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问题

1、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孙瑜导演，武训行乞兴学）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全国舆论界以此为定论，一致批判其“反动性”，扣以唯心主义、改良主义、个人主义、阶级投降、奴才思想、歪曲历史、污蔑农民革命、掩盖阶级矛盾等政治帽子。周扬发表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作为小结。毛泽东提出的“根本性问题”，就是要求文艺必须以阶级观念评价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文艺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及人物的“真实性”，必须以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价值与标准予以重新厘定，不由历史本身决定。
2、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
　　1954年，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干预，在给中央政治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出批判。
　　把《红楼梦研究》问题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相联系，就将学术问题争论激化为政治思想斗争。
　　批判“新红学”三个方面：第一，建立在“自然主义”和“唯心论”基础之上的自传说，将《红》主题确认为作者感叹自身的观点，抹煞其表现现实的反封建社会意义；第二，“新红学”强调的色、空观念，是想掩盖其透示出对于封建道统和封建统治者的尖锐批判性质；第三，认为俞对《红》总体风格“怨而不怒”的概括，否认了作品对中国文学战斗性传统相继承的一面，贬低了它的价值。
3、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文艺思想
　　建国后，毛泽东始终把文艺工作作为一项政治斗争。胡风提倡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主体对客观的“熔铸”与“拥入”；提倡对人物“精神奴役的创伤”进行深度表现；认为现实主义的关键是创作方法大于世界观等，这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存在歧见。
　　1953年，《文艺报》分别发表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
　　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编者按语，并公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4、56年，“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作为新的文化政策被提出
　　“双百”方针：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文艺界、科学界人士，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这一方针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要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A、文学理论领域：表现了对现实主义真实性、典型性、文艺创作中的人情与人性、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生产规律与领导机制、歌颂与暴露以及人物性格塑造等多方面问题的兴趣与论争。
　　B、文学创作领域：直面现实矛盾；突破长期封锁的人情、人性的禁区，把笔触伸向人物的情感世界，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
5、第二次文代会：
　　1953，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正式确立为新中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强调作家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立场，要求作家必须写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强调文艺的政治教育作用。
A、文学创作的中心任务：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
　　B、典型观：典型要反映时代本质与阶级关系，然后将塑造典型形象置换为塑造英雄人物，反映了十七年中强调阶级论的人学观。
C、主导理念：日益推重英雄人物、典型人物的时代性、阶级性、革命性。
6、“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1960前后，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A、“革命的浪漫主义”内涵的基本特征：“革命的理想主义”、“革命的乐观主义”。
B、文学实践“两结合”的理论规范：对新的英雄人物的完美性的强调、对未来的乐观想象。
十七年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再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的叙事文学作品。
《保卫延安》，杜鹏程。
　　写40年代后期的革命战争。它叙述1947年3月到9月胡宗南率领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毛泽东、彭德怀主动放弃和收复延安的过程，是最早被冠以“史诗”评价的十七年小说。小说塑造了指挥这场战役的中共高级将领彭德怀的形象。50年代末期，随着对彭德怀的批判，这部小说被禁止发行借阅，就地销毁。
《红日》，吴强。
