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郁达夫作品迟桂花的赏析

郁达夫在《卢梭传》中说:山水、自然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减弱，使人格净化。卢梭是郁达夫倾慕和尊崇的偶像，而且是他立意借鉴和仿效的老师。卢梭主张“返回自然”，这主要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指回归淳朴美丽的大自然，二是指返回人性的本真状态，即回归天真。郁达夫醉心于卢梭的这种主张，而且将这种主张注入自己的创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观，这深刻地体现在郁达夫晚期创作的《迟桂花》中。

《迟桂花》创作于1932年，同年12月发表在《现代》上。这篇小说保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没有像郁氏前期小说中炽热的情感抒发，而是通过一件小事——“我”应当年同窗好友翁则生之邀去参见他的婚礼，并同其妹翁莲同游五云山这一过程，刻画了近似桃源般的翁家山和生性天真淳朴的农村女性翁莲。在小说的末尾，作者附上这样一段话：“读者注意！这个小说中的人物事迹，当然都是虚构的，请大家不要误会”。当然这是很令人纳闷的，郁达夫是一个典型的自叙传作家，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明确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起”。那么在《迟桂花》中作者是如何联系上生活的呢？在郁达夫的《沧州日记》《水明楼日记》中，他详细记叙了《迟桂花》的创作过程，作者“想写出一个肺病者的性格来”，把自己渗到里边去，化身为二人，互为补角。所以应该说，将翁则生和第一身叙述者“我”合起来看才是真正的“我”，既是真正的主人公，这才是读者所熟悉的，作者早期作品的主人公形象，如《沉沦》、如《南迁》，如《过去》，如《在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在早期作品中主要表现两个方面的主题：一是生的苦闷，二是性的苦闷，这个主题形成了郁氏作品中一系列的零余人形象。这些零余人大多都是因为不为时局所容，但又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所以处在痛苦彷徨的边缘，饱受经济的困窘和政治的压迫；另一方面，由于人性的觉醒和个性的解放，这些人同时又在道德与性心理之间徘徊挣扎，在灵与肉之间冲突苦闷，表现出精神的压抑，由压抑产生出精神的病态。郁达夫在早期诚然刻画了诸如此类的典型形象，然而他并没有就这两个主题提出解决的设想。但是，在他的《迟桂花》中，郁氏明确无误的做了一次主题的回归，并且就其早期的主题作出了独到的解答。他从卢梭的主张中得到启发，认为返归自然是解决生的苦闷的佳径，朴素天真是治愈性的苦闷的良药。

郁氏一改常态，不再将这一主题统筹在一人身上，而是在《迟桂花》中通过翁则生表现对生的苦闷的解脱，通过第一叙述者的“我”表现对性的苦闷的开悟。下面就这两个方面做主要论述。

一、 自然：生的苦闷的回归

《迟桂花》一开头就令人耳目一新，直接以一封翁则生的信开始。信中简要勾勒了小说的背景，同时交代了故事起始缘由，当然，从更深处来说，这封背景信可以说是作者的一则回忆录。信中，抒情主人公翁则生说到城里一看，“真是象丁令威的化鹤归来，触眼新奇，宛如隔世重生”，而且他提到，“你那篇《南迁》的主人公，写的是不是我？”这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南迁》中那个神经纤弱，多愁善感，自爱自怜的无为理想者，那个可怜的零余人。事实上，作者的本义正在此，小说中翁则生根本就是《南迁》中主人公伊人的后身。翁则生早期像《南迁》中的主人公伊人一样，在日本留学，患了肺病，而且，“恋爱已经失败了，学业也已辍了，对于此生，原已没有多大的野心”，本来就打算过自杀，因为遇到“我”，谈了一席话，竟然“无限胸中烦闷事，一宵清话又成空”。自杀不成，只得回家陪那已经守寡好几年的老母，一边养病。人虽是保住了，“但人生是动不得的，稍稍一动，就如滚石下山，变化便要接连不断的簇生出来”，而且，连早年订下的婚事也被解除了。这样一个典型的零余人，只能在乡村中养病，或者还要终老。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要替翁则生流一把清泪，哀其不幸呢？但是作者并不是将其刻画成一个悲剧人物，像早期的零余人一样，来使人同情哀悼，相反，作者这样的铺写，其实只是铺垫而已，为后来他的病情的好转，心情的健朗作对比，也能更好的凸显自然风景对人的熏陶。

