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中国古代文学

　　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象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绝对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

　　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酒乃天地之间尤物。虽也进入肚腹，却不能充饥，不能解渴，只作用于人的心神。心神经酒一滋润，一刺激，便产生莫名其妙的变化，莫可名状的诡谲，向外表现为言和行，便不同寻常了。因此，人世间有了酒，人类的生活便丰富多彩了，人类的历史便斑斓多姿了，茫茫尘寰便增添许多有趣的风景，短短人生便增添许多悠长的滋味。假如我们的老祖宗没能从腐烂了的野果和放久了的剩饭的酸香味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酿酒术，那么，卷帙浩繁的廿四史将枯燥许多，历朝历代的社会生活将寡淡许多，我们回顾往昔的时候，也许少了许多兴味。历史是条长河，河中对了酒，河水便奔流得更浪漫，更生动，翻腾起的浪花千古后仍使人感到精彩。

　　上至宫廷，下至市井，高贵者，卑贱者，都喝酒。金元殿里的天子赐宴，三家村时的老翁对酌，虽然档次不同，气派迥异，但把佳酿或旧醅喝下肚子，并品味那个美妙地过程，则是一样的。与官司人、商人、匠人、农人相比，文人似乎和酒更有缘分。一是文人多嗜酒。酒能激发灵感，活跃形象思维；酒后吟诗作文，每有佳句华章。饮酒本身，也往往成为创作素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页页都散发出酒香。李白和杜甫，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都终生嗜酒。李白自称“酒仙”，杜甫因有一句“性豪业嗜酒”，被郭沫若先生谥之为“酒豪”。郭老还煞费苦心地统计出，在他们现存的诗作中，言及酒的，李占17%，杜占21%。这就使我们想到，假设没有酒，李杜的诗歌一定会少了许多韵味，我们今天读到的《李太白集》、《杜工部集》，也一定会薄了许多。二是文人饮酒特别讲究那个饮的过程，特别讲究饮酒过程中的那套繁文缛节。于是，便要制定颇为严刻的觞政，便要舞弄花样百出的酒令。那酒令，可不是好玩的，是对人的聪明才情、知识水平、文学修养和应变能力的严峻考验；没有满腹诗书和机敏睿智，是要临场出丑的。文人们硬是把这一套玩出美妙的极至，硬是把经史百家、诗文词曲、歌谣谚语、典故对联等等文化内容，都有出神入化地囊括到酒令中去了。于是，酒宴始终，便充溢着浓浓的而又绵绵的书卷气和文化味。觥筹交错中，不仅享受了酒的醇美，也享受了文化的馨香。古代文人宴饮时的逸雅情趣，我们是不能亲眼见识了，只能从《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和记载酒令的书籍中窥知若干。由于文人的参与，饮酒才饮出了档次，饮出了境界，饮出了无限风光。酒文化中的精采部分，实在是文人创造的。“五四”以后的现代文人，也常相聚宴饮，连鲁迅先生也多次参加，《鲁迅日记》中常有记载。他那首诗《自嘲》（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为名联），就是在郁达夫做东的宴席上做成的。郁达夫更嗜酒，曾有“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之句；酒中醉中，他乘兴做出许多好诗文。新文人雅集，樽俎之间仍然充满文化味，谈诗话文，即席吟咏，仍是一大主题。丰子恺就曾写道：“世间最好是酒肴，莫如诗句。”五四运动，狂飙突起，涤荡了旧世界，但千古传下的酒文化仍然一脉相承。创造新文化的新文人，一端起酒杯，仍似他们的先辈。

　　古代的希腊、罗马在谈到酒与文学的关系时，特别爱谈「酒神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中国是个神话不发达的国家，酒在与文学的关系上还没有上升到「神」的位置，但是它对作家文思或诗兴的催化有著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有两个重要的特徵：一是抒情性作品占主流地位。抒情诗自不必说，就是记述或代言的作品也都有很强烈的抒情性。抒情性强的文学受到酒催化自不待言。另外一个特徵是作品的个人性和自娱性。中国传统文学大多不是面对社会的（尽管圣人有此要求，认为文学要起到教化作用），而是自娱的。所以受外部因素控制较少（如面对市场就要考虑经济因素），个人性较强，不会太计较酒对文学影响的后果。当然这种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的。

