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的评论和人物评价

巴金的家和《家》

一般人总爱把《家》《春》《秋》中的高家跟巴金在成都的老家相对照，把巴金本人视为小说中的觉慧，这有根据吗?……

文/徐开垒

一般，人总爱把《家》《春》《秋》中的高家，来对照四川成都北门政通顺街的李公馆，即巴金的老家。这原是很自然的。因为作者既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激流》中的高家正是当年李公馆的投影。但这并不能就此可以把《激流》中的每个角色，去对照李公馆里的每个人物。像人们不应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去对照生活中的曹雪芹一样；谁如果把《家》中的觉慧，去当作少年巴金来看待，那他就永远不会认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巴金的少年时代生活形象的丰富性、真实性和复杂性。

大家知道，巴金自己说过他在少年时代有三个“先生”。这就是他的母亲，轿夫老周，和与他一起办《半月》杂志的青年伙伴吴先忧。
1923年4月离家前和继母及四位兄弟合影。巴金(右一)

1904年11月25日，即农历甲辰年10月19日，暖暖的阳光照在李公馆右上房的窗前，时间已经过午了，房间里响起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男孩出生了，面孔清秀，五官端正，滚圆的脸，宽阔的头额，这就是巴金。他从混沌中来到人间，睁开明亮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景象，那便是他那温柔和善良的母亲的形象：她那胖胖圆圆的脸，永远微笑着的慈祥的面容，和她用刨花水梳得光滑的头发。她把他紧紧搂在怀里。虽然是冬天，人间的母亲的爱，却是这样温暖。出人意料，这一天，也正是巴金母亲陈淑芬自己的生日。

母亲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一个小城里，她从小跟着她弟弟在私塾里伴读，背熟了不少首唐诗宋词，也许正是秀丽的山河与纯真的诗词艺术，陶冶了她的性情，她待人谦和，同情下人，经常教育子女不要搭主人架子，要爱护人，要怜惜婢仆，不要随便责骂身边的人。她认为“主人是人，丫头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她劝导巴金的父亲坐堂也不要对犯人随便使用体罚。她给孩子们各人准备一本小簿子，每天用娟秀的笔迹，为他们从《白香词谱》里抄上一首词，然后向他们进行讲解，要他们把它背诵出来，引导这些幼小的心灵，接触文学与音乐，走向艺术的殿堂。

巴金的母亲还有一个与她婆家的人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李家有人生病，总是烧香拜佛，请神求道，急了才请中医上门，搭脉开方；她却相信西医，还结交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请她们为女儿(巴金的二姐)看病。有时还带着巴金去医院玩，使巴金有机会在幼年时代就直接接触外国朋友，看到她们送给他母亲的《新旧约全书》，它的封面装帧，迥异于中国的线装书，使他感到惊奇，并引起浓厚的兴趣。这与他的祖父、父亲既害怕外国人，又轻视外国人，是完全处在两种心态中。这也为巴金在家中自学外语，后来又急于进外国语学校读书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巴金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他丰富的流浪阅历，使闭锁在深室大院中的巴金大开眼界。巴金经常在老周黝暗的住处马房听他讲各地风物，世道盛衰，并诉述人间不平。“做人要公道，要忠实，不能骗人，不要占人便宜”。老周通过他的经历，所持的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巴金以后的为人。

和巴金一起办刊物的吴先忧，被青年巴金当作第三个“先生”。他热心为公，经常牺牲自己利益，成就别人。他律己严，坚持信奉不饮酒，不吸烟，不食肉，不坐车轿，不用仆役，为了办刊物，维持经费，他实行“劳动神圣”，停学去做裁缝，有时工资还不曾领到，而刊物交付印刷费的日子却到了，他就脱掉自己的衣服去当铺换钱救急。吴先忧这种言行一致的献身精神，给巴金的印象极深，直到几十年以后，他还说：“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教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是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