　　在叙述对象上与《保卫延安》相似。它叙述40年代内战初期在苏、鲁两地的涟水、莱芜、孟良崮进行的几个战役，揭示人民军队获取胜利的力量源泉——民兵是胜利之本。它描写了军队中各个层级的人（如沈振新、梁波、石东根）在战争中的活动，也描写了后方百姓的日常生活。《红日》中人物的情感、心理内涵比较丰富，性格化（如石东根）的刻画使得人物富有个性差别。
《林海雪原》，曲波。
　　传奇特征与战争的残酷险恶结合得最为巧妙，被称为“革命英雄传奇”。该小说写40年代内战初期解放军小分队与敌作战的故事，擅长化用传统话本的叙事方式，用夸张、神奇化的手段赋予故事以惊险曲折的传奇色彩，人物活动在深山密林、莽莽雪原的“传奇性”环境中，性格或多或少地带有浪漫色彩。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
　　它叙述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地下组织领导革命运动和革命者在狱中遭受敌人迫害的故事。作品通过对江姐、许云峰等革命烈士形象的塑造，让人们了解什么是革命者的坚贞气节、崇高人格，以及他们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与热情背后的理想，教育青少年如何爱惜与维护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理想的尊严。小说在当年对读者形成巨大的革命道德的感召力，除此之外，其地下斗争的方式也富于传奇性，游击队领导双枪老太婆女侠般的形象也很特殊，这些因素对当年的青少年是一种新鲜的艺术诱惑。
《李自成》，姚雪垠。
　　小说写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它在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动力的框架中，与中国现代革命史进行呼应与对话。《李自成》第一卷写崇祯11年的明代历史，第二卷写李自成由低潮转高涨的气势。小说第一卷叙述视野开阔，结构宏伟浩大，人物塑造成功。第二卷叙述主体受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的叙述大有以今鉴古的意味。
《红旗谱》，梁斌。
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诗。由三篇长篇组成：《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
　　《红旗谱》是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诗。反映了冀中农民运动的风貌，同时它们又与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秋收起义等遥相呼应，把农民的反抗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合起来，通过农民反抗过程的描述，概括了民主革命斗争的历史，艺术地说明了亿万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民的反抗斗争，如不汇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青春之歌》，杨沫。
　　《青春之歌》是一部探索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长篇小说。 富有层次地描写了林道静的成长道路，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主人公林道静告别“旧我”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塑造了一个从追求个性解放到献身社会解放，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中华民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其政治意义在于证明青年的人生追求与个性解放，只有投身社会解放事业，才能真正实现。
　　“农村小说”：以农村的现实、历史和农民的生活为题材范围的小说。这类小说通常描写独具特色的农村环境，农民的劳作、斗争、心理和民间生活习俗，刻画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而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的命运、理想和追求，揭示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动向、经济形势、阶级对立和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凸显农村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某些本质、歌颂农民的优秀品质和艰苦创业精神，也暴露其特定生产方式和认识范围的局限性。
赵树理
　　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年发表。太行山区的三里湾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但是围绕着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事件，各阶层农民表现了不同的态度。小说将农村的社会改革和日常的家庭矛盾、爱情纠葛结合在一起描绘，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画卷。
　　赵树理的文艺思想：问题小说意识和工具论的文艺观；注重小说的讽劝教谕功能；紧密反映现实，但不盲从现实，对现实有独立的思考；拒绝五四新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传统，重视民间文化传统。
周立波：《山乡巨变》。
　　写集体化道路的必然性，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农村基层干部(邓秀梅，李月辉)、积极分子(刘雨生，盛淑君)、动摇落后的中农(外号“亭面糊”的盛佑亭——这是写得最为生动的“喜剧人物”)、暗藏的阶级敌人(如龚子元)。他把农民和土地关系的“悲剧性史诗写成顾左右而言他的轻歌剧”。周立波用有情趣的语调，叙述农民的心理活动，展现形形色色的农村众生相、乡村日常生活的地域特征、风情民俗，显示了独特的叙述个性。
柳青，《创业史》。
