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一样吗,字数就不一样。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及用书面语言来表述,是不同的,例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而语言进行表述,就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我国的古代,所有的文章都是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
古白话是唐宋以后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书面语。如唐代的变文,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宋人话本,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等都是古白话的代表。古白话虽说是白话文,但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话文,一般都是以口头语为基础而夹杂一些文言成分。即使是口语,由于区域性和时代性的差异,今天读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因此,我们称之为“古白话”(学术界一般把从晚唐五代开始直至“五四”时期形成的古白话称作近代汉语)。
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古白话是六朝以后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为历代通俗文学所使用的书面语。文言文是古代汉语学习的主要对象,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所使用的一种最基本的书面语形式.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而文言文则是官方的语言,是公卿文人的文字语言。然而中国还存在并行的一套汉语,就是白话文,这是平常老百姓会话所用的语言,平民百姓不懂什么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文来作为日常会话,这个白话文才是中国历史上占绝对多数使用人口和使用频率的汉语。但同样不能说白话文是没有文字的语言。中国古代文字之多、音域之阔远远超出现代人所使用的狭小的几千个字的范围,现代文就是从这个平行的汉语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唐宋白话文文学、元代的戏曲、明代的象《三言两拍》等文学巨著中窥视到古代的白话文跟现代文其实并没有象跟文言文一样的太大的差别。如果不能考证它们的发音,起码它们的语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纸面上是一目了然的。古代的白话文经五四的现代白话文到现代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现代人把西方的语法给它做了条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词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忽然变成了显学,传统文化忽然遭到学问家们的竭力鼓吹,与此同时,学问家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质疑。1994年7月创刊的《中华诗词》是中华诗词学会的机关刊物,这份刊物的发刊词出自硕学鸿儒之手,发表后被多家全国性媒体全文转载,在海内外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这篇文章指出,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是矫枉过正了,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缘故,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断层。出于为传统文化鸣不平的朴素情感而产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怨念,这本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甲寅》、《学衡》派的流风馀响,并没有新鲜的东西,因此这种怨念依然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范畴,也就不可能导致对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反思。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它是一场真正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它向当时青年心中注入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将具有永远不能磨灭的价值,个性解放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向吃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发起挑战。但是可惜得很,新文化运动不久就转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救亡的呼声淹没了启蒙的呐喊,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最终成为主流。晚年胡适在回忆新文化运动之时,喟叹五四运动没有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当时青年受到多个政党的争取拉拢,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从而使得启蒙的效用大大削减了。(《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后来的研究者多不以胡适此说为然。一般的观点认为救亡压倒启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不是哪个或哪些政治势力的问题。我也不能赞同胡适的这个观点,但是我反对的理由与衮衮诸公殊有分别。我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没有完成解放人性、倡导自由的初衷,实是因为它的手段根本就错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想通过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对社会最大多数人士进行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然而,这种手段却是极端错误的。
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领域的白话文运动开始的。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本人并不懂文学,他也没有什么文学的才华,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赏会还是自身的创作,都只能表明他是一位文学的门外汉。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从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出发,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因此,白话文运动的实质不是文学领域的风格转型,而是一种语言推翻另一种语言的政治意味十足的暴烈的行动。白话文运动意味着,大众的语言要取代知识精英的语言成为统治的语言,知识精英必须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众语言学习的热潮中去。而正是白话文运动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必然要陷入泥沼,也决定了此后八十年中国的历史。�
无论是早先的林纾还是后来的吴宓、梅光迪,他们对于文言文的维护和对于白话文的抨击都集中在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他们错误地认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文学运动,因此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最终就变成文言和白话孰更适宜文学表达的问题,这样文不对题当然不可能赢得论战的胜利。胡适们的倡导白话文,其实何尝有改革文学的志向?他们所希冀的,是知识精英都写人民大众看得懂的文章,这样,人民大众也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知识精英的优秀思想,从而上升到和知识精英一样的层次。然而,这只能是一种传教士式的天国梦想。