翁则生回到老家翁家山之后如何？第二个春天后，他的病“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减轻了，夜热也不再发，盗汗也居然止住，痰里的血丝早就没有了”，后来，“我的身体，经了十几年的静养，似乎也有一点把握了”，最后还当起了小学教师。作者在叙写“我”与翁则生见面的场景时，特意就两人的衰老进行铺写。“老翁！说你生病生病，我看你（翁则生）倒仍旧不见得衰老得怎么样，两人比较起来，怕还是我老得多哩？”“自然是郁先生来得老成稳重，谁更像你（翁则生）那样的不脱小孩子脾气呢！”这些对话，无不从侧面表现翁则生的荣光焕发，生机蓬勃，较之以前的患肺病的伶仃样子，可谓天壤之别。而且，作者在描写到翁则生的精神面貌时，也将其表现得极为乐观。通观全文，有关翁则生的描写，作者无一例外的设置了“笑”、“大笑”等场景。在与“我”见面时，大家一番调笑，他屡屡能自侃，如“媳妇儿也还不曾娶到，一老就得做老光棍了，那还了得”，在一起吃饭时，也能够不停说笑话，如“幸而是酒，请郁先生尝一尝新，倒还不要紧，要是新娘子，那可使不得”。整个描写，使翁则生给人一种阳光灿烂的感觉，充满生机活力，不再像我们理解中的那个患了肺痨病的多愁善感的自爱自怜的零余人。可以说，早期郁氏中的零余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挣脱出了生的苦闷，或者说逃避了对生的痛苦追索。

作者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导向，为什么作为零余人形象的翁则生能够摆脱生的苦闷呢？“我”到了翁家山的时候说：“怪不得他（翁则生）的病会得好起来了，原来翁家山是在这样的一个好地方。”很显然，读者已经进入郁达夫的伏圈了，郁氏通过对环境的优美描写，来传达人返归自然之后那种畅然自得，来宣传对自然的皈依是对生的苦闷的解脱。小说中用了大量篇幅从不同时间地点描写了翁家山的秀美宁静。如远望翁家山，“只有些青葱的山和如云的树，在这些绿树丛中又是些这儿几点，那儿一簇的屋瓦和白墙”；如从翁则生的家里望去，“屋前屋后，一段一段的山坡上，都长着些不大知名的杂树，三株两株夹在这些杂树中间，树叶短狭，叶与细枝之间，满撒着锯末似的黄点的，却是木犀花树。”“太阳似乎已下了山，澄明的光里，已经看不见日轮的金箭，而山脚下的树梢头，也早有一带晚烟笼上了。”晚上的翁家山，“又不同了。从树枝里筛下来的前条万条的银线，象是电影里的白天的外景。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的许多秋虫的鸣唱，骤听之下，满以为在下急雨。”“草木很多的这深山顶上，就也起了一层白茫茫的透明雾障”，“远近一家一家看得见的几点煤油灯光，仿佛是大海湾里的渔灯野火”。在早上，则是“早晨的空气，实在澄鲜可爱”，“山路两旁的细草上，露水还没有干，而一味清凉触鼻的绿色草气，和入在桂花香味之中，闻了好像是宿梦也能摇醒的样子。”类似的描写还多不胜数。通过这些描写，作者细腻的通过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结合丰富的色彩和形象生动的比喻，全方位的展示了翁家山的秀美景色。当然，郁达夫深谙寓情于景的道理，这样的景色不仅仅是景色描写，作者更想传递的是人在这样的景色中会显得安静舒心，会变得健康自在，而这正是抵御零余人苦闷的灵丹妙药。作者在描写翁家客厅的时候，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描写，“尤其使我看得有趣的，是陈豪写的一堂《归去来辞》的屏条，墨色的鲜艳，字迹的秀腴，有点象董香光而更觉得柔媚。”众所周知，《归去来辞》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作品中所表现是绝尘弃世，归隐田园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是向来为士大夫所称道所欣羡。凡仕途不得意的文人才子都会将陶渊明作为逃遁时的思想支柱，将《归去来辞》作为思想符号。郁达夫这一细节描写，看似为了衬托翁家大厅的典雅，事实上是传递他返归自然，归隐田园的思想，宣传自然解脱人生苦闷的精神。