　　《诗经‧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枝 。 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诗人看到枝叶繁茂的羊桃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生光，忽然感叹，羡慕草木无知。然而人不可能没有知觉，世间苦难都要人的感觉细细品味，而且越是敏感的诗人感受得越痛楚。也许人生下来时还保留著天堂的记忆，所以追求美好几乎就是人的本质。可是有多少人能如愿以偿呢？追求不遂，更加深了人们的痛苦。

　　为了摆脱痛苦，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喝酒麻醉自己。如曹操在《短歌行》中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种意识不始於汉末，《诗经‧卷耳》中就有「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的句子。当人生的自我意识越加觉醒时，这种消愁的欲望越加强烈。到了唐代李白，这个忧愁就成了「万古愁」，它须要「千钟」、「万斛」的酒来冲刷了：「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就算这样，也还会：「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人可以暂时地酣卧酒乡，可是他醒了以后会如何呢？

　　南北朝时，人们就感受到酒对於艺术家人格的完成和对艺术创作的催化作用了。唐人在这方面的认识更为深入。杜甫《饮中八仙歌》描绘的不只是一帮酒徒，他们更像是一个浪漫的艺术群体。酒把他们身上的艺术气质渲染得淋漓尽致。如浪漫诗人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又如书法大师张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些艺术家和诗人在半酣状态下，平日的政治哲理、道德规范等「理性的魔障」都被酒精突破了，此时他们似乎只受直觉或潜意识的支配，从而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心理能量中潜藏的人之本性。
　　儒家虽然关注到人，但这个「人」是指群体，而非个体，并且有借群体以压抑个体的倾向。魏晋是士人的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当他们用初步觉醒的自我对抗主流意识时，往往会有内力不足的感觉，所以这些士人就要靠酒来支撑。从表面上看他们恣放情志，借酒自秽，并以种种惊世骇俗的行为破坏名教，对抗主流社会。这些士人常说：「礼岂为我辈设耶？」他们向往的是放任自然的生活态度，从自然中探讨人的自然本性。

　　这一点在陶渊明那里得到发展。他首次把把诗、酒、自然结合在一起，并从其中寻求人的本真，也即人的本性。他在《饮酒》诗中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又说：「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所谓的「真意」、「深味」指在痛饮时体会到人生真谛与人的自然本性。这些都被后世追求个性解放的人们继承了下来。李白《月下独酌》云：「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所谓「酒中趣」，就是在醉乡中摆脱了日常礼法的束缚，於冥冥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

　　李白醉后的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这是自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对权贵投以极大的蔑视；「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鹉鹦洲！」（《江夏赠韦南陵冰》）表现出极大的激愤。这些既是醉后的狂言，更是最能表达出李白真正自我的诗句。宋人责备李白诗中篇篇有酒，其实酒把许多诗人艺术家从尘俗琐务中解放了出来，恢复他们真正的艺术家的风范。很难设想有个时时清醒的李白，还能写出这么多传之不朽的诗篇。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嵇康

嵇康(223～263)，三国时曹魏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叔夜。谯国□县(今安徽宿县)人。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阮籍 ---维倪（报告部分：阮咸）

一、家世出生及早年志尚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今属河南）。生於建安15年。父亲阮瑀，是诗人、散文家，「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亲随吏员，当时军国书笺多由他和陈琳两人草具 。阮籍三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但因为曹氏父子及阮瑀友好出於长期共事的情谊，对於阮籍及其母亲深怀同情，并有所照顾。阮籍年少时以好学不倦、不慕荣华富贵、道德高尚的古代读者―颜回、闵子骞微效法的榜样，刻苦攻读。除此之外，他还习武。但是少年的阮籍也沾染上一些浮华公子的作风。当时有一批宗是戚属的豪门公子，颇以浮华相尚，如何晏、李胜，再洛阳互相连结，构煽风气。阮籍与他们年龄接近，难免受了些风气影响，可是阮籍始终未予其流。

阮籍非常鄙视礼法之士，所谓礼法之士主要是投靠司马氏父子的一些人物，这些人多是文人，他们为虎作伥，仰承思马氏父子的意旨，鼓吹「唯法是修，唯礼是克」，以礼法、名教为工具，来巩固篡夺来的权利，同时束缚政治反对派的手脚。这种礼法是司马氏集团用以配合其血腥屠杀政策的一种政治打击异己的手段。阮籍在对付这些礼法之士，最有名的就是他的青白眼。

