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内容

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是江南某县一个乡绅的儿子，性格善良懦弱。读大学时，他听从父命，与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周淑英订了婚。怎奈未婚妻早逝，岳父便资助他在欧洲读了四年书。留学期间，他生活散漫，学无所成，临回国之前，只得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假博士头衔来搪塞家人。

终于在回国的途中了。尽管国难当头，可一批留学回国的男女仍大玩爱情游戏。方鸿渐在留学回国的船上与性感放荡的鲍小姐有了一夜风流。同船回国的女博士苏文纨又对他颇有垂青之意。回到上海后，方鸿渐住在已逝的未婚妻家，但他出于礼貌去拜访了苏文纨。于是，在苏家见到了苏文纨的表妹清纯女孩唐晓芙，并对其一见倾心，不断追求。苏文纨知道后，恼羞成怒，将方鸿渐以往买假文凭、与鲍小姐鬼混等丑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唐晓芙，所以方鸿渐遭到唐晓芙的拒绝。苏文纨的青梅竹马赵辛楣又对苏一往情深，他把方鸿渐当作情敌不断打击，但最终苏文纨还是嫁给别人。

方鸿渐恋爱失败后心灰意冷，和苏文纨的失意追求者赵辛楣成为好朋友，二人决定接受内地三闾大学的聘请。一路上历经艰险，也遭遇无数趣事，好不辛苦地来到三闾大学，才发现这所大学帮派分立、勾心斗角，任教不易。赵辛楣迷恋上了同事的年轻夫人，被迫辞职，去了重庆。英语助教孙柔嘉有意于方鸿渐，而方鸿渐虽觉得自己不爱她，却又不愿她接受别人的追求，便稀里糊涂地对她产生了感情。最后在成为学校帮派之争的牺牲品后，他与孙小姐一起离开三闾大学，返沪途中在香港与她成婚。

回沪后，方鸿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一家报社做些杂活，但不久又失了业，夫妻二人又因为生活中的琐事争吵不休，他们都想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结果经常发生冲突。他们为了择职吵，为了亲戚吵，为了朋友吵，甚至无缘无故，为了随便一句话也要吵，有时更是互相把对方当作出气筒，终于导致无可避免的分手。方鸿渐等人在城镇与学校、家庭的一座座“围城”间不断奔走、颠簸。

所以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围城》是中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钱钟书1910—，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内容简介: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方鸿渐海外"游学"数年，回国前花了几十块美金到一个爱尔兰人处弄得一纸假文凭骗过父亲与"岳父"。真才实学的苏文纨喜欢他，而他喜欢美丽纯真的唐晓芙，最后由于他与这对表姐妹之间的种种误会，暂且离开了上海，稀里糊涂地与同在三闾大学教书的孙柔嘉结了婚。婚后，方鸿渐对一直喜欢苏文纨的挚友赵辛楣说："若是你真娶了苏小姐，会觉得也不过尔尔。"这也算是他在婚姻城堡中的感悟吧。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以一书而定江山。

简评：

《围城》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作者刻画才女型人物苏文纨的矜持与矫情，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而对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方鸿渐的复杂性格心态的剖析，则更是极尽曲折而入木三分。《围城》的描写，自始至终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小说的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的观人阅世的挪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门手法别具一格。

《围城》的叙述并不完全贴紧人物性格与情节线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层出迭见，使小说语言的知识容量大为增加，但有时枝蔓过多，略有炫耀知识之嫌。

《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发行，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增加了作者补写的“重印前记”一篇。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作有《记钱钟书与〈围城〉》，对《围城》的写作情况及小说中某些人物与原型的关系，有很风趣的记述，可以参看。

记钱钟书与《围城》

作者：杨绛

一 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于，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鲍小姐却纯是虚构。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这人可一点不美。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媚，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媚的经历。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媚，就是我。”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未及其他。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小翼翼地应付过去。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钟书“救”了他回来。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准是那杯牛奶作崇，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这来很像方遯翁的作风。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可是，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方鸿渐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这些话都很对。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过。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那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钟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寄我。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位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衷曲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证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大妇。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但这点聪明还是钟书赋与她的。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和真人实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