没有任何实例能够支持大众可以被启蒙的见解。就算少数才智卓绝的人士可以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接近真理,大多数平庸之辈在面对优秀的思想时显得冥顽不灵地固执。文言文是一种需要长期的训练和大量的知识阅读才能掌握的语言,这样,操文言者与操白话者之间就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文言文为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划清了界限。本来,由于文言文这个堡垒的存在,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根本没有交流的可能,但白话文运动却拆除了这个堡垒,使得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处在同一屋檐下。叔本华指出:"每个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社交聚会之所以会对才智卓越之士造成伤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这又导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提出了同等的权利和要求,尽管他们的才具参差不一。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人们都要求别人承认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同等的成绩和贡献。所谓的上流社会承认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唯独不肯承认一个人在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他们甚至抵制这方面的优势。社会约束我们对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现出没完没了的耐性,但具有优越个性的人却必须请求别人对自己的原谅;或者,他必须把自己的优越之处掩藏起来,因为优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损害,尽管它完全无意这样做。因此,所谓‘上流'的社交聚会,其劣处不仅在于它把那些我们不可能称道和喜爱的人提供给我们,同时,还不允许我们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现本色;相反,它强迫我们为了迎合别人而扭曲、萎缩自己。"(《人生的智慧》146页,韦启昌译,上海人民 2001年9月)正是这样。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就好像是一次聚会的召集者,知识精英只能为了迎合无知大众而扭曲、萎缩自己。陈独秀和胡适到晚年都认识到了这个严重后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那是白话文运动种下的恶因。�
胡适们仅仅把语言看作是交流的工具,他们并不知道,语言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语言是有阶级性的,由于用文言文作为统治阶级的专用语言,这样中国社会就保证了社会的主流话语始终掌握在知识精英的手中。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不但是一种语言类型的胜利,更是一个阶级的胜利,在无知大众胜利的同时,知识精英被赶出了本由自己统治的语言圣殿。如果说那些失去了自己的国家的民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民族记忆,知识精英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不再能够作为独立的阶级存在。从白话文运动胜利的那一刻开始,知识分子就只能作为依附阶级而存在。而对于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来说,知识分子绝对应该是社会的唯一的统治阶级。�
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是民主思潮的胜利。在文言文尚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知识精英只要对天命负责,而白话文成为僭主后,民众的意欲是社会是非的唯一指向。殊不知西方所谓的民主,是公民(burgess)当家作主,而公民和中产阶级(bourgeois)同义,公民当家作主,是与贵族专制相对立的概念,是作为知识人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政治权利的观念的集中体现,而中国的政权从来都对所有知识精英开放,只有有知与无知的对立,没有世袭特权与永被奴役的对立,中国的民,不是和贵族对立的burgess,而是和知识精英对立的愚民。白话文运动让这些愚民有了自由言说的权利。既然他们在人数上占了压倒多数,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发表那些愚昧的见解,并将之定义为真理,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欲选择迎合他们低级趣味的观点,而对真正优秀的思想说三道四,甚至往往对优秀的人物杀之而后快。白话文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些无知大众当家作主,这就好比把一个重病人交给跳大神的神汉去治疗,安得不受其害!
白话文(又称语体文),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己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为古白话,而且白话文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只占少数,文言文在当时仍然是主流。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白话文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
古文(也称文言文)是指春秋战国及其以前古书上的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把古文与大篆相提并论,说古文是史籀以前的文字的通称。
古文是指春秋战国及其以前古书上的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把古文与大篆相提并论,说古文是史籀以前的文字的通称。
白话文(又称语体文),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己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为古白话,而且白话文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只占少数,文言文在当时仍然是主流。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文言文”是相对于“白话文”而言。
第一个“文”,是书面文章的意思。“言”,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文言”,即书面语言,“文言”是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口头语言”也叫“白话”。 最后一个“文”,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种。
“文言文”的意思就是指“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而“白话文”的意思就是:“用常用的直白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文章”。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及用书面语言来表述,是不同的,例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而语言进行表述,就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我国的古代,所有的文章都是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
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