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稽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斋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后，稽康的哥哥稽喜来致哀，但因为稽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於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稽喜一个大白眼；后来稽康带著酒、夹著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从这一段故事中，我们除了可以发现阮籍对於礼法之士的鄙视外，也可以明显看到他不为礼俗所限制，稽康也是一样。他不会因为守丧就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觉得不喜欢的就清楚的让人家知道，我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阮籍对礼法之士的憎恶，除了表现在青白眼外，还表现在他的赋中。

二、药与酒

阮籍似乎是不服药的，在他的著作里很少提及此事，只在咏怀诗第70首曾写到过：「采药无旋反，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从这里看，他连对神仙的信仰有时也要动摇，不无迷惑踌躇之感，而对於服药一事更没有稽康那样深信不疑、热心实行。阮籍不服药，却颇有些「为酒事物，焉知其馀」的意思。他是酣饮、痛饮、狂饮，不拘场合，有酒必醉。阮籍嗜酒，其出发点同稽康服药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以此为途径来超脱现实、消解矛盾。阮籍曾数次在醉酒掩护下躲过了司马氏集团像他伸来时而拉拢，时而加害的手。从性格上来说，服药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要先采药、调配处方、还有许多规矩，其步骤要求不能稍有错乱，否则便可能中毒甚至丧命之虞。非精细耐心之人，不可随便服用。阮籍性格浑朴旷放，对这种精细而又危险的高级享受是不能适应的，他宁愿去从事简单易行得多的饮酒。从政治上来说，阮籍的态度是比较软弱的，他看到曹魏皇室大势已去，司马氏执政已成为无法更改的现实；他明白服药飞升之事太渺茫，他还得谒抉R氏统治下打发日子，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地划清界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

这里有几个有关阮籍喝酒的小故事。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肫，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从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阮籍他违背礼法的行为。母亲过世，他不但坚持下完棋，而且还吃肉喝酒，虽然他是故意这么做，不过我却觉得他也蛮痛苦的，要压抑心中丧母之痛，以表现出他不为礼法所约束的一面，就我来看，他大可以放声大哭，哭完以后便应感到高兴，因为阮籍很崇尚老庄，庄子在妻子死后，不但不悲伤，反而还替他妻子解脱人世间的痛苦感到高兴。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效法庄子并加以改良，这样一来，不但达到他想的境界，也不用压抑心中的痛苦。

阮公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我想这在当时的社会也是很少见的。醉了就倒卧在少妇身旁，在以前的社会，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的束缚下，这样的情形也是不能为世人接受的。（四）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现代，恐怕还是很难令人接受的吧！一个不认识死者的人来吊哀，还哭的很伤心，我们一定会觉得他是疯子，不然就是来捣乱的。像阮籍这样完全不顾别人眼光，自己觉得值得的就去做，实属难得；不过这不禁让我怀疑，为什么自己的母亲去世了要装的如此坚强，但却对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去世感到非常难过，我觉得这除了违背礼法外，也违背了人性。

三、文学成就

三国后期出现正始文学，人们习惯用他来代表整个魏末的时期文学。正始文学的最重要作家就是阮籍、稽康。阮籍既是诗人，也是散文家，还是赋作者。他的诗歌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就内容而言，「忧生之嗟」 和「志在刺讥」 在咏怀诗中占有很大的份量。除了这两大内容外，还有自述身世志尚、念友、隐逸神仙等方面的描写。咏怀诗在艺术方面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色及蕴藉含蓄和自然飘逸。蕴藉含蓄与文多隐蔽有直接关系，阮籍为了避免严重的现实后果，才把诗篇写的隐约其体、闪烁其词的。这种含蓄，同他在生活中「发言玄远」 「口不臧否人物」的作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咏怀诗的含蓄，是时代现实的产物，也是阮籍本人的思想作风、处事态度的反映。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含蓄不失为一种风格，他的好处是能够避免呆板直露，增加诗的深厚度，给读者以联想和回味的馀地。在诗歌史上，咏怀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阮籍咏怀诗在反映重大社会现实方面是不如建安诗歌的，但它在个人抒情的深度上，在描写内心曲折的活动上，以及运用比兴的手法上，则又有超越前人的建树。它堪称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五言诗之一。阮籍的散文，今存较完整的有十篇。其最重要的散文著作应推「大人先生传」，写法上接近於赋，以对话方式展开，虽名传，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的传记作品。总的来看，阮籍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散文家。他尤其对於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结论

