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爱国名人及事迹

　　1，秋瑾：
　　【事迹】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号旦吾，乳名玉姑，东渡后改名瑾，字（或作别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秋千、汉侠女儿，曾用笔名白萍，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秋瑾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曾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她积极投身革命，先后参加过 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1907年，她与徐锡麟等组织光复军，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事泄被捕。7月15日，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诗词】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
　　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
　　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对酒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等等。。。
　　2，陆皓东
　　【事迹】
　　陆皓东，原名中桂，字献香，号皓东。近代民主革命者。9岁而孤。为人聪明沉勇、真挚、诚恳、能书善画。1886年，陆皓东赴上海入电报学堂学习，23岁毕业后在上海电报局任译报员。任芜湖电报局领班旋又返粤居，常与孙中山谈论倾覆朝廷情事，义甚洽，风雨同床，起居相共。1895年他协助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决定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为革命根据地。他亲手绘制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为掩护革命党人不幸被捕。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宁死不屈，当庭奋笔疾书，痛斥清政府腐败、投降卖国，“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1895年11月7日英勇就义。孙中山后来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第一人”。
　　【他的话】
　　1895年初，与陈少白等协助孙中山完成了联合杨衢云、谢缵泰等人组织的辅人文社的工作。2月21日，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成立，以“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3月16日，孙中山召集会员讨论发动广州起义的计划。会上通过了他提出和精心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革命军的军旗。不久，他和孙中山、郑士良等到广州，成立兴中会组织，在双门底王氏书舍设“农学会”作为掩护起义的总机关，由他主持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先后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联络防营、水师及附城一带会党、绿林、游勇等。至8月底，起义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遂决定于10月26日起事。他奉命与郑士良、陈少白协助孙中山在广州指挥调度。10月26日，起义因故未能如期举行。次日，消息泄漏，两广总督谭钟麟派大批军警到处搜捕革命党人。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安排机关的人员转移，他自己最后离开机关。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是否已由经管同志带走，决定返回察看处理。同行的同志以形势危险极力劝阻。他坚决地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名册株连，我党岂尚有余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分内事。”言毕，毅然返回。到机关后，军警接踵而至，将机关严密包围。他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待军警破门而入时，名册已成灰烬。他从容被捕，被押往海南县署审讯。
　　清吏严刑逼供，妄图从他口中获悉同党名单。他宁死不招；叱令使跪，坚不屈膝。县令强逼供词，他愤慨激昂，当庭直书，痛斥“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腼颜鲜耻，甘心事仇”；直认杀满兴汉不讳。复慷慨陈辞：“今事虽不成，我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没，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清吏气急败坏，以钉插其手足，凿其牙齿，极尽严刑酷法之能事。他多次死而复苏，始终不屈，并严厉痛斥清吏：“你们虽以严刑加我，但我肉痛而心不痛，其奈我何！”11月7日，英勇就义。后人将仅能找到的他的两枚遗齿及衣冠，葬于他的故乡翠享村。他是孙中山早期革命同志和忠实助手。被孙中山称为“吾党健将”，“沉勇元良，命世英才”，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其“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3，何香凝
　　【事迹】
　　何香凝（1879年～1972年），原名谏，又名瑞谏，别号双清楼主。广东南海人，生于香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著名政治活动家、画家。
　　1897年与廖仲恺在广州结婚，1902年变卖妆奁资助丈夫留学日本，同年冬相继东渡。1903年春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预科，后转入女子师范学院预科，同年结识孙中山。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同年9月介绍廖仲恺加入该会。1906年入目白女子大学博物科，1908年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毕业后由日返港，随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举家赴日本。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积极参加讨袁（世凯）和护法运动。1920年起在广东任“出征军人慰劳会” 何香凝 图4总干事。1924年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改组中国国民党。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并任妇女部部长、广东省政府委员，主持广东妇女工作，创办“罢工妇女读讲习所”，发起组织“援助海丰农民自卫军筹备会”、“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妇女运动讲习所”、“中国各界妇女联合会”，支援北伐战争。[5]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进行反蒋斗争。1935年与宋庆龄等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担任全国各界救国会理事。抗日战争时期，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从事抗日民主运动。“皖南事变”后发表宣言，严斥蒋介石策动内战的阴谋。1947年参与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从事反蒋独裁活动。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一、二、三届名誉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擅长诗词和国画。有《何香凝诗画集》。1972年9月逝世。
　　【话】
　　廖仲恺、何香凝一家她与廖仲恺结婚后感情甚笃，对丈夫的衣食照顾得无微不至。然而，廖仲恺要上前线，她没有小女子的凄婉，慷慨写诗勉励：“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陈炯明叛变，廖仲恺被叛军上镣囚入黑牢时，她拼命闯去探监并为之送饭换衣。1925年，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口遭右派刺杀时，何香凝就在身边，丈夫的鲜血洒满了她的衣衫。她强忍悲痛，把思念深埋心中，继承廖仲恺未竟的事业，不曾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来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致死亡，家境败落了下来，因此卖了房子。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说话了，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于他幼小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事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倘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为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1]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林则徐、虎门销烟。康有为、公车上书 维新变法为变法牺牲。邓世昌、甲午中日战争中威海卫战役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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