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儒学的起源？

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这是说儒字的本意是柔，而作为一个名词，则是指术士。段玉裁在“柔也”下有注曰：
郑目录云“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所行。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玉藻》注曰：舒儒者，所畏在前也。
段氏在“术士之称”下又有注曰：
术，邑中也，因以为道之称。《周礼》“儒以道得民”，注曰“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按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谓六行六艺，曰德行道艺。自真儒不见，而以儒相垢病矣。
许慎以柔释儒字的本义，郑玄承之，而又求以引申之，且提出儒与濡通，对今人仍有影响。
清人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内篇提出，诸子百家之学，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易教下）；古代官师合一，官师守其典章（诗教上），如《周易》本春官之典守（礼教）。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官师分离，官有政，师有教；六艺失其官守，赖于师教而传：
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经解上）
这是认为诸子的产生有一大的背景，即制度官师合一、治教合一转为官师分职、治教分途的变化，政务官员不再承担教化职能，教化的职能由民间的学者来承担，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刘歆的说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对近代学者也有较大的影响。不过，仅就儒家的问题而言，章氏的所谓典守，似与刘歆以儒家仅出于地官的说法有所不同。
（二）近人说儒
章太炎曾著《国故论衡》，内中有《原儒》一篇，依据墨子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三作法，提出“儒有三科”之说，即“儒”有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种意义。他说：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章氏论证说，秦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可见儒即术士。又说“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他引述庄子等书，认为可以证明“灵星舞子吁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调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该只矣”。虽然章氏认为在最广义上（达名）“儒”指一切有术之士，但他的论证则特别把达名之儒理解为知晓天文气候、作法求雨的术士，这种术士实即祝史、史巫，因此，在这种理解中，术士的“术”即广义的法术，而这种达名之儒实际上是法术之士。他又说：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会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达名之儒包括一切有术有能之士，是一个最广义的名称。类名之儒比达名所指范围为小，是指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教授人民的入，这是把术士的“术”限制在六艺的一种理解。他又说：

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藕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及《儒行》称十五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艺也，其科于《周官》为师，儒绝而师假摄其名。
私名所指的范围更小，私名之儒，其学不及六艺，仅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这就是《周礼》中所述的“师氏”。
归结起来，章氏三名说，可以说皆由许氏“术士之称”一语出发，而区分为广狭三种意义。章氏还有《诸子学略说》文，谓“古之学者，多出王官”，说明他受刘歆的影响很大。他的看法多未出传统国学的范围，其新见特识，惟在以古儒为史巫类术士。
章氏以国学大师立言，学者受其影响颇大。二十年代末，傅斯年作《战国子家叙论》，谓“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认为“儒家者流，出于教书匠”（引自冯友兰《原儒墨》）。傅斯年此说比《七略》及《汉书·艺文志》有所改进，不说诸子直接出于王官，而认为诸子出于职业，他所说的职业显然不是官职，而近于民间职业，如说儒家不出于地官，而出于教书匠。这个看法应与他对西周春秋的历史演变的认识有关。从传统上看，与章学诚的说法亦可相合。
稍后，钱穆在《古史辩》第四册序提出：“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解”，这是对《说文》的解释作进一步的分疏。他又说：“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习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钱穆不取章太炎达名之说，他的六艺说看似近乎类名之儒，但儒并非以六艺教民者，而以六艺为一种职业的训练，以求进身贵族社会。所以，他所说的“流品”，虽然可以说就是傅斯年所说的"职业"，但所以为职业的内容有所不同。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论儒之起源，大抵与上文相同。
1934年胡适作《说儒》一篇，在当时引起较大的反响。胡适早在哥伦比亚后期，即曾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对当时学者皆从章太炎而主于九流出于王官的说法，深致不满。他认为，九流出于五官说，“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依据”（《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卷》，591页），认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同上，第591页）。
《说儒》是胡适平生论学文当中特别优美而富于想象力之作。他首先从《礼记·儒行》载孔子“冠章甫之冠”、《墨子·公孟》“公孟子戴章甫”两条材料出发，依据《士冠礼》“章甫，殷道也”，断定最初的儒都是殷的遗民，穿戴殷的旧衣冠，实行殷的古礼。认为被称为儒的这一部分殷人，是从殷的祝宗卜史转化而来，在西周及春秋以治丧相礼为职业。然后他结合《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的古义，认为作为殷遗民的儒，以柔逊为特征，乃由亡国状态所养成。胡适此说很大程度上似由比较文化史获得启发，他认为，与希腊智识分子从奴隶变为罗马战胜者的老师，罗马教士成为北欧野蛮民族征服者的教师类似，殷末的祝宗卜史在西周几百年间自成了一个特殊阶级，是贵族阶级有用的清客，是新统治阶级的下层，又是自己民族殷礼的保存者和教老师。他从“基督教不抵抗训条出于亡国犹太民族的哲人耶稣”引出结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柔逊的遗风，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教师“儒”上，用以解释何以这些保存殷人古礼的人被称为“儒”。
胡适《说儒》发表之后，冯友兰即作商榷，冯说中有几点辩驳颇有力，第一，针对胡适以冠章甫为殷遗民特征之说，冯友兰指出章甫虽起源于殷，但亦为周制所用，故西周春秋人戴章甫之冠，不必与殷有关。正如马褂为满清之便礼服，而亦为民国时便礼服，不能因民国时某人穿着马褂便断定其为怀念满清的遗老。第二，胡适引“公孟子古服”的故事来证明最早的儒者以保守殷文化自任，冯友兰则指出，《墨子》书中这一段故事还有下文，即墨子对公孟子的批评：“墨子曰：子法周而不法夏，非古也。”因此公孟子的古言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