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新时期小说在艺术上的创新是怎样的？

　　前几年，王蒙还洋洋得意於自己的“满头青丝”，近半年叫人见了一怔，飘在他头顶上头发缘何也像深秋的荻花一样灰白了？我忽然想起数年前与王蒙一同在爱尔兰的都柏林拜谒肖伯纳故居时，看到肖公书房内一切如旧，连曲别针也在桌上，不在的惟有肖伯纳本人。王蒙对我说：“看来生命还是最脆弱的。”想到这件事，心里真有点感慨。王蒙真的老了？

　　可是过两天在书店里，却见王蒙几本新书摆在那里：《尴尬风流》、《苏联祭》和《自传》，让我心动，让我强烈地感到——他现在的写作不还是轰鸣一般的如在盛夏？特别是《苏联祭》中对那些影响了我国半个世纪的种种文艺观念是非曲直的思辨，其犀利和清晰仍然让人感到他头脑之透彻。读《尴尬风流》，他的幽默机智和快乐的天性亦依然故我。这也使我联想到他的同时代人。比如李国文的随笔、从维熙的散文、邵燕祥的杂文，哪一支笔有枯竭之感，不是反而更加挺劲，更加自如？他们何老之有？

　　其实作家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一个是艺术生命。生理和肉身的生命是物质的，一定会老化，反正王蒙、维熙不能拔河踢毽前滚翻了。但艺术的生命却不是这样，因为艺术生命是精神的、情感的、思想的、创造的，不一定和肉身的消长同步。只要手中的笔还是激情的、发烫的、鲜活的；只要对社会人生心怀兴趣与责任，作家的生命依旧如日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