　　A、作品内容：反映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农业合作化运动，指出了在当时农村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灌输了毛泽东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道理。
　　B、蛤蟆滩“三大能人”：
富裕中农郭世富——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
反动富农姚士杰——隐藏的阶级敌人。
村长郭振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
　　C、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坚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梁生宝、高增福等贫雇农。梁生宝：胸怀开阔、克己奉公、正直无私，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忠于党的事业和党的利益。
　　D、中间人物：梁三老汉。一方面，旧式农民，受私有制观念和小农经济影响，对合作化道路不能理解，甚至反感；另一方面，他的阶级地位，新旧生活的对比，使他在本能上向新的党和政府靠近。作品一方面写出了私有制对老一代农民挥之不去的影响，一方面又写出了党对他们引导和帮助的重要性，从而证明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道理。梁三老汉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旧的思想包袱走向新生活的农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概括性。（邵荃麟“中间人物”论）
　　E、艺术手法：精细入微的心理流程描写；将政治倾向性融合于叙述与抒情议论之中；用语诙谐幽默，随时介入故事，揭示人物的情感与心理动机。
浩然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等。
　　《艳阳天》是最能显示浩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它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
十七年诗歌
　　政治抒情诗：（石方禹长篇抒情诗《和平的最强音》、贺敬之长篇抒情诗《放声歌唱》、郭小川组诗《致青年公民》。）
　　A、来源：30年代的“左联”诗歌，和抗战期间出现的大量鼓动性作品（蒋光慈、殷夫、艾青、田间）；19世纪浪漫派诗人、当代苏联，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拜伦、雪莱、裴多菲、密茨凯维支）
　　B、一般特征：
　　a、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
　　b、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但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
　　c、政治抒情诗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求节奏分明、声韵铿锵。
　　d、这种鼓动性的诗，大量出现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展的时期，如50年代后期，如“文革”前夕和“文革”中。它的出现，还伴随着诗歌朗诵的热潮。
郭小川：
　　A、“马铁丁”：郭小川、陈笑雨、张铁夫共用笔名。
　　B、三个创作阶段：
　　a、1955～1956，宣传鼓动员，《致青年公民》，楼梯式诗。刚获得解放的一代中国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豪迈的民族气概集中的体现，社会影响很大。
　　b、1957～1959，抒情视野开拓向个性、人性、宇宙人生。《致大海》、《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望星空》。
　　c、1962年后，阐释政治命题。《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祝酒歌》等。两个抒情方向：新中国时刻都有阶级斗争的风雨，我们时刻都得准备着投入战斗；每个人都要时刻提高警惕、坚守岗位、发扬革命传统、保持战士本色。
　　C、对诗歌形式的创新：
　　a、积极寻求让激情渗透到感性形象中去的最佳表现手法，如反复渲染、铺陈、排比等手段的使用。
　　b、注重通过诗的音乐性，来营造气势，并围绕诗歌韵律不断进行试验。例如《祝酒歌》的用韵：运用“十三辙”，用窄韵、密韵；四声通扣、一韵到底；对偶与排比的运用；
　　c、广泛借鉴，多方试验。例如《向困难进军——再致青年公民》的“楼梯体”，《祝酒歌》的“民歌体”，《甘蔗林——青纱帐》的“新辞赋体”。
　　D、诗歌的欠缺：以“形式”的雕琢来拯救“内容”的欠缺。
贺敬之：
　　A、诗作种类：一类格局相对较小，多借鉴民歌和古典诗，如《回延安》 （信天游） 、《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西去列车的窗子》等；另一类是鸿篇巨制，如《放声歌唱》（1956）、《十年颂歌》（1959）、《雷锋之歌》（1963）等。这类作品在当代“政治抒情诗”体制的建立上起到重要作用。
　　B、民歌体艺术手法：情感充沛，真挚纯朴；动词的生动运用；句子关系富于变化；夸张手法的运用；鲜明的地方特色。
　　C、政治抒情诗评价：作品大多从一个政治命题出发，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特定时代的政治特征。但政治的变换反使诗人落入窘境（体现为对作品的不断修改）；执著于肯定现状，对时代和现实的把握缺少宽广超越的视野，从而使其诗歌出现大量不切实际的夸张。
　　D、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特征：
　　a、充满激情和富于形象。思想以激情的方式倾泻，形象使抽象理念获得感性效果。
　　“形象”的特点：诗中自然景象和生活场景并非客观呈现，而是情感与理念升华的载体；具象描写被虚拟化，并赋予象征色彩，在思想和情感的逻辑展开中，寓以某种抽象的命题。
　　影响和局限：这种处理方法被当时的政治抒情诗争相模仿。由于越来越脱离具体生活场景的体验和概括，渐趋浮泛，最终演化为缺乏感性特征的观念符号。
　　b、对“楼梯体”的接受和改造：
