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看来,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左传》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社会和谐的图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理想社会啊!
《左传》大量描述战争,这是时代赋予的内容。但要精确地捕捉每次战争的性质、简练地揭示双方的特点,生动地写出战争的全貌并揭示出胜败的原因,作者如果没有成熟的军事思想和外交斗争的经验,是不易达此境地的。故史学界有以《左传》为三晋人最后成书的推想,一则书中记晋事最多,再则记晋国战事又多,三则战国法家、纵横家多出自三晋,这方人士在军事外交上有深厚的积淀,故在讲习传阅中予以加工润色的可能性不无存在。其实由谁写成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左传》提供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外交斗争艺术,已成为我国军事学与外交学上的宝贵财富。
《左传》在编纂学上首创“君子曰”一栏,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的意义,为史家主体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后世史家效仿成传统,是我国史著中进行理论阐述的重要部分,也可视作是史书与子书结合的体现。从历史文学角度看,其叙事井井有条,以插叙、倒叙补编年之不足,使史事因果分明。构思情节,又往往放飞想象,踵事生华,运用了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因此许多片段写得脍炙人口,成为古今传诵的名篇。这大概渊源于瞽朦的说唱艺术,使文学与史学取得了完满的结合。至于其语言的运用,可谓雄健流畅,准确凝练,想来已是几代人共同锤炼的结晶了。刘勰所说“辞宗丘明”,我们可以再宽泛些理解,即实际上定位了《左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