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边界望乡》这篇诗歌的理解?

2024-11-30 17: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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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边界望乡》是台湾诗人洛夫1979年访港时写的一首怀乡抒情诗,贯穿全诗的诗人惆怅的故国情怀,令国人特别是海外游子黯然神伤。

这首诗意象丰富,所见所闻触情成象、纷至沓来。最有特色的是诗的第三节所用的三个典象。

中国“诗文之用典”,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言谈文论中,并且这个中国独创的文法一直沿用下来,“普及于两汉”、“迨至唐宋用事益繁,可谓登峰造极”,到了现代,虽然西方诗风促使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诞生、发展,以及在传统上的变异,但传统文化的根是丢不掉的,而用典也在现代新诗中屡见不鲜,所谓“据事类义,援古证今,○翰行文,可以理得而义要。”

典象一词,是流沙河在他的《十二象》里的首创。它把一般的用典和化典故为意象的用典明确加以区分。典用的好,可以使诗文大放异彩,收到奇效,既化典为象;这种时候,一般都是诗人的情感和意志与典故合而为一,而不是只以典为意义的符号。在典成象关键是化,“用的化了”,使“读音忽焉不察”,或者使读音既贪图诗文本身象趣的奥妙,又能“破典而入,直探堂奥,去领会象趣之外的象趣,即象外之趣。”所谓典象塑造的成功,是其“能够给读者以两次投影。”

《边》里的三个典恰是这“用得化了”的典。

典象一:杜鹃。“病了病了/病得像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只剩下唯一的一朵,”很明显。这里写的是杜鹃花,但接下来,这花能“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咯血”却又引人跳到同名的动物:杜鹃鸟,而立即又借中国文化之桥再跳到望帝化作的那只鸣声凄厉,能令旅客归思(《辞海》)的杜鹃鸟,三个象的幻化,三次飞跃,象象叠合,象趣幽深,诱敌深入。典象二:白鹭。或许洛夫当时真的看到“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飞跃深圳/又猛然折了回来,”但有心的读者何尝不可把这只“白鹭”典化为张志和那只因失意而隐遁江湖的“白鹭”,陈策那只满怀“离恨”的白鹭鸟(又“白鹭飞来,垂杨自舞,谁与寄离恨”)?典象三:鹧鸪啼。我们也可以就诗文来推想,当时还有一只鹧鸪在那里哀啼,诗人用夸张的手法来写它,“以火发音/那冒烟的啼声/一句句/穿透异地三月春寒/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贲张”,有力地刻写出诗人思归的惆怅;但或许我们可以听到另一只鹧鸪在历史的深处惆怅地唱道,“行不得也哥哥”(哥哥你不能往界那边走了!)双象横生,象趣盎然。

其实,诗人在这里是使了一种暗用典故的手法。“词之篇什,引言征事”数量繁多,用法多变,或正或反,或明或暗,或借或喻,或兴而起,皆点石成金,辞约义本;表情达意,或颂或贬,或愤或怨,或悲或欢,无不精确。”暗用典故的手法,在诗中造成的象外之象,使《边》诗味益深,境界愈高,意味更浓。

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社会的原因,台湾新诗走过了一条从全盘西化到民族化.乡土地的道路这个时期,台湾诗坛风起云涌,内部纷争如火如荼。现代诗派异军突起,并提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倡导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和纯粹性”,这是一条背离中国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的道路,由此导致台湾诗坛长时期对于诗的“现代化”、“西化”的激烈论争,论争结果是,台湾新诗从“西化”走向回归,走民族化、乡土化的道路。

余光中和洛夫作为台湾现代诗派两大主要诗社的领衔人物,他们在诗的理论和实践中也都走了一条从“全盘西化”到回归传统的道路;当台湾新诗在现实中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时,他们不得不反思,并努力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诗的素养,以求新诗的生存与发展。余光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运用上,成绩显著,自誉为“新古典主义诗人”,洛夫也在传统文化典籍中重新找到一种新的自我表达方式,其艺术生命也获得新生,《边》里三个典象的运用就是一个特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