准备完了阮籍，我觉得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造就了很多像阮籍这样内心和现实生活矛盾的人，或许阮籍在他听到母亲过世的时候，他也很想放声大哭，但就碍於当时的环境造就出的矛盾性格，使他以吐血的方式来传达他内心的哀痛。我觉得，既然他是一个这么勇於将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的人，为什么不乾脆放声大哭呢？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很佩服阮籍有和时代、政府、社会挑战的勇气，就连现在这样开放的社会风气，我想都不会有几个像阮籍、稽康这样的人吧！我想准备完了竹林七贤，对他们的印象不再是不穿衣服、放浪形骸而已，还有更多更深入的层面，都在这次的报告中了解。虽然我没有像他们这样挑战社会的勇气，不过我为他们每个人不同的独特性感到感动！

王戎 ---姿伶

一、生平

1、生於大富之家

王戎，字浚冲，山东省琅琊林淅人。王氏一族在林淅是有名望的大族，从他的亲族辈中，便出了王衍、王澄、王导、王敦，等人物，掌握著东西两晋政府的政坛，有「八王」之称，与同为山西名族的斐氏「八斐」并称。王室与斐氏也有亲交，王戎的女儿及嫁给斐頠为妻。王戎的祖父，是魏朝的凉州刺使、贞陵亭侯，所以他自小便生活在优渥的家庭环境中。因此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也可多少得知他长大后的个性。

2、神童---王戎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雅量篇．4】

从此之后，王戎便被称为「神童」。另一件事发生在王戎七岁之时，据【世说新语】魏明帝於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闲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从这两篇中，对与王戎的描写当中，可以得知王戎的确可以说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尽管可能说有点夸大的效果，不过也可以得知王戎真的自小便是一个聪明的小孩子，可谓聪明过人。在晋书本传又记载说王戎的眼睛特别炯炯有神，能够视目不眩，斐楷见了，大为惊叹说：「容眼烂烂，如岩夏电」这就是说他的眼睛光彩有神。

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锺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锺曰：「向二童何如？」锺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赏誉篇．6】

在这一篇中所记载的正是王戎和斐楷果如锺会所料，成为当时西晋政坛上的要人了，也可看出其小时候的成就是不凡的。

二、竹林七贤之列

1、加入七贤

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稽康小十一岁。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德行篇．16】

可以得知，在稽康受刑而死的时候，王戎二十九岁，则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稽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之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著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这样对王浑说：「浚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有趣多了。」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稽康有很大的不同。

2、七贤中的俗物。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排调篇．4】

在这一篇文章中，可以得知，王戎比起这几位前辈中，王戎少了他们的思想家，文学家的气质风度，相反的却充满了世俗的官宦之志，所以阮籍讥讽他为俗物。可是王戎也反驳的说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谁可以扫你们的兴呢？可以知道阮籍、稽康等，这些人不管任何事情其实对他们而言都是无所谓的，也许我们可以知道王戎的性格中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在王戎的生长背景中，他是一个富家子，他有理想的抱负，他要晋升仕途，可以得知多少家庭的背景给了王戎影响。

三、入世入仕

1、宦海生涯，与世浮沉

生在门阀世家，有深厚的家庭背景，自幼又被视为神童的他，又有官宦之志，很自然的便走入官场。魏甘露二年（西元二五七年），王戎二十四岁时，被司马昭争为相国橼（宰相的属官），而推举他的，就是那位司马昭前的红人锺会，锺会是明理派清谈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反对七贤的，也就是他是稽康走上死亡之路，而身为「七贤」之一的王戎竟然接受他的举荐而为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戎的世俗性，使他在波澜起伏的政界中，几次化险为夷，而升到司徒的贵显地位，终以老官僚结束一生。

2、由出仕看王戎

对於王戎的出仕，其实也是不用过於讶异的，因为从王戎的生长背景来看，生於官宦之家的王戎，从小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应该也可以说是接受不少父亲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说是他看多了所谓的官场冷暖，因此王戎有他一套特殊的保身方法在这个浮浮沈沈的官海之中，也因为这样，王戎的避祸思想，也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有著很大的影响。

四、百善孝为先

1、母丧之忧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德行篇．17】

在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和峤虽然遵守礼制服丧，但是比起王戎而言，王戎可以说是在精神上比和峤更加的悲伤，王戎的悲伤虽然不一定符合礼制，但并不是这样就是说他不够悲哀，反而在精神层面上，更胜过和峤一层。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悲哀，也就是说他的悲伤已经到了不能用行为去表现出来，甚至已经到了所谓的哭不出来的地步，或许样说有些的悲哀，可是在世说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的确是悲伤的过度。