郁达夫的这一思想与他的个人经历有深刻关系。30年代白色恐怖肆虐，文网严密，右翼文坛宗派主义盛行，郁达夫受到两方面的挤压，曾一度产生了退隐的想法,《迟桂花》便是在这一心境下诞生的。与此一想法类同的还有《东梓关》、《瓢儿和尚》。《东梓关》中描写了一位隐居乡下的老中医徐竹园先生，他年轻时也做过拯世救民的大梦，后来染病退居乡间，再也无意于仕途，只是一味求医采药，过着与世无争、悠闲隽永的桃花园般的生活。《瓢儿和尚》描写了一位情场上赢得美人心，战场上打过打胜仗的留日同学秦国柱，不做旅长，却跑到杭州一家破庙里当和尚，专心致志地研读佛经，过着与山水相亲，悠闲自在的生活。由此可以看出，郁达夫确实将返归自然作为解脱生的苦闷的途径，他极力渲染自然的秀美以及悠闲的生活，甚至刻画出几乎乌托邦的桃源，这也从侧面上说明他对现实世界的逃避。

二、 天真：性的苦闷的回归

郁达夫在《迟桂花》中不仅通过翁则生来展示解脱生的苦闷的途径，而且他还巧设了“我”这个角色来阐述对性的苦闷的回归。小说中的这一主题通过女主人公翁莲来阐述。

翁莲是一个天真而又不幸，不幸但仍旧天真的农村女人。她出嫁过，她丈夫是一个染上游荡恶习的富家子弟，常常凶暴地对待她这个新娘子。而她的两个小姑常常给她气受，把她们的哥哥在外面养女人的原因归罪于翁家没有早些把她嫁过门。婆婆怪她不会侍候男人，所以儿子才常不落屋。公公替媳妇声辩一声，婆婆骂公公是扒灰的老东西。丈夫前年感染了急病死掉，这就增加了一条克夫的罪名，因此翁莲在夫家倍受刁难。最终忍受不了，只得搬回娘家住。在家的和谐氛围下，她又恢复了她天真明媚的本性。这种天真，是自然的天真，是未经雕琢的天真，翁则生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她“人虽则很长大，身体虽则很强壮，但她的天性，却永远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也说道，“她着实要活泼哩，简直活泼得同现代的那些时髦女郎一样，不过她的活泼是天性的纯真，而那些现代女郎，却是学来的时髦”。这一种天真活泼的天性，在她与“我”同游五云山的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明白无误的描写道，“我又在她的谈话之中，证实了翁则生也和我曾经讲过的她的生性的活泼与天真”，“她的朴素的天性，真真如翁则生之所说，是一个永久的小孩子的天性”。她对人毫不设防，真率的与人相处。例如，“我”问她对于则生的结婚有什么感触，她说“另外也没有什么，不过以后常住在娘家，似乎有点对不起大哥和大嫂”，这些话，都是纯粹的内心话，对着“我”这个陌生人也不遮掩，也不羞涩。在山顶的时候，她“用了她那只肥软的右手很自然地搭上了我的肩膀”，被“我”“捏住了她的手又默默对她注视了一分钟，但她的眼里脸上却丝毫也没有羞惧兴奋的痕迹出现，她的微笑，还依旧同平时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的笑容一样”。当她问“我”在想什么时，得到“我”“被绞出来似的”回答——“我……我在这儿想你！”而她却丝毫不怀疑“我”这句话的含义，却满以为“我”在为她设想——“是在想我的将来如何的和他们同住么？”在我因为内疚而“眼睛里却酸溜溜的觉得有点热起来”的时候，她反而安慰“我”——“我自己倒并没有想得什么伤心，为什么，你，你却反而为我流起眼泪来了呢？”于是她还“乘机拭去了我的眼泪”。这些表现，都显得她心地的天真与率直，正是这种天真与率直，洗涤了“我”内心的苦闷，净化了“我”的欲念。

