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湘军的影响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两年后于南京立国，兴兵百万裂土千里，欲与大清朝争天下。一时间，东南半壁烈焰腾空，千里长江战舰如云。是时绿营编制六十六镇，满额应为六十万人，然而军政腐败，许多协营都是有额冒领而无兵可调，且能调者亦不堪战。于是朝庭遂陆续在全国任命了四十三个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做为第一个受命者编练湘勇，在以后的十多年战争中，这支民兵或集体性质的军队愈战愈强，最后逐渐取代了经制兵，成为国家主力部队，长期担任国家战备职责达五十余年，只到甲午战争后才衰忘。半个多世纪里整个湘军系统对国家的作用于影响是值得细较的，但篇幅有限此文只能略作评说。
在漫长的中国军事史上，热兵器火力网的配合研究和实际应用是湘军首创，在最初的编练时曾对当时军中常规火器抬枪和小枪曾就配合问题多次改动，将火器的配置到每一哨，定为每哨冷兵四队，小枪两队抬枪两队，而每营专配劈山炮两队。曾国藩又亲身研究劈山炮炮子，将原来的每炮一百子增加到三百子，改用熟铁制炮子，增加射程。湘军组织了远程用劈山炮，中程用抬枪，近处用小枪的火力网，冷兵队一般为热兵护卫，尽量减少肉搏。这种战术思想，以前是没有的。
湘军以前，军队开拔每到一地都是就地征夫，用完即放，属于国家征用，干活百干。湘军的编制中，增了长夫一项，这是中国军事史上首次将人夫编入军队编制，长夫随军出征，只修路架桥筑营搬运，不配兵器，不参战，但支饷银。实际上是现代工程兵的起源。
除了保卫家园，出省湘军最盛时兵力在十万左右，且从来都是四处分散作战，小部千余人大部万来人，而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是在攻陷南京之前，集结了八十余营，约四万多人。十年之中，在近二十万腐败不能战的绿营兵配合协助下，先后剿灭了太平军，升平天国军，天地会军，串子会军，白莲教军等大大小小近两百万各地叛乱军队，无可非议湘军的战斗力是远远胜过太平军的。仅说初出湖南第一仗攻克武汉三镇，是时湘军陆军大小十三营，五千余人，水师十营五千人。战舰三百六十艘。加上有湖北绿营军和团练一起，全军战勇约一万五六千人。当时武汉三镇皆在太平军手中，武昌是湖北省垣，湖广督署所在地，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城内太平军两万人，城外江中太平军战船两千余艘。武汉九省通衢中华名城，这场攻防战双方都是看得很重的。然而开战仅四天，太平军丧师六千，弃城而逃，水师被全歼，而湘军伤亡仅两百余人。
就国家经济上的影响而言，湘军的协饷促成了厘金的产生和完善。本来湘军系地方军队集体性质，最开始朝庭是不支饷的。而一开始，都是靠曾国藩的门人弟子捐助后来供不起了，左宗堂郭昆焘等人四处募捐，其后愈办愈大，粮饷愈来不济，只能求助于朝庭，这时的湘军已经为朝庭所依重了，朝庭自然愿协饷。但是众所周知，清代库入主要是靠地丁，槽粮两税和盐，茶两课。而太平军定都南京又霸占了两淮苏浙，运道受阻。只有川盐能出市了，课入自然大减。是时天下动荡，人心思乱，四处跑的都是难民，地丁和槽粮的起解与留存情况都不好，这样一来只能开征新税，即厘金。厘金即工商业税，最初只分行厘（货物过路税）与坐厘（商店营业税）。本来厘金是由江南大营帮办雷以俭为协向荣一军之饷首倡的，开始只是地方私办。后来朝庭看此法可行，即设厘金总局，而具体规划与条款都是湘军参机要郭昆焘和左宗堂带着一帮士人斟酌制定的。以前没有专征厘金的税吏，具体的征收也是由湘军中各帮办来完成的。
按曾国藩的建军思想，当时湘军有一条完整的后勤系统，这可能也是首创。湘军初出衡阳时，专载淄重船一百余艘，煤米三万余石，油盐七万斤。当时战勇才一万一千人，却另携长夫水手木匠铁匠医生等个类杂役六千多人。关于这曾国藩的解释是“凡米煤油盐布茶肉食铁铅竹木之类百物皆备，一应匠工俱全，凡兵勇扎营，即以船为市，所发之饷即换吾船之钱，所换之钱即买吾船之货。”这套系统是为了保证物资供应，医疗，军工修理，银钱兑换等一系列后勤工作，而且保证了整个集体的银钱不外散，不受乱世物价波动的影响。这实际上是现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稚型，九五年笔者在长沙呆过半年，当时感觉怪怪，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外省的香烟和啤酒，和许多外地产的生活必需品，地方保护到了这种地步，相信去过长沙的人都有印象。
湘军的突起，使得晚清六十年绅权日重。湘军除出省作战之外，省内还有几万乡勇团丁，皆由地方绅士把握。当时匪盗横行，各种非法事件几乎通行无阻，官府不能制，只能依靠这些带兵乡绅。早在左宗堂入幕骆秉章时，骆对左完全信任，基本上不管事，左又偏向乡绅，致使这些乡绅权力扩大，已经不再是单纯地缉盗剿匪了，有的能给人定罪施刑，有的直接干预地方官施政，大多俨然郭解重生，几乎都是半官半民。前面说过，当时全国帮办团练大臣就四十三个，几乎每省都有团练，后来其他各省乡绅都效仿湘中，这样泛滥的绅权，国史上恐怕只有汉前才出现过。
各地叛乱基本平息后，原来湘军将校纷纷担任武职，这其中一品武官就上百人，一些人经过多年历练成为国家干才，如左宗堂，李鸿章，刘坤一，刘锦堂，钱应溥，沈葆祯等等。而南方各省总督，将军长期由湘军将领担任，此前的大清国，汉人是不可能担任这么多的武职的，其政治影响完全涉及到民族矛盾，但非千言所能尽述。

　　湘军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对兵制的影响
　　湘军的兴起，使清代兵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湘军建立前，清朝常备军为绿营。绿营兵为土著世业，将由铨选调补，军饷由户部拨给，兵权握于兵部，归于中央。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其制正与绿营相反，故兵随将转，兵为将有。曾国藩对湘军拥有极大的指挥调度权力，自成派系。当湘军在实际上取代绿营时，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便代替了国家经制的世兵制度，近代北洋军阀的起源，实始自湘军的“兵为将有”。
　　对政局的影响
　　始于湘军的“兵为将有”对晚清政局也产生重大影响。湘军重要将领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杨载福（岳斌）、彭玉麟、刘长佑、李续宜、曾国荃、刘蓉、刘坤一、蒋益沣、刘岳昭、刘锦棠以及后来成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等，皆官至总督、巡抚等大员。根据清代定制，总督、巡抚委以行省大权，其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一省的民政、财政和按劾、司法。但两司听命于六部，例可专折奏事，其事权独立，惟部臣始有管辖的权力，督、抚对两司只是居于监督地位。故六部可以控制督、抚，全国权力集中于中央。但清代这种格局到湘军将帅担任督、抚后，就发生了改变。手中有兵有将的督抚把两司降为属官，不听部臣指令，朝廷也不得不予迁就，因而在晚清形成督、抚事权过重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