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关于余秋雨的道士塔的评论和他的心情

赏析一：余秋雨的<道士塔>写莫高窟敦煌文书所遭受的历史厄运以及作者对此的感悟沉思.但文章涉及的一些问题却引起了我的疑问和思考. 作品首先写王道士,说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尽管作者也意识到"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并且也提到了一些官员的无知和腐败,但还是把相当多的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了.什么"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什么"小丑""肮脏"等等,作品详细描述了王道士发现敦煌文书并将其卖给斯坦因等人的过程.文章名为<道士塔>就很说明问题,而且应该说,全文是紧扣"道士塔"这个题目的.这就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真如作者所说:"不幸由王道士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而如果换另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当家,似乎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赏析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道士塔>揭示了一个文化悲剧,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但除了愤怒与悲哀,作者也未能告诉我们出现这样的悲剧的根源所在.人的被"错置"的命运是导致历史荒谬的本源所在,而"家天下"的制度则是民族悲剧的必然发生的现实因素,文化认知意识的落后则是这一悲剧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根源性动因.
赏析三：道士王圆箓长眠于敦煌莫高窟已经70多年了.他是一个道士,最终却沉睡在了佛的怀抱,受到佛的永久庇荫,不能不说是非常罕见的例外.更有意思的是,从古至今,王圆箓大约还是道教史上惟一一位在死后得以建塔的道士,而且在莫高窟,而且安葬他的那座塔,比别的塔高而且大.这两点例外,已是难得的殊荣,足以表明他的不同寻常.

赏析四：余秋雨的王道士 ――评《道士塔》中的王道士形象

湖南娄底蓝圃学校 刘玛林

说余秋雨先生是当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人一点也不过分．且不说过去的辉煌，单是近来的批评就够了．

作者看重《道士塔》，是《文化苦旅》开篇之作；批评者也看重《道士塔》．特意弄了一个《道士塔》的评注版．（附文后）

要说《道士塔》，王道士是个关键人物．看重与批评，分歧就出在王道士身上．

在《道士塔》中，作者既写出了王道士作为文物破坏者与文物出卖者的身份，破坏了敦煌的壁画，破坏了敦煌的雕塑．是敦煌的罪人．又写出了王道士的无奈．出身农民，生活所迫，当了道士．改善居住环境，粉刷房子，塑造天师灵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至于出卖文物，更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要王道士去识破外国掠夺者的阴谋不现实；把文物保护的重任都压在王道士身上更没道理．所以作者有文中写道：”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所以作者最后把王道士定位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作者对”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并不是要一味地贬低，揭发他的”罪恶”，而只是用艺术手法去还原历史上的真实的人物．这就是余秋雨先生散文的”枯骨生肉”的特点．或者说”煽情”．

”枯骨”指的历史事实，”生肉”指的是借历史事实而创造的鲜活的”人”，生动的”事”，深切的”情”．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国学网站有关王道士的介绍：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 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 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 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 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某 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 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 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 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 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 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 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 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 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 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 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 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 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 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 卷、画像，叶氏建议藩台将 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 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 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 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 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 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 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宣统二年（1910） 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 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 塔”？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 其事。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1914年，斯坦因 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王道士 在外人诱引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 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 富。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殁后即葬于 莫高窟庙前大泉河东岸，同年七月卅日，其往赳玉明、徒孙 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质、阴刻，今仍 嵌于原塔南侧龛内。

对王道士只是停留在事件的叙述上，没有对王道士的精神深处的刻画．可以说，只见其事而不见其人．在课文中是这样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王道士农民的文化层次，道士的思想意识，中国平民憨厚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不是讽刺中国的农民、道士、平民。而是要突出“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让一个完全没有犯罪意识的人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

为了写活王道士这个人物，作者还尽可能通过想象来还原历史事件，比如写到斯坦因来取经：

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敦煌文物的流失，是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深刻性还在于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判断来表明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他不是在敦煌，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们不能对他过于追究。可想到敦煌那么多的文物都经他的手而流失，我们又不能不置之不理。爱也爱不起来，恨也恨不起来。剩下的就只有“痛”――“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种深切的“痛”不光表现在王道士这人物身上，还表现在文物的去向的态度上。作为中国人，自然希望留在中国。可想到那些留在中国的反而遭破坏，还不如给别人保存。在这样的悲剧的社会中，“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这种激愤的感情是作者创作的动力，也是打动读者的鼓点。批评者说是“煽情”，好的散文哪篇不“煽情”？我倒认为如果余先生的文章中真的去掉这些内容，那就真的成了“浅薄”的论文，或者是“掉书袋”的散文。

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节严重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面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创伤，在极其悲痛的感情支配下，读者读到此处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而不去计较作者参与到叙事中去是否合理。