青年巴金受这三个“先生”的思想影响，是不言可喻的。但是不是就这么三个人呢?我看也不全是这样。巴金虽然并没有把他父亲称作“先生”，但父亲对他的影响还是有的。特别是他十岁死了母亲后，父亲对他比从前关心，经常带他去看戏，使他从少年时代就有机会接触川剧。巴金的父亲虽然按着祖父的安排，一直向官宦路上爬行，但他的官运并不亨通，虽然他待人和气，不搭架子，但他性情爽直，不善鉴貌辨色，奉承拍马，讨不了上级的欢心，最后好不容易做了三年偏僻山区的县官，就回成都老家不干。不久就在一场流行的瘟疫中去世。在他死前的几年中，把精力都花在一个叫可园的戏园事务上，凡是邀请戏班子，安排演员生活以及决定演出的剧目，他都亲自出主意作安排。甚至家里孩子们兴起演话剧，他有时也看得津津有味，还为他们编了一个题目叫《知事现形记》的剧本，用来嘲笑地方封建官僚，让他们演出，自己看得哈哈大笑。当时父亲在官场失意，曾寄希望干革命，一听到“逊清退位”，民国成立，在家里摊开一块洋布，亲自取剪刀，拿针线，缝制新的国旗，把它挂到公馆大门口去，但是不久事实证明清帝统治与民国成立，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他编《知事现形记》，让孩子们演出，实际是反映了他当时对官场的反感。父亲这种情绪不能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巴金对现实的看法。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女儿痨”死了。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从那本书里，她学到了许多封建“妇道”，知道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一切。那本书里有许多可怕的人物，但都是她的榜样：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把自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有个女子，明知父亲在河里淹死，她自己不会游泳，仍投水去找她父亲尸体。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母亲在时，还给她请西医看病吃西药，现在母亲死了，她家就与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断绝来往，因为祖父与父亲不相信西医，而那时中医对肺结核毫无办法。二姐不断咳嗽，气息奄奄，公馆大厅里却仍在演了三天大戏，为的是庆祝祖父生日。巴金看到二姐孤单可怜，让父亲把她扶到大厅看戏，她坐在一把藤椅上，失神的眼光停在戏台上，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只听见她在昏暗中轻轻喊了一声“我要进去”，就让女佣把她扶了进去，从此就再也看不到她出来，三天后，她那16岁的生命就结束了。

二姐死后不久，正碰到川军与滇军的军阀混战。成都街头到处都是战壕，枪声日夜不断。巷战的子弹还从李公馆的墙头穿过。战祸经年，疫病流行，巴金二叔家的二哥和五弟死在这场瘟灾中，接着是巴金的十妹和他父亲的去世。父亲临死，把巴金的大哥叫到床边，对他说：“你妈临终时，把你们兄弟姐妹全部托付给我，现在十妹死了，我怎么对得起你母亲?我自己的病看来也不会好了，现在我把继母和弟妹交给你，你要好好看顾他们。”他还把这些话写成遗嘱，当着巴金兄弟的面交给大哥。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非常了解的。大哥本来与一个从小在李家走动的巴金表姐很好，但是这门亲事后来没有成功，因为父亲征得祖父同意，在如潮而来的三姑六婆所媒介的婚姻对象中，他用在祖宗神位前拈纸团的办法，选中了另一个姓张的姑娘。大哥心事成虚话，虽满肚委曲，寸肠欲断，但也没有反抗，也从不曾想到反抗。父亲死后，大哥作为长房长孙，成为整个大家庭中的众矢之的；幸有祖父撑腰，还在一个时期维持了几房暂且相安无事的局面。后来祖父死了，长房长孙更成为出头椽子，恰好这时大嫂怀孕，临盆在即，这就成为叔婶们打击他们的可趁之机，他们一方面在祖父灵堂前提出分遗产，一方面又认为祖父去世不久，长房在服孝期间，在家生孩子，将与祖父在天之灵相冲，因而竟然要求大哥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去生产，说离开家里越远越好。

