以后，宫廷御厨在总结前代烹饪实践的基础上，对御膳加以丰富和创新。从有关资料看，汉宫御膳中的面食明显增多，典型的有汤饼、蒸饼和胡饼。加外，豆制品的丰富多样又使汉宫御膳发生了重大变化。豆豉、豆酱等调味田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只用盐梅的情形；豆腐的发明深受皇族帝胄的喜爱，成为营养丰富、四时咸宜的烹饪原料。汉宫御膳已很有规模，皇帝宴享群臣时，则实庭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满玉觞，御以嘉珍，飨以太牢。管弦钟鼓，妙音齐鸣，九功八佾，同歌并舞。真可谓美味纷陈，钟鸣鼎食，觞爵交错，规模盛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与动荡交织、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特殊时期。在饮食文化方面，各族人民的饮食习惯在中原地区交汇一处，大大丰富了宫廷御膳，如新疆的大烤肉、涮肉，闽粤一带的烤鹅、鱼生，皆被当时御厨吸收到宫廷中。《南史》卷十一《齐宣帝陈皇后传》载，宋永明九年，皇家祭祀的食品中“宣皇帝荐起面饼、鸭臛，孝皇后荐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齐皇帝荐肉脍、菹羹，昭皇后荐茗、米册、炙鱼，并平生所嗜也。” 起面饼、炙白肉原是北方食品，为南朝皇室所喜爱，成为御膳席中常备之品。此外，由于西北游牧民族入居中原，使乳制品在中原得以普及，不仅改变了汉族人不习食乳的历史，也为宫廷御膳风味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唐代御膳不仅相当丰富，而且大有创新，这与唐代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繁盛的餐饮市场分不开。御膳主食如“百花糕”、“清风饭”、“王母饭”、“红绫饼餤”等，菜品如“浑羊殁忽”、“灵消炙”、“红虬脯”、“遍地锦装鳖”、“驼峰炙”、“驼蹄羹”等都已成为唐宫御膳颇具代表性的美味，皇帝常将这些美味分赐给朝中的文武百官。唐代宫廷中举办宴会，很重视“看席”。《卢氏杂记》载：“唐御厨进食用九飣食，以牙盘九枚装食于其间，置上前，并谓之‘香食’。”韦巨源为唐中宗设计“烧尾宴”，御膳中的“看席”为“素蒸音声部”，即由七十个面制食品组成的舞乐场面，乐工歌伎之造型甚为逼真。唐宫御膳不仅场面规模大，而且馔品种类多，御膳的名目和奢侈程度都是空前的。仅以韦巨源“烧尾宴”看，水陆杂陈，山珍海错择其奇异者就有五十八味之多。这不仅反映了唐宫御膳挥金如土、奢侈浪费之惊人，也说明了这时的御膳的烹调技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宋代宫廷御膳，前后有很大差别。一般认为，北宋初叶至中叶较为简约，后期到南宋则较为奢侈。据史料载，宋太祖宴请吴越国君主钱俶的第一道菜是“旋鮓”，即用羊肉醢制成；而仁宗夜半腹饥，想吃的竟是“烧羊”（《铁围山全谈》卷六）。诚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言：“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可见当时以羊肉以为原料烹制的菜肴在宋初御膳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南宋以后，高宗对御膳的要求很高。他做太上皇时，其子孝宗为他摆祝寿御膳，他却为这席御膳不丰盛而对孝宗发火。他还常派御厨到宫外的酒肆餐馆购回可口的肴馔，以不断丰富御膳的品种，满足自己的口欲。据《枫窗小牍》载，高宗派人到临安苏堤附近买回他喜食的“鱼羹”、“李婆婆杂菜羹”、“贺四酪面脏”、“三猪胰胡饼”、“戈家甜食”等。宋宫节日御膳也很隆重。《文昌杂录》载，皇帝举行正旦盛宴，招待群臣百官，大庆殿上摆满了御膳筵席。《梦粱录》卷三亦载：“其御宴酒盏皆屈卮，如菜碗样，有把手。殿上纯金，殿下纯银。食器皆金棱漆碗碟。