在历史长河中，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守教规的道士，愚昧而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他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道士塔》中，王道士是一个上错了舞台，扮错了角色，说错了台词的演员。从他身上我们读到了无奈的悲哀

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出版不久，评论界就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意见。有人说，中国散文的天空星光灿烂，而《文化苦旅》是一条河系，其中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①。有人称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②。但也有人说他的作品是 "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 ③。本文想就文论文，不求全面，只谈一些批评的意见，不当之处，欢迎批评与反批评。中国传统文论中的 "气" 是一个有用的概念， "气"说玄了，很难理解，说简单些，就是 "味道" 。用这个概念来观察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的内容和风格，表现突出的，有这么七 "气"∶霸气、商贾气、小儒气、八股气、童稚气、猥亵气、市井气。分述于后。

一、 霸气

《文化苦旅》的 "霸气" 有两方面，一是文风的霸道，二是态度的霸道。文风的霸道如《沙原隐泉》中发现泉水的那一段。

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尚有异相，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瞰一过，此时才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弯清泉，横卧山底。动用哪一个藻饰词汇，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得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坐在本来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一位年迈慈父责斥自己深深钟爱的女儿一般，道一声∶你怎么也跑到这里！

就这么一段话，用了多少种俗辞格，有多少个矫情藻饰的词句，得数上一阵子才数得清。然而余先生却断然告诫∶ "动用哪一个藻饰词汇，都会是对它的亵渎。" 告诫谁呢? 显然不是他自己，因为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放胆大干了一番，而且还要继续大干。他是在告诫别人--读者。写文章， "修辞立其诚" 应该是一条基本的要求。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在 "诚" 的方面做得很不够。比如《自序》里说∶ "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沉重的历史气压" 不是 "端" 吗? 言 "端" 而谓 "无端" ，这就是不诚。态度的霸道是以权威自居。这一点朱国华在《别一种媚俗》里有很精彩的描述，他说，余秋雨散文的 "基调永远具有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时的悲天悯人，并且还夹杂着旧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派遣之用的故作通脱。④" 但是更严重的是，他的这种霸气往往是摆花架子，提虚劲。比如《道士塔》中说，要找个地方，坐下来，跟别人比比学问高低。可真要探讨学问，他会马上溜得无踪无影。这一点，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里有清楚的表白。他说，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 "商榷" ，或去迎战别人的 "商榷" 的。他认定，学术界的所谓"南北之争"、"京派海派之争"大多是北方假设的。这等于说，我说了就是，你不用来跟我争论，来，我也不理你，态度既傲慢又滑头。其实余先生自己倒常常批评别人，当然这跟他的工作不无联系。比如在《夜雨诗意》里边，他说，那些批评以黄土文化为背景的艺术作品的人，"无论在生命意识还是在审美意识上，他们都是弱者，狄德罗所说的诗意他们无法理解。"。不理会别人的批评，批评别人的时候却说别人是弱者，甚至弱到了智力低下的程度，这有点儿不公平。更何况，在《文化苦旅》中，并不存在一个强者的形象，相反的情况倒是存在∶

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 "请等一等，等一等……"（《道士塔》）

--------一个跪着的灵魂。

学术界确实有少数人，批评了别人，却拒绝别人的批评或反批评，甚至拒绝别人的辩解。这有点儿像手段高强的骂街的，劈头盖脑把人臭骂一通，骂够了，不等别人开口，高姿态地说，我不跟你骂。这种恶劣的骂技，不管是上海的还是别处的学者，都应该抛弃。

二、 商贾气

商贾气表现在处处做广告，兜售自己。读《文化苦旅》，有点儿象看履历表，或者个人档案。打开书，头一页就广而告之∶ 一位 "好多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 的学者；纽约大学著名教授以新著相赠的朋友。接下来，钻研古代线装书的文人；应邀到各地，甚至逛到国外讲课的 "流浪艺人" ；敦煌学者；研究莫高窟，希望建立美的宗教的美学家；追寻王维踪迹的诗人；脚踏沙原，目视老尼，心存普罗米修斯和康德的通才；在石碑间踽踽而行，悲悯读不懂碑文的少年的遗老；以诸般学问皆不如钻洞有诗意的考古学家；研究上海市民性的人类文化学者；三十年前为了应付暑假作业，一不留神便得了优秀作文奖的少年天才；上海市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还有一种广告术是吹捧为自己写评论的人。比如《后记》中写鄂西大学学报因设《文化苦旅》笔谈，因此就 "特别严肃而见水平" ，就连他自己也 "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 。给为自己抬轿的人抬轿，轮番抬，越抬越高，这种广告术比较高明，尽管还是露出了广告的痕迹。然而这么点儿儒雅的态度随后便荡然无存了。写《文化苦旅》死里逃生的经历，置京、沪、津、穗的七家著名出版社于不顾，何等脱俗；垂青外省的一家小出版社，何等屈尊俯就；抱怨小出版社修改、糟蹋他的文章，何等轻慢与愤怒。这种事儿，不说，高风亮节，一说呢，就俗，再抱怨一番，上纲上线，就不可耐了。可是不说别人怎么知道呢，无奈，于是决定，还是说。