面临着这样的现实挑战，巴金起初并不曾想到他自己要离家出走，而是感到愤怒与痛苦。因为大哥虽然理解巴金，但他在大家庭中与长辈因循、敷衍、妥协、服从惯了，并不能接受巴金兄弟要让大嫂留下来在家生产的建议。他最后还是拿着衣被陪着自己的夫人上轿，到城外把孩子生了下来。虽然，大嫂并不像《家》里的瑞珏那样难产而死，但当孩子弥月以后，大嫂抱着孩子回家，巴金看着叔婶们脸上所显露胜利者虚伪表情，愈益增加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憎厌。

同样，在他的周围并不曾发生过觉民逃婚、鸣凤跳水、淑贞投井等事件。但是他从六姐被他父母拦阻，不让接近三哥，不准参加长房巴金兄弟在“五四”以后所举办的读新书小组；丫头翠凤被她的父亲包揽婚姻；一个堂妹被逼缠脚；四姐被二叔逼嫁给一个胸无点墨的财主；三姐在临嫁上轿时苦苦哀哭等景象，他接触到的实际，要比觉慧看到过的悲剧，更为复杂多样。而且这些都是铁一样的当时新一代人的现实生活。

巴金是觉慧吗?诚然，从某种角度说来，觉慧似乎要比巴金经受的痛苦更直接，因为他所爱恋的对象鸣凤投池塘自杀了，使他的心灵刻下永生难忘的创伤。但从更深一层的意义说来，高家的悲剧源于李公馆经历的悲剧；鸣凤、瑞珏、梅表姐这些悲剧人物的诞生，是巴金从李家悲剧生活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因为巴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他感受的是一代人的悲剧。正是巴金在封建大家庭中经受了大量的心灵折磨以后，最后才演化成了小说《家》中觉慧的决心和眼泪。他比觉慧看到的更广，也更深。

巴金的家和《家》

一般人总爱把《家》《春》《秋》中的高家跟巴金在成都的老家相对照，把巴金本人视为小说中的觉慧，这有根据吗?……

文/徐开垒

一般，人总爱把《家》《春》《秋》中的高家，来对照四川成都北门政通顺街的李公馆，即巴金的老家。这原是很自然的。因为作者既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激流》中的高家正是当年李公馆的投影。但这并不能就此可以把《激流》中的每个角色，去对照李公馆里的每个人物。像人们不应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去对照生活中的曹雪芹一样；谁如果把《家》中的觉慧，去当作少年巴金来看待，那他就永远不会认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巴金的少年时代生活形象的丰富性、真实性和复杂性。

大家知道，巴金自己说过他在少年时代有三个“先生”。这就是他的母亲，轿夫老周，和与他一起办《半月》杂志的青年伙伴吴先忧。
1923年4月离家前和继母及四位兄弟合影。巴金(右一)

1904年11月25日，即农历甲辰年10月19日，暖暖的阳光照在李公馆右上房的窗前，时间已经过午了，房间里响起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男孩出生了，面孔清秀，五官端正，滚圆的脸，宽阔的头额，这就是巴金。他从混沌中来到人间，睁开明亮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景象，那便是他那温柔和善良的母亲的形象：她那胖胖圆圆的脸，永远微笑着的慈祥的面容，和她用刨花水梳得光滑的头发。她把他紧紧搂在怀里。虽然是冬天，人间的母亲的爱，却是这样温暖。出人意料，这一天，也正是巴金母亲陈淑芬自己的生日。

母亲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一个小城里，她从小跟着她弟弟在私塾里伴读，背熟了不少首唐诗宋词，也许正是秀丽的山河与纯真的诗词艺术，陶冶了她的性情，她待人谦和，同情下人，经常教育子女不要搭主人架子，要爱护人，要怜惜婢仆，不要随便责骂身边的人。她认为“主人是人，丫头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她劝导巴金的父亲坐堂也不要对犯人随便使用体罚。她给孩子们各人准备一本小簿子，每天用娟秀的笔迹，为他们从《白香词谱》里抄上一首词，然后向他们进行讲解，要他们把它背诵出来，引导这些幼小的心灵，接触文学与音乐，走向艺术的殿堂。