“我”似乎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正人君子。“我”在闻着桂花香气，都要起性欲的冲动。在与翁莲同游五云山的过程中，起初，我是被她所迷倒的。“听听她那种舒徐清澈的语气，看看她那一双天生成像饱使过耐吻胭脂棒般的红唇，更加上以她所特有的那一脸微笑，在知识分子之外还不得不添上一种情的成分上去，于书的趣味之上更要兼一层人的风韵在里头”，“我竟恍恍惚惚，像又回复了青春时代似的完全为她迷倒了”。于是我簇生异想，又沉醉在观察她的健康与自然的美点，甚至她的极可爱、极天真、极真率也成了诱惑我的因素。然而正在我想入非非的时刻，正是翁莲的这种个性挽救了我，她对我毫无掩饰，极纯真的像小孩子一样对我坦诚，一点都不怀疑我的卑鄙的想法，还乘机帮我拭去眼泪，这种种，终于使“我的心地开朗了，欲情也净化了”。我在挣脱了这种灵肉冲突之后，做了深刻的反省和严正的批判——“对于一个洁白得同白纸似的天真小孩，而加以玷污，使不可赦免的罪恶”，“我虽则犯罪的形迹没有，但我的心，却是已经犯过罪的”。作者在这里以一段极为抒情的告白来做忏悔，而且安排了让我也翁莲结成兄妹，以此来表达对这种苦闷的处理。接下来，作者极力渲染我与翁莲相处的融洽。在我与翁莲结成兄妹后，“我愈看愈觉得对她生起敬爱的心思来了”。而翁莲却也显得更加活泼可爱了，在叫我大哥时，急速紧连着叫出来，而且还“一面跑，一面又回转头来，‘大哥！’‘大哥！’的接连叫了几声”。我真的觉得是“成了她的哥哥的样子，满含着了慈爱”，在过岭时，很正经的吩咐她说：“走得小心，这一条岭多么险啊！”在走得累时，拉着她的手亲亲热热的问她：“莲，你还走得动走不动？”。显然，我已经是被洗净了欲念了，我与莲的相处，显得和谐而融洽，愉快而自然，我对莲的观察，已经不再是起初的那种簇生异想了，而是带着纯洁和感动。在文中，我与莲领养放生竹后，我的心情显得澄净无比，“在绿竹之下的这一种她的无邪的憨态，又使我深深地，深深地受到了一个感动”。

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像这样极力渲染男女主人公和谐相处的作品实在是凤毛麟角。尽管也有很多作品反映灵肉冲突，但主人公的解脱从未像《迟桂花》这样的理智、彻底。在《沉沦》中，主人公是纯粹的性苦闷，是耽于肉欲的挣扎；在《南迁》中，主人公尽管饱受着灵肉的冲突，但是自身零余人的特性并未能使他得以解脱；在《春风沉醉的晚上》，“我”也曾经对女工陈二妹萌生性欲的冲动，但限于自身的落魄与对对方的同情而受到理智的控制；在《过去》中，“我”对老三产生了无礼要求，但我的解脱是在老三的反抗和自身的内省下得以纾解。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的性的苦闷从来没有得到彻底的解脱，他们的缓解只是另一种抑制而已，他们的痛苦仍没有得到净化。相反，在《迟桂花》中，作者显然是在传递这样的一种信息，朴素天真才是治愈性的苦闷的良药。

由上可知，对自然的回归无疑是郁达夫晚期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一思想，不仅受到卢梭的影响，同时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的隐逸思想，可以说是对人性的回归，也可以说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迟桂花》之所以成为郁氏晚期作品的代表作，不仅因为其寄寓着作者朴素自然的美学观念，而且是因为他对前期作品做了回应，对人生与社会做了较为深刻的思索与观察，对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提供了解决的模型，尽管这模型过于虚幻，甚至还有点消极。但《迟桂花》的魅力依旧不减，不论其写作构思，其景物描写，其透露的美学韵味，还是其渲染的情境和思想，都不乏研究的价值，或许正如作者在《迟桂花》中所说的，“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郁达夫的晚期作品《迟桂花》就是这样的迟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