三、 小儒气

小儒气最突出的表现是抖箱底。大学者写文章，没有先自报家门，告诉别人自己做过什么研究，读过哪些书的习惯。比如钱钟书写《管锥编》，引书上万，却找不到"我做过什么什么研究" ， "我读过什么什么书" 一类的话。小儒是另一种形象，一上来就摆出一付研究的架势。研究什么呢? 余氏的文化散文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表现群氓的无知和自己的孤高，如《青云谱随想》中游人对朱耷画的漠然和老者的攀亲意识，《柳侯祠》中不识碑文的少年。二是拾人牙慧加以发挥，如《莫高窟》里中国艺术 "色流" 的变化。三是干脆把箱底抖出来，这里举几个例子。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 "徐文长" 的故事，年长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青云谱随想》）

我由于关注过南社的史料，对陈去病的事迹还算是有点熟悉的。（《江南小镇》）

我曾比较仔细地研究过的明代曲学家沈王景就是吴江人。（《吴江船》）

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二叶亭四迷)的。（《这里真安静》）

这些是直接了当抖的，那些曲曲折折抖的就更多了。所知不多，才急于卖弄。大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紧迫感。

四、 八股气。

这是一种新 "八股" ，也有人把它叫做 "伪浪漫主义" 。张中行先生给 "八股气" 下了很好的定义∶ "即用空话、大话、假话以宣扬既定的什么理。" ⑤在余的散文里，表现为动辄上纲上线，事情不大，却到处下大判断，讲重大意义，归纳抽象出大道理。当然也有人欣赏这种东西，认为是冲破了散文写小感触、小体会、小哲理的藩篱。可这恰恰是杨朔风格的继续。杨朔的《泰山极顶》，写特意去看日出，因为大雾没看见，却看到人民公社如旭日东升，那么一种浪漫情调。写这样的东西是不惜牺牲事实，甚至不惜牺牲事理的。先看牺牲事实的。

我们这一代命贱，干了那么重的活，一入水仍然满身精力充沛。（《吴江船》）

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 "挑战者号" 的陨落。（《废墟》）

《望乡》中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都向着故乡。（《这里真安静》）

干了重活，入水还精力充沛，说明营养不错，命不算太贱。真正命贱的是当年 "我们这一代" 的另一些人，他们所摄取的营养决不足以供他们干了重活之后，再去罗曼蒂克地戏水。登月发生过不少事故，如果不知道，可以查一查。"挑战者号"不是登月飞船，这是许多孩子都知道的事，硬扯到一起，会让人笑话。《望乡》中妓女坟的坟墓，向东、西、南的都有，就是没有向北的，这个细节本来就是影片用来表现妓女们对战争、对祖国的怨恨情绪的。先修改别人陈述的事实，然后把别人的观点具为己有，这种新版"拿来主义"可不太拿得出手。再看事理方面的论述。

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道士塔》）

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柳侯祠》）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而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柳侯祠》）

动不动就 "中国" 、 "世界" 的，跟八股文的 "夫天下者" 、 "人生于世" 异曲同工，口气大而底气虚。

五、 童稚气

这是指逻辑与语言功夫不到家，显得幼稚。《文化苦旅》中，道理讲得牵强幼稚，逻辑不通，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少，有的地方甚至连语法和用字也有问题。先看逻辑的。

历史已有记载，他(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他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道士塔》）

一上来就给王道士扣了一顶 "罪人" 的帽子。什么罪呢? "卑微" 、 "渺小" 、 "愚昧" 、 "无知" ，这些都很难构成罪名。中国的历史上有 "莫须有" 的罪名，有 "怀璧其罪" ，余先生又贡献了一个 "无知其罪" 。顺便说一句，有资格作 "历史罪人" 的人，在当时当世，必得有显赫的地位，否则作不成。后人当然可以蔑视他们，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上海人)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上海人的宽容表现为 "各管各" 。……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上海人》）

一种 "磨擦和争吵很频繁" 的 "互相不相闻问" 的 "各管各" 的 "宽容" ，自相矛盾。再看语言的例子。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上海人》）

