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如何研究

教育研究方法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构建教育理论的方式，是以教育现象为对象，以科学方法为手段，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以获得教育规律性知识为目标的一整套系统研究过程。
教育研究的含义编辑
教育研究是以发现或发展科学知识体系为导向，通过对教育现象的解释、预测和控制，以促进一般化原理、原则的发展的过程。教育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形式，其突出特点是富有创造性，同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旨在解决一定的教育问题。
教育研究的意义编辑
首先，教育研究是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动力。通过教育研究，转变教育观念；探索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改革的途径、手段，并为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教育政策、提高教育质量与办学效益提供决策依据。教育研究既能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又能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
其次，教育研究是发展和完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教育研究是充实和完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前提，它在理论开拓与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教育研究能够增强研究者的研究能力，是培养未来教育改革家的主要途径。教育科学研究是提高研究者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广大教师来说，通过教育科研，能够使他们在教育实践中勇于探索，由单凭经验向依靠理论过渡，通过认识、学习和运用教育规律，掌握科研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成为研究型、学者型教师，成为未来的教育改革家。
教育研究的类型编辑
1．教育价值研究与教育事实研究
这是根据教育研究对象及其任务所作的分类。
教育事实研究是一种“实然”研究，主要揭示“是什么”的问题。教育价值研究是一种“应然”研究，揭示的是“为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教育研究，无论是对已存事实的研究，还是对未来事实的构建，都离不开对价值的认识和选择。教育价值研究不仅是教育目的研究不可回避的主题，也是认识教育事实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教育研究中谈论“应然”与“实然”的差异，只有在“理想”与“现实”的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实际上，在教育研究中是不存在超价值的事实研究的。
2．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这是根据教育研究的目的不同所作的分类。基础研究旨在揭示教育现象的一般规律，建立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增进人类知识。应用研究旨在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或途径。应用研究常常依据基础研究的成果进行探讨，而应用研究的成果也有助于完善基础研究。
3．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
这是根据研究范式的不同所作的分类。
(或量的研究)是指事先建立研究假设，进行严格的研究设计，按照预定程序收集资料并进行数量化分析，用数字或量度表述研究结果，并对假设进行检验的一种研究范式。定量研究强调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处理与解释上均要具备严格的形式。具体说，定量研究通常包含一个较为严格的事先设计；通过调查、测验、实验、结构化观察等方式来收集资料；主要运用统计的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研究结果的呈现通常简单明了 [2] 。
定性研究(或质的研究)通常是指在自然环境下，运用现场实验、开放式访谈、参与观察和个案调查等方法，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长期深入、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并通过证伪、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加以检验的一种研究范式。在研究目的上，定性研究重视描述与解释，以揭示教育现象或行为的“意义”为主；在研究角度上，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现象；在分析方式上，以归纳法为主，倾向于对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分析；在角色上，研究者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理解他们言行的意义和对事物的看法，研究者就是参与者。
教育研究方法主要讲两大问题编辑
一是教育研究方法是什么的问题。具体通过教育研究方法的概念分析、历史分析来揭示教育研究方法的性质、特点、功能、类型、层次水平，以及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
二是教育研究方法怎么做的问题。回答教育研究所经历的活动程序及其相应的规范或准则。具体通过教育研究的以下活动程序来展开：选定研究问题——研究的设计与制定研究计划——实施研究并收集资料——整理分析资料阶段——总结评价阶段。
应达到的水平编辑
根据教育学综合考试大纲，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学习应该达到三种水平：
一理解：准确识记教育研究方法历史发展的阶段、关键人物和每个阶段的方法特征，并进行判断；准确表述教育研究及其方法的基本概念、操作程序，并进行判断。
二运用：形成教育研究选题及研究方案设计、查阅文献资料、收集和分析研究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的技能，并能根据给定的问题进行教育研究设计。
三评价：能够运用教育研究的程序和规范来对他人的研究设计、过程和结果进行评判。
总之，对与教育研究方法的复习，建议大家采用“提纲法”。在复习每种研究方法时，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教育研究的方法有哪些？每个方法的具体操作程序如何？每种方法的规范与原则有哪些？每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如何？每种方法的优点与局限？
另外，由于教育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门操作性的学科，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结合一些研究实例来学习和理解。各本教材上都会列举实例，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研究方案，然后请教老师。