巴金的母亲还有一个与她婆家的人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李家有人生病，总是烧香拜佛，请神求道，急了才请中医上门，搭脉开方；她却相信西医，还结交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请她们为女儿(巴金的二姐)看病。有时还带着巴金去医院玩，使巴金有机会在幼年时代就直接接触外国朋友，看到她们送给他母亲的《新旧约全书》，它的封面装帧，迥异于中国的线装书，使他感到惊奇，并引起浓厚的兴趣。这与他的祖父、父亲既害怕外国人，又轻视外国人，是完全处在两种心态中。这也为巴金在家中自学外语，后来又急于进外国语学校读书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巴金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他丰富的流浪阅历，使闭锁在深室大院中的巴金大开眼界。巴金经常在老周黝暗的住处马房听他讲各地风物，世道盛衰，并诉述人间不平。“做人要公道，要忠实，不能骗人，不要占人便宜”。老周通过他的经历，所持的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巴金以后的为人。

和巴金一起办刊物的吴先忧，被青年巴金当作第三个“先生”。他热心为公，经常牺牲自己利益，成就别人。他律己严，坚持信奉不饮酒，不吸烟，不食肉，不坐车轿，不用仆役，为了办刊物，维持经费，他实行“劳动神圣”，停学去做裁缝，有时工资还不曾领到，而刊物交付印刷费的日子却到了，他就脱掉自己的衣服去当铺换钱救急。吴先忧这种言行一致的献身精神，给巴金的印象极深，直到几十年以后，他还说：“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教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是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

青年巴金受这三个“先生”的思想影响，是不言可喻的。但是不是就这么三个人呢?我看也不全是这样。巴金虽然并没有把他父亲称作“先生”，但父亲对他的影响还是有的。特别是他十岁死了母亲后，父亲对他比从前关心，经常带他去看戏，使他从少年时代就有机会接触川剧。巴金的父亲虽然按着祖父的安排，一直向官宦路上爬行，但他的官运并不亨通，虽然他待人和气，不搭架子，但他性情爽直，不善鉴貌辨色，奉承拍马，讨不了上级的欢心，最后好不容易做了三年偏僻山区的县官，就回成都老家不干。不久就在一场流行的瘟疫中去世。在他死前的几年中，把精力都花在一个叫可园的戏园事务上，凡是邀请戏班子，安排演员生活以及决定演出的剧目，他都亲自出主意作安排。甚至家里孩子们兴起演话剧，他有时也看得津津有味，还为他们编了一个题目叫《知事现形记》的剧本，用来嘲笑地方封建官僚，让他们演出，自己看得哈哈大笑。当时父亲在官场失意，曾寄希望干革命，一听到“逊清退位”，民国成立，在家里摊开一块洋布，亲自取剪刀，拿针线，缝制新的国旗，把它挂到公馆大门口去，但是不久事实证明清帝统治与民国成立，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他编《知事现形记》，让孩子们演出，实际是反映了他当时对官场的反感。父亲这种情绪不能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巴金对现实的看法。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女儿痨”死了。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从那本书里，她学到了许多封建“妇道”，知道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一切。那本书里有许多可怕的人物，但都是她的榜样：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把自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有个女子，明知父亲在河里淹死，她自己不会游泳，仍投水去找她父亲尸体。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母亲在时，还给她请西医看病吃西药，现在母亲死了，她家就与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断绝来往，因为祖父与父亲不相信西医，而那时中医对肺结核毫无办法。二姐不断咳嗽，气息奄奄，公馆大厅里却仍在演了三天大戏，为的是庆祝祖父生日。巴金看到二姐孤单可怜，让父亲把她扶到大厅看戏，她坐在一把藤椅上，失神的眼光停在戏台上，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只听见她在昏暗中轻轻喊了一声“我要进去”，就让女佣把她扶了进去，从此就再也看不到她出来，三天后，她那16岁的生命就结束了。