要有两个事物才能"并存"，可是这里只有一个∶宽容。 "宽" 和 "容" 是不是可以分开理解呢，作者没有说明。

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上海人》）

"风"怎么洗涤呢? 可能这是 "诗的语言" ，可是，如果一个小学生写这样的句子，老师一定判为错句。

这位护士虽然身材颀长，却还有点孩子气，（《腊梅》）

这句话逻辑和语言的功夫都还欠缺一点儿， "身材颀长" 跟 "孩子气" 没有 "虽然……却……" 的关系。

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恃。（《家住龙华》）

"自恃" 和 "自持" 的区别，作者不应该不知道(不过这很可能是印刷问题)。

六、 猥亵气

猥亵气有两种。《牌坊》写小学生们 "注意到，女教师们都非常好看。" 女教师把着孩子的手写字，孩子们则注意闻 "她们头上淡淡的香味" ，注意 "看老师长长的睫毛，那么长，一抖一抖地。" 小学生暗恋教师的情况是存在的，说说写写幼时的经历也无妨，但要分对象和场合，比如父母在儿女跟前谈自己这类佚事总不适当吧。在一篇写牌坊这么一个悲惨沉重的题目的文章中，以一种欣赏的口吻来写自己儿时对女教师的暗恋，格外不协调。《吴江船》写一个漂亮、热情、善于交际的女学生，因一次同学聚会中的玩笑受审查，继而失踪，上级命令 "全体人员" 分头追寻，结果呢，在湖边找到她的纱头巾的是 "几个男学生" ，把她打捞上来后为她做人工呼吸的是 "一个胖乎乎的男卫生员" ，连夜摇船将遗体送往苏州的， "仍然是几位男学生" ， "全体人员" 出动，可干这些事情的都是 "男" 的，为什么? 为了做人工呼吸和直接给心脏注射强心针， "她的衣衫被撕开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 。这样的情节让人怀疑究竟是抢救人还是做什么别的。更何况在那个年代，碰到这样的情况，人们避嫌还来不及，哪里敢呢?学步的准色情文学。这是情节的猥亵。《华语情结》∶ "今晚大家像是在发狠，故意在异国土地上翻抖中华语文中的致深部位，越是瞎凑和就越贴心。" "华语自然还会讲下去的，但它的最精雅蕴藉的那部分看来总要渐渐湮没了。还会出现新的精雅部位吗? 但愿。" 查《现代汉语词典》∶ "部位∶位置(多用于人的身体)。" 写语言，用哪一个词不好，非要用这个，除了给人带来点儿肉感，并没有为读者增添新知。这是语言的猥亵。

七、 市井气

市井气表现为作者的饶舌与刻薄。如果说《青云谱随想》中对老者的鄙薄，表现出作者是一位清高的学者，那么，挖苦研究生应试者的故事，就不免有饶舌之嫌了。考试，应试者有猜的权利，因此也就有猜错的权利。答题答错了，是很正常的事，郑重其事地大书特书，反复嘲弄，说八大山人 "见到我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了"。作为教师，不该以考生的无知衬托自己的高明。更何况余秋雨先生自己批评刘半农 "极不厚道" 地嘲弄学生(刘问把 "昌明文化" 写成 "倡明文化" 的学生，是不是指 "文化由娼妓而明? ) 。事情往往是这样，说别人，容易，轮到自己，就什么都忘了。农民是小市民最喜欢嘲弄的对象。就象某些上流社会人士和自视清高的文人用 "小市民" 骂人一样，在一些城市的小市民语言里， "农民" 这个词是非常刻毒的骂人话。看看《文化苦旅》用什么语言描写作者最鄙夷的人，我们就知道他对农民的态度。这是《道士塔》里的一段∶

他(王道士)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

这种以 "农民" 为骂语的 "文化散文" ，是典型的媚俗。最无聊的是《三十年的重量》。担任上海市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时，在 "已经退休而想评一个教授资格的名单中" ，作者 "突然看到了" 三十年前 "曾作过一次决定我终生的指点" 的老师的名字。但要评教授，这位老师的 "材料并不过硬" 。几天后见到这位老师时，余 "不敢向他表白" ，怕老人不能理解，他不能引起老人心头哪怕淡淡一丝的窘态。他把这看成是对老人的一种 "慰抚" 。看到这些扭扭捏捏的文字，人们会想，私下跟那位老师说，都怕对他造成伤害，现在把这件事在杂志里、书里公开，岂不会对那位老师造成更大的伤害吗? 讲完了这种评判者与被评判者易位的戏剧性变化，还说 "我并不认为这种前后因缘能给我增添一点什么色彩"，来个此地无银三百两。这种做法违背职业道德，违反纪律。这样的人不应当进入评审委员会，更不适宜当学科组组长。当了，建议除名，通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