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有哪些？

2014年8月以后，面对“伊斯兰国”对中东地区和全球构成的严重威胁和挑战，美国在一个多月内通过一系列外交努力迅速组织起有近50个国家参与的反“伊斯兰国”全球联盟，其中有十国左右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空中打击行动。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获得广泛支持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全球战略选择的难题和考验。
过去六年，以从伊拉克撤军为抓手，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了以收缩为特征的重大调整，基本改变了后冷战时期前三任总统的思路和风格。美国此次对外战略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意识形态低调、资源配置全球“再平衡”和安全事务责任共担。奥巴马的上述对外战略调整被又称为“奥巴马主义”，也被认为是奥巴马两届任期内最重要的战略政策。
过去几年，美国的战略调整卓有成效。从伊拉克撤军已经完成，从阿富汗撤军正按部就班地进行;军费削减十年计划已于2013年启动，2014年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亚太“再平衡”战略也运行得有声有色。然而，“伊斯兰国”突然发难，迫使美国再次军事卷入中东地区事务，开展了针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行动。“伊斯兰国”突起及其引发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威胁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型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美国决策者将会坚持上述新战略不动摇，还是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战略回调”?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此次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观动因和客观环境做深入分析。
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观动因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所采取的扩张型对外战略不但没有带来相应的全球影响力，反而使其国际形象不断下降。这种实力和付出与影响力和控制力相背离的最鲜活表现就是伊拉克战争。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说，“不是美国是否能领导世界，而是我们如何领导世界。”[1]在他看来，美国不是没有能力，而是用错战略。而用错战略的根源在于观念偏差，即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一种普世价值来主持正义，需要霸权手段来维护稳定，唯有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可以满足这两种需求，结果导致对战略环境的误判和战略手段的错配。
意识形态非黑即白的简单化使美国领导人不仅认为价值是普世的，也觉得追求的过程是普世的。冷战后的25年间，美国发动或参与了六场战争，打了14年仗，而且并不认为是在谋求一己私利，而把每一场战争都作为善与恶的较量。[2]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的速胜，以及与“阿拉伯革命”让一个个专制政府迅速倒台形成对照的是，民主制度在中东地区遭遇水土不服甚至是“排异反应”。在美国的“帮助”和鼓励下，许多国家民众摆脱了专制和独裁，但却没有享受到民主与自由所带来的幸福生活，反而陷入旷日持久的动荡和杀戮，甚至出现新的人道主义灾难。于是，在多数西亚北非国家中，美国非但没有赢得感激和拥戴，还不得不面对不同程度的反美、仇美情绪，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害就是一例。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承认：“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看到阿拉伯世界部分地区的暴力动乱，人们不禁会对未来感到悲观怀疑。”究其原因，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多元共存与平等竞争的基础上，而在充斥着教派仇视、部族冲突和国家认同缺失的地方，现阶段的政治多元化就意味着用你死我活的方式去争取一元化统治，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突起就是明证。
美国决策者还认为，除了普世价值，这个世界还需要美国霸权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来保持和平稳定。冷战刚刚结束的1990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美国迅速组织联盟发动海湾战争，开始