研究领域
“教育史”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现代化史，近代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外国近现代教育史，德育理论与实践等。
现实意义
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教育史学研究既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它的目的也就要求具有现实性。满足于描述纯粹“客观事实”的教育史学家已不多见，而相信教育史学研究具有现实目的的人已占多数。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史学服务于现实是一个复杂过程，例如，研究欧美国家的近现代教育史可为我国社会的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许多可以利用的成果，并且这种利用不应是简单照搬，而必须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只有在利用有效时，教育史学的现实目的才算得上是实现了。尽管如此，人们过多地思考如何研究他们的课题，却很少考虑其成果获得现实意义的途径。许多教育史学家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构想，但很难迈出从抽象到具体的关键一步，致使主观上的良好愿望因为无法采用有效的途径使其成果结合并作用于现实而流产，最终完不成教育史学的任务，这不能不让人遗憾。 另一方面，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要能够科学、健康地运行，离不开对于教育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充分借鉴，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史学科对于指导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有重要作用。但这种指导作用的充分发挥，除了教育史研究者尽力提高对于教育遗产及以此为基础的教育理论的研究水平外，还有赖于教育史研究者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关注和参与。
丰富并发展教育科学理论
今天的教育科学不是个别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古今中外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许多先行者教育理论思维的结晶。教育科学是在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完善的。教育历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源泉，没有人类几万年教育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没有教育家几千年教育理论思维的丰富材料，要创造高水平的教育科学是难以想象的。[3]所以，后继的教育家在认识和解决当代社会的教育问题时，往往需要利用先前的教育家理论思维创造的成果和留传下来的教育思想资料，并结合当代的现实需要加以改造和发展。新时代的教育思想不可能白手起家，它同先前的旧时代的教育有着继承的关系。教育一定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事实上，教育这个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是与人类共始终的。人类在探索教育规律这条道路上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过无数次实验，提出过许多教育理念、理论，成功的、失败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如果你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自吹是创了新理论、新模式呢？[4] 客观地说，教育科学理论进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上的教育学家们具有积极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他们对已有的教育学理论，既不完全肯定又不全盘否定，既维护又批判，既继承又发展，在批判的基础上综合，在综合的基础上创新；对任何权威和既有理论不迷信、不教条，要敢于质疑、挑战传统的教育学理论框架，积极大胆地提出新概念、新假设、新思想；充分发挥创造力，创建新的教育理论学说，革新教育科学体系。
孟子在丰富孔子“立志乐道”的基础上提出“持志养气”；董仲舒在继承了先秦儒家“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圣化”原则；王夫之在批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过程中，提出了“知行相资”。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在批判封建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然主义教育主张；狄德罗、爱尔维修等对遗传决定论进行批判而提出“智力平等说”、“教育万能论”；杜威在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派的批判基础上，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等一系列教育命题、原理；没有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又哪来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赞科夫对凯洛夫的教学原则体系进行变革而提出高难度、高速度等教学原则；布卢姆否定学生学习的效果呈常态分布的传统看法而创立“掌握学习”理论；等等。这些都可谓是教育史上批判、创新的典范。

教育史
教育史是教育学分支学科。以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为研究对象。任务是研究各历史时期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进程，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客观规律，为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并预示其发展方向。作为一门学科，形成并发展于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为适应发展师范教育、迅速普及初等教育的需要，促进本学科发展，成为欧美各国师范院校的必修课程。[1]
中文名
教育史
主干课程
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
现实意义
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就业方向
从事教育管理工作
快速
导航
现实意义研究方向就业前景就业方向开设院校
研究领域
“教育史”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现代化史，近代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外国近现代教育史，德育理论与实践等。
现实意义
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教育史学研究既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它的目的也就要求具有现实性。满足于描述纯粹“客观事实”的教育史学家已不多见，而相信教育史学研究具有现实目的的人已占多数。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史学服务于现实是一个复杂过程，例如，研究欧美国家的近现代教育史可为我国社会的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许多可以利用的成果，并且这种利用不应是简单照搬，而必须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只有在利用有效时，教育史学的现实目的才算得上是实现了。尽管如此，人们过多地思考如何研究他们的课题，却很少考虑其成果获得现实意义的途径。许多教育史学家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构想，但很难迈出从抽象到具体的关键一步，致使主观上的良好愿望因为无法采用有效的途径使其成果结合并作用于现实而流产，最终完不成教育史学的任务，这不能不让人遗憾。 另一方面，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要能够科学、健康地运行，离不开对于教育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充分借鉴，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史学科对于指导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有重要作用。

　　二、战后西方教育史学发展格局

　　首先，关注了历史研究视角的转移对拓展战后西方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的影响。传统历史学是“自上而下”的历史学，关注帝王将相和社会精英，主要依据档案进行研究。从传统的西方教育史研究领域来看，主要关注政府的学校教育政策或立法以及大教育家的思想或理论。而战后“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发展给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烙印。历史学界关于“历史研究视角的转移”的涵义主要指从工人运动史到劳工史，从女权运动史到妇女史，从心理史到心态史，从思想史到心智史以及口述史[9](P163-211)。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性质和特征在劳工史、妇女史、心态史和心智史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并极大地拓展了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从美国发端的教育史学的重新定位是一个国际性的过程，几年以后就传到了欧洲大陆，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导向的研究范式开始挑战传统教育史学模式。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自下而上的教育史学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发展[10]。

　　其次，对当代西方教育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和特征进行了思考。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过两次转变，先是从传统史学(the old history)转向新史学(the new history)，后又出现叙述史学的复兴，逐渐形成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新新史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战后国际史学转向和师范教育机构转型的双重夹击下，传统西方教育史学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嬗变，先是在历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的影响下朝着新社会史的方向发展，后来在新文化史学的影响下出现了新文化教育史学。“进入21世纪，一方面，运用传统教育史学模式研究教育史的仍大有人在，许多教育史学家为捍卫教育史学的独立性而努力；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取向的教育史学与新社会史学取向的教育史学既相互博弈又取长补短，形成了战后西方教育史学三足鼎立和多元化发展的态势”[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