“楼梯体”的特长：描绘宏阔画面；传达复杂思想观念；产生磅礴的情感气势。
改造：与传统诗歌手法相结合，使总体上不整齐、缺乏制约的诗行，包含了整齐、节制、对称的因素。
十七年散文
杨朔，散文集《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
　　A、散文诗化：1959，实践作品《蓬莱仙境》、《海市》、《泰山极顶》、《荔枝蜜》、《茶花赋》。具体主张（杨朔模式）：构思上寓大于小、寓远于近，意境上比兴取义、象征比附，结构上峰回路转、卒章显志。
　　B、艺术特征：
　　a、散文写作寻求“诗的意境”：包括布局谋篇的精巧、锤词炼句的用心，以及“诗的意境”的营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的思维和情感方式。如盛开的茶花——祖国欣欣向荣；香山红叶——历经风霜、愈老愈红的革命精神；劳作的蜜蜂——只问贡献、不求报酬的劳动者等等。
　　b、“象征化”手法的运用：在杨朔散文中，寻常事物，日常生活不具有独立价值，只有寄寓和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价值。
　　C、欠缺：个体生活、情感“空洞化”；结构单一、僵化，“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
秦牧：《社稷坛抒情》、《古战场春晓》、《土地》、《花城》。追求散文“形散”而“神聚”。
　　A、艺术特征：a、重视知识性。花鸟虫鱼、珍禽异兽；名胜古迹、风物人情；史实传说、逸闻趣事。其散文被称为知识的“花城”，“小百科书”式的散文。b、散文的观念框架和逻辑线索清晰。c、联想丰富，夹叙夹议。
　　B、欠缺：缺乏抒情性，缺乏个人色彩。所抒之情失于空泛。
刘白羽：《红玛瑙集》代表其散文创作风格。
　　A、艺术特征：追求雄浑壮美的艺术境界；通过叙述、描写，宣泄激越的感情；经常采用现实生活场景和战争年代记忆相交织的模式。
　　B、欠缺：取材相近，思想主旨单调、重复；激情奔放带来了直露虚夸。
十七年戏剧
《茶馆》，老舍
　　A、三起三落：1957，第一次公演，焦菊隐导演、于是之主演。受批评有“今不如昔”的“怀旧”情绪，“影射公私合营”、“反对社会主义”。1963年二度公演，当时提倡“大写十三年”，受批“旧现实主义”、“自然主义”。1979三度公演，被公认为中国话剧史的扛鼎之作。
　　B、艺术构思
　　1、侧面透露法。以小见大，以个别表现一般，他考虑的是主题与典型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茶馆》的成功关键在于老舍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北京一个普普通通的大茶馆。这使《茶馆》一开幕就染上浓重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老舍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他戏剧展开的环境，不仅可以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按他的意愿集合起来，让他们各自亮相，而且丝毫没有生硬、勉强之嫌。因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在茶馆活动，所以各阶层，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在这里有所反映。如《茶馆》中所描写的以庞太监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与以康六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的巨大反差，以秦仲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以庞太监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的矛盾冲突。茶馆除了它的真实性质以外，又具有象征意味。小小的茶馆成了大中国的一个窗口，或是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种对典型环境的成功选择与描述，使老舍的侧面透露法成为可能。
　　2、老舍有意识地舍弃中外戏剧传统编剧的一人一事法，而采用人像展览法来结构全剧，展开场面和刻画人物，把三个时代的各种人物都搬上舞台，把各种丑恶现象都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3、《茶馆》在艺术结构上采用了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坐标式结构。这种坐标式的艺术结构以清末至国民党统治崩溃前的近代历史为纵线，以特选出来的三个时代的生活作横断面，在史与事交叉点上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这种艺术结构，具有史与事结合、虚与实结合的优点。
　　C、人物塑造
　　1、个性化语言。这种个性化语言不要求具有激化冲突、展开动作、推进情节的作用，只要求它“开口就响”，表现性格，“三言两语剧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
　　2、老舍在《茶馆》里也不绝对排斥在冲突中塑造人物。但由于《茶馆》中并无贯穿始终的冲突，所以老舍只能在人物间偶然碰撞出的火花中不失时机地刻画人物。如秦仲义与庞太监在第一幕中偶然相遇，他们在对待戊戌变法的态度上有所不同，于是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缺乏持续性，既无前因也无后果，老舍就在这火花短暂的闪光中进行人物刻画。
　　3、老舍精心选择人物某几个最能体现其思想性格的闪光点，进行简洁的刻画，不重整体介绍，而重棱角的表现。秦仲义的一生，如何发家，如何致富，有多少产业，以及如何败落，老舍全没有介绍，我们也不得而知。老舍只选择了他一生中三个闪光点——在王利发面前的财大气粗，在庞太监面前的狂傲不羁，败落后的自悲自悼——来刻画这个人物。然而人物的性格却在这三个并无因果关系的闪光点中清晰地显现出来。这种人物刻画的方法很有传统绘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写意意味。
　　D、《茶馆》是一部悲喜剧，剧中人的悲剧命运与人物的喜剧、幽默性格与剧作家的讽刺笔法，让作品产生了独特的悲喜剧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