御厨制造宴殿食味，并御茶床看食、看菜、匙箸、盐碟、醋樽，及宰臣亲王看食、看菜，并殿下两朵庑看盘、环饼、油饼、枣塔，俱遵国初之礼在，累朝不敢易之。”可见当时盛大的御宴排场。然而，食遍人间珍味的皇上也有不合口味的时候，“大中禅符九年置，在玉清昭应宫，后徙御厨也”（《事物纪原·卷六·御殿素厨》）。这显然是为了调解皇上口味而设，但也未必能使皇上满意。有一次，徽宗不喜早点，随手在小白团扇上写道：“造饭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有一学士悟出其意，便续道：“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徽宗大喜，赐其一所宅院（见《话腴》）。足见宋宫御膳的奢靡程度。
元代宫廷御膳以蒙古风味为主，并充满了异国情调。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原以畜牧业为主，习嗜肉食，其中羊肉所占比重较大。宫廷御膳很庞杂，除蒙古菜以外，兼容汉、女真、西域、印度、阿拉伯、土耳其以及欧洲一些民族的菜品。元延佑年间，宫廷御膳太医忽思慧著述的《饮膳正要》在“聚珍异馔”中就收录了回回、蒙古等民族及印度等国菜点94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代宫廷御膳的风味特点。由该书可知，元宫御膳不仅以羊肉主，且主食亦喜与羊肉搭配烹制。御厨对羊肉的烹调方法有很多，最负盛名的是全羊席，据传是元宫廷为庆贺喜事和招待尊贵客人时设计制作的御膳，因用料皆取之于羊而得名。由于用料不同，烹饪方法不同，故其菜品色香味形各异。发展到清代时，全羊席更加豪华精美，“蒸之，烹之，炮之，炒之，爆之，灼之，熏之，炸之。汤也，羹也，膏也，甜也，咸也，辣也，椒盐也。所盛之器，或以碗，或以盘、或以碟，无往而不见羊也。” （《清稗类钞·饮食类》）技法之全面，品类之丰富，由是可知。元宫御膳对异族风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如“河豚羹”在御膳中颇负盛名。此菜的主料是羊肉，所谓“河豚”是以面做成河豚之形，入油煎炸后放入羊肉汤煮熟。这本是一款维吾尔族的名菜，蒙古族人引之入宫，成为皇族贵戚喜食的一道美味，反映了元宫御膳对各族传统饮食兼收并蓄、从善如流的特点。
明代宫廷御膳风味十分强调饮馔的时序性和节令时俗，重视南味。据《明宫史》载：“先帝最喜用炙蛤蜊、炒海虾、田鸡腿及笋鸡脯。又海参、鳆鱼、鲨鱼筋、肥鸡、猪蹄共烩一处，名曰‘三事’，恒喜用焉。”由于明代在北京定都始于永乐年间，皇帝朱棣又是南方人，其妃嫔多来自江浙，故这时期的南味菜点在御膳中唱主角。自洪熙以后，北味在明宫御膳中的比重渐增，羊肉成为宫中美味。据《明宫史》载，羊肉主要用于养生保健，且多在冬季食用。另据《事物绀珠》载，明中叶后，御膳品种更加丰富，面食成为主食的重头戏，且肉食类与前代相比，不仅品种增加不少，而且烹饪方法也有很大突破：“国朝御肉食略：凤天鹅、烧鹅、白炸鹅、锦缠鹅、清蒸鹅、暴腌鹅、锦缠鸡、清蒸鸡、暴腌鸡、川炒鸡、白炸鸡、烧肉、白煮肉、清蒸肉、猪肉骨、暴腌肉、荔枝猪肉，燥子肉、麦饼鮓、菱角鮓、、煮鲜肫肝、五丝肚丝、蒸羊。”可见，御厨对各地美味的网罗及其自身烹调技术的提高是明宫御膳不断出新的前提。
清代的宫廷御膳在中国历史上已达到了顶峰。御膳不仅用料名贵，而且注重馔品的造型。清宫御膳在烹调方法上还特别强调“祖制”，许多菜肴在原料用量、配伍及烹制方法上都已程式化。如民间烹制八宝鸭时只用主料鸭子加八种辅料；而清宫厨御烹制的八宝鸭，限定使用的八种辅料不可随意改动。奢侈糜费，强调礼数，这虽说是历代宫廷御膳的共点，但清宫御膳在这两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皇帝用御前，必须摆好与之身份相符的菜肴，御厨为了应付皇帝的不时之需，往往半天甚或一天以前就把菜肴做好。清代越是到后来，皇上用膳就越铺张。有关资料显示，努尔哈赤和康熙用膳简约，乾隆每次用膳都要有四五十种，光绪帝用膳则以百计。因此，后期清宫御膳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空前的。清宫御膳风味结构主要由满族菜、鲁菜和淮扬菜构成，御厨对菜肴的造型艺术十分讲究，在色彩、质地、口感、营养诸方面都相当强调彼此间的协和归同。清宫御膳宴礼名目繁多，唯以千叟宴规模最盛，排场最大，耗资亦最巨。