2、框世虚名与实至名归。

在魏晋的风潮中，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因为有许多想要晋升仕途的士子，有很多的人，都有所谓的假孝、假慈、假悲、胜至於假义，已博取是世间的名声，来作为自己晋升仕途的途径之一。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王戎这个人是一点都不做作，毫不虚假的放开自己的情感，不为世俗的眼光。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伤逝篇．4】

我们可以看的出来，王戎是个重情感的人，不管对於初生之子，尽管初生之子对於王戎是没办法有所谓的感情可言，但是王戎却依旧对其子有深刻的感情，由此可知王戎是一个重情之人。

五、俭吝

（一）、吝啬之过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俭吝篇．2】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俭吝篇．4】

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 万，女 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俭吝篇．5】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 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筭计。【俭吝篇．3】

由这四则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王戎极端的吝啬。

六、明哲保身的老官僚

元康九年（西元二九九年），王戎六十六岁，由於贾后想要专权，以致於发生了愍怀太子的废立事件，贵为太傅的王戎却始终保持沈默。第二年，赵王司马伦等又起而杀贾后，这时被视为贾后同党的数十个高级朝廷官员，也同时受到牵连而被诛杀，王戎的女婿尚书左仆射斐頠也是其中之一，王戎因此受到牵连，但是由於他的明哲保身，所以仅是辞职下野，而没遭到生命的危险。此后的八王之乱发生，晋王室面临著空前的危机，王戎虽然也被卷入这政治的漩涡中，但他却是学习著古代君子伯玉的榜样，尽量避免卷入这场风暴中，虚与委蛇周旋著。

王戎一生，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位高爵显，身当国家重任，但却对朝政一无贡献，只是一味的逃避求荣，阿谀求全。对於王戎这个人而言，可惜的是他的以前的政治抱负，在他掌握大权时，却因为一味的避祸，而对国家、对人民，并没有做到贡献，十分可惜；但是我认为，这也许也是在乱世中一种生存的方式吧！就竹林七贤而言，王戎是有些愧於一个「贤」字的。因为王戎之於山涛皆为入仕之人，山涛虽有后人评：「贰臣」，但他为官尽责、选贤与能，此番作为是有利於老百姓的，在这样的时代里，许多人在朝为官只为享受荣华富贵，而他愿意为老百姓的福祉努力实在令人感动，至少为魏晋政治这个黑暗期带来一丝的光亮；所以，相较之下，我是比较欣赏且认同山涛的方式。

刘伶 ---致卿

一、生平

刘伶在七贤中是传记最不明了的人物，他的生卒年代以及他儿子的名字都没有留传下来。他字伯伦，江苏沛人。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醉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篇．13】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二、仕途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於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三、以酒为名

他的家庭是很穷困的，但他并不以为意，反而嗜酒如命。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里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於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於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任诞篇．3】

（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於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

关於喝酒，竹林七贤里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於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四、天地为房屋，屋宇为衣裤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沈湎於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里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里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任诞篇．6】

（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

五、酒德颂

《世说》「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更藉著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己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酒德颂】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藉著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搢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里，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泄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於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阮咸

一、生平逸事

阮咸，字仲容，河南省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附近）人，籍兄武都太守熙之子。他的父亲阮熙，官至武都太守；在「竹林七贤」中，关於阮咸的各种史料很少，对他的研究也就比较困难一点，在查阅了一些书籍之后，可以看出阮咸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任达不拘，一是音韵高手。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裈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任诞篇．10】

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於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形成对照，自然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同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个少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而那位以「穷途之哭」而著称的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於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於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任诞篇．15】

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意义。

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任诞篇．12】

读完此文，其实猪也是天地万物所生，又何必区分地位的高低及卑贱。想想仲容与群猪为瓮共饮盛况，也能体会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种放达不羁的豪气。且阮咸的「达」是任意而为之，随心所欲，较不同於阮籍的「达」是因对世俗礼法无奈而为之，这是他们两个不同之处。

然而这些行为，在名教社会，有冲击礼法和解放个性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当时，一些礼法之士卑鄙而无气节，名士们的不拘礼法恰好是对礼法虚伪的揭露及抗议。因此，不拘礼法仅只是其一方面的表现，而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

酒与中国文化

酒是世界上各民族所共享
的文化传统之一，但饮酒文化
在各民族间却有所差异。酿酒、
饮酒在中国起源甚早，先民或
者用以祭祀祖先，以示诚敬；
或者藉酒自适，成就诗文；或
者亲朋饮宴，把酒言欢。酒在
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上无疑占
有一席之地。