二姐死后不久，正碰到川军与滇军的军阀混战。成都街头到处都是战壕，枪声日夜不断。巷战的子弹还从李公馆的墙头穿过。战祸经年，疫病流行，巴金二叔家的二哥和五弟死在这场瘟灾中，接着是巴金的十妹和他父亲的去世。父亲临死，把巴金的大哥叫到床边，对他说：“你妈临终时，把你们兄弟姐妹全部托付给我，现在十妹死了，我怎么对得起你母亲?我自己的病看来也不会好了，现在我把继母和弟妹交给你，你要好好看顾他们。”他还把这些话写成遗嘱，当着巴金兄弟的面交给大哥。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非常了解的。大哥本来与一个从小在李家走动的巴金表姐很好，但是这门亲事后来没有成功，因为父亲征得祖父同意，在如潮而来的三姑六婆所媒介的婚姻对象中，他用在祖宗神位前拈纸团的办法，选中了另一个姓张的姑娘。大哥心事成虚话，虽满肚委曲，寸肠欲断，但也没有反抗，也从不曾想到反抗。父亲死后，大哥作为长房长孙，成为整个大家庭中的众矢之的；幸有祖父撑腰，还在一个时期维持了几房暂且相安无事的局面。后来祖父死了，长房长孙更成为出头椽子，恰好这时大嫂怀孕，临盆在即，这就成为叔婶们打击他们的可趁之机，他们一方面在祖父灵堂前提出分遗产，一方面又认为祖父去世不久，长房在服孝期间，在家生孩子，将与祖父在天之灵相冲，因而竟然要求大哥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去生产，说离开家里越远越好。

面临着这样的现实挑战，巴金起初并不曾想到他自己要离家出走，而是感到愤怒与痛苦。因为大哥虽然理解巴金，但他在大家庭中与长辈因循、敷衍、妥协、服从惯了，并不能接受巴金兄弟要让大嫂留下来在家生产的建议。他最后还是拿着衣被陪着自己的夫人上轿，到城外把孩子生了下来。虽然，大嫂并不像《家》里的瑞珏那样难产而死，但当孩子弥月以后，大嫂抱着孩子回家，巴金看着叔婶们脸上所显露胜利者虚伪表情，愈益增加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憎厌。

同样，在他的周围并不曾发生过觉民逃婚、鸣凤跳水、淑贞投井等事件。但是他从六姐被他父母拦阻，不让接近三哥，不准参加长房巴金兄弟在“五四”以后所举办的读新书小组；丫头翠凤被她的父亲包揽婚姻；一个堂妹被逼缠脚；四姐被二叔逼嫁给一个胸无点墨的财主；三姐在临嫁上轿时苦苦哀哭等景象，他接触到的实际，要比觉慧看到过的悲剧，更为复杂多样。而且这些都是铁一样的当时新一代人的现实生活。

巴金是觉慧吗?诚然，从某种角度说来，觉慧似乎要比巴金经受的痛苦更直接，因为他所爱恋的对象鸣凤投池塘自杀了，使他的心灵刻下永生难忘的创伤。但从更深一层的意义说来，高家的悲剧源于李公馆经历的悲剧；鸣凤、瑞珏、梅表姐这些悲剧人物的诞生，是巴金从李家悲剧生活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因为巴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他感受的是一代人的悲剧。正是巴金在封建大家庭中经受了大量的心灵折磨以后，最后才演化成了小说《家》中觉慧的决心和眼泪。他比觉慧看到的更广，也更深。

因此我说，巴金是觉慧，但又不是觉慧。

(摘自《随笔》今年第1期《巴金的家庭和他的青年时代》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