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所在地迁移顺序？

北伐的时候是广州。
攻打到长江流域后，政府迁至武汉。
4.12时间后，宁汉合流，政府变为南京。
抗日时期，政府迁至重庆。

在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之所以能实行“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方针，抗日根据地经济和人民不堪负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得到了海内外广大爱国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11-12月，香港汇款50万元法币，孙夫人菲岛汇款6万元法币，重庆转来汇款8万元法币，西安1939年1-2月汇款59.0948万元法币，其他汇款7万元法币，5个月之间，捐款达到130万元法币 。除此以外，国内一般的富有者（主要是农村的大地主和城市的商人）也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为抗日军队捐献钱物。如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募捐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商人，每百斤募集的粮食中地主富农占62.5斤，一般群众占37.5斤。除捐粮食外，还有捐钱和物的。如山东根据地范明枢先生捐助国币200万元，刘醒吾先生捐汽油机一部。在鄂豫边区，一个锅厂老板一次捐13700元，应城膏盐矿商，献出大量银元资助部队。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安徽省爱国人士朱蕴山曾为新四军募集食盐100包，大米700包。同时，还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捐献，如安徽南港等地民众捐献粮食180石。
捐献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就山东抗日根据地来看 ，1938年，胶东地区捐款占财政收入的71%，1939年占66% 。至于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捐款就更多了。外援金额在财政收入中所比重，1937年为77.20%，1938年为51.69%，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0.50% 由此可知，在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外援与捐献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在财政收入中占到70-80%，极大地弥补了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困难，为广大农民恢复元气创造了条件。

广州、武汉、南京、重庆

广州、南京、重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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