根据中国历朝御膳的发展状况，可对中国古代御膳的主要特点做如下归纳：
一是选料严格。御膳在生成之初就已具备了选料严格的特点。周代就有“不食雏鳖。狼去肠，狗去肾。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猪去脑，鱼去乙，鳖去丑”（《礼记·内则》）的要求。“八珍”的制作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显示了御厨选料的良苦用心，如烹制“炮豚”必取不盈一岁的小猪，烹制“捣珍”必取牛羊麋鹿的脊背之肉。据《周礼》载，周王室所设“内饔”，其职责就有“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体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还要“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由此可见，至少自那时起，宫廷御膳对烹饪原料的取舍标准日渐严格，并已成为御膳菜点的一大特点。
二是烹饪精湛。中国历代帝王无不以自己的无与伦比的权利征集天下最好的厨师，满足个人的口腹之欲。这些宫廷御厨有着高超的烹饪技艺。他们在宫廷御膳房内拥有良好的操作条件和烹饪环境，加之宫廷对烹饪的程序有严格的分工与管理，如内务府和光禄寺就是清宫御膳庞大而健全的管理机构，对菜肴形式与内容、选料与加工、造型与拼配、口感与营养、器皿与菜名等，都加以严格限定与管理。这种情势下的烹饪不可能不精湛。
三是馔品新奇。从早期奴隶社会到漫长的封建时代，统治者对味的追求往往要高于声、色。在物欲内容中，饮食享受占主要地位，让帝王吃好喝好，这既是御厨的职责，也是朝臣讨好帝王的一个突破口。宫廷御膳正是伴随着这样的历史步伐而不断出新、出奇。仅以清代为例，入关之前，清太宗的祝寿御膳多用牛、羊、猪、鹿、狍、鸡、鸭等原料入馔，入关以后，皇上及王府贵戚非名馔不食，促使御厨整日处心积虑，不仅要罗尽天下美味，而且还要创制许多名菜，如“御膳熊掌”、“御府砂锅鹿尾”、“御厨鹅掌”、“御府铁雀”等菜，都是这样创制出来并流行于上层社会的。
皇家的餐桌礼仪
古时帝王的饮食起居讲究繁琐的礼制，餐桌之上更是等级森严、尊卑有别。
侍膳之仪
皇帝的饮食由专门的膳房负责料理，每道菜肴都经过御厨精心烹制。上菜时，由宦官或侍从将菜品依次摆放在皇帝面前，并口称菜名。皇帝只须动口，不必动手夹菜。
就餐之礼
皇帝用餐时，他人不得陪同。唯有皇后、妃嫔或大臣在受邀的情况下方可陪同，但需谨守礼仪。例如皇后可与皇帝同桌就餐，妃嫔则需坐在屏风后，大臣则须跪坐于殿外，只在皇帝传唤时才可入内陪侍。
饮馔之节
皇帝的饮食需遵循特定的节制。每餐都有固定的菜品数量和分量，不得超出或减少。菜肴中不得出现寓意不吉利的食材，如牛肉、狗肉等。皇帝进食时不得说话，也不得将食物咀嚼出声，须保持庄严肃穆。
用餐后的礼节
用餐结束后，皇帝会起身净手，并由宦官侍奉盥洗。随后，皇帝会召见尚食官，询问用餐情况，并对菜品提出赞赏或批评。皇帝会向在场人员赏赐菜肴或银钱，以示恩宠。
进献之礼
臣子或外藩进献珍馐美味时，需遵循严格的礼仪。进献者须亲自将菜品奉上，皇帝则需起身相迎，并表示谢意。菜品需摆放在御膳台指定位置，皇帝在品尝后，会对菜品进行点评，并赏赐进献者。
饮食安全
为确保皇帝饮食安全，皇宫内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验毒和安全检查。每道菜品在上菜前都会经过严格的检验，以防出现任何危害皇帝健康的隐患。皇帝的饮食习惯也受到严格控制，不得暴饮暴食或食生冷食物，以保障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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