中古时期，魏晋名士、唐代诗人
豪客善饮的记载很多，是「酒与中国
文化」各种关系之中，足堪留意的一
面。推测起来，与当时的学术思想、
社会风气不无密切关系。文人和酒的
渊源极深，并非从魏晋名士开始。但
是像酒占据竹林七贤生活中显着地位
，甚至几近生活的全部，却是不容忽
视的事。
酒与大部分中国文人有密切关系，与历代一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也密不可分。古代君王、诸侯的朝会宴飨，少不了酒，各种酒器因
此成了重要的一种礼器。中国古代多用谷类酿酒，因此五谷丰登与否
，成为历代政府是否开放酒禁或者徵取酒税轻重的一项根据。酒与历
代民生、赋税遂产生直接关系。但是，酗酒狂欢，可能败德乱性、损
己害人，因此从道德意识上有人讲酒德、作酒训，劝人节饮。也有人
从医学观点，讲究酒的药效，制作药酒，或以酒补身。再加上中国地
大物博，各地农作物品种、当地水质及酿酒技术的一些差异，就有了
饶富地域色彩的各式佳酿。文人雅士在酒后或者记下各种酿酒技术，
或者写出各种酒诗、酒谈。於是，酒更丰富了中国人多彩多姿的生活
面。

瓶面上所画的分别是梅、兰、
竹、菊，人称「四君子」，
意谓饮酒也要有君子风度。
中国古书所载有关酒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多半不是
信史。譬如「杜康造酒」一事，就可能不是信史，但民间相
传，以杜康造酒或以他为酒神，却也具有民俗学的意义，不
容忽视。
中国早在商代时，已经普遍用谷物来酿酒了。甲骨文、
金文中保存很多商人用酒祭祀祖先的记载，而商人饮酒之风
已很盛行。在近代的考古发掘中，也曾发现过商代酿酒遗址。
秦汉以后，中国酿酒技术的发展，更为迅速。全国各地利用
不同谷类制麴，不但使酒的种类增加，也显示制麴技术的进
步。这一种用谷物酿酒的传统，是中国酒的特色。
在中国人的饮酒文化中，有很多轶事趣闻。例如：中国
古人讲究喝酒先要有酒兴，才能尽饮。陶渊明最有酒兴，他
可以独酌、自酿，细细品 悠然的乐趣。他的酒兴与魏晋名
士「无事常痛饮」，并不相同。他把酒与文学创作融合为一，
有人说他「诗中有酒，酒中有诗」。唐代饮中八仙，在杜甫
细腻的刻划下个个醉态可掬，酒兴十足，令后人对酒、诗、
文人叁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浪漫的遐想。

善饮者除了要有酒兴，还要有酒胆，也就是有
胆量喝酒，才能尽饮。有人酒胆，还要有酒量，汉
魏名士能饮五斗、一石的例子，不胜枚举。
酒席宴饮，猜拳奋臂，叫号喧争，就像战场一
般，是为酒战。两方对饮之际，犹如两军对阵，猜
拳行令、即席作歌、赋诗、唱和、起舞等等，都成
为酒席之间增添酒趣、闹趣的花样。
从酒的酿造技术，可以略窥中国古人的智慧；从酒与文人豪客的
关系以及酒的着述，可以稍见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涵养；从酒禁与酒
税的政策措施，可以 出酒与政府税收国用的一些关系；从酒德、酒
令，可以看出传统中国人的一些文化理念和意识型态。酒是饮食文化
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尤其近十
多年来，中国台湾快速的发展使得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面貌
都起了钜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酿酒技术及饮酒习惯继续受人青睐外
，由国外引进的酒类也大受欢迎。在亲朋聚叙畅饮之际，选择酒类的
空间无形中扩大，不但丰富了饮酒的乐趣，也使得中国人的饮酒文化
更形多彩多姿。

善饮者除了要有酒兴，还要有酒胆，也就是有
胆量喝酒，才能尽饮。有人酒胆，还要有酒量，汉
魏名士能饮五斗、一石的例子，不胜枚举。
酒席宴饮，猜拳奋臂，叫号喧争，就像战场一
般，是为酒战。两方对饮之际，犹如两军对阵，猜
拳行令、即席作歌、赋诗、唱和、起舞等等，都成
为酒席之间增添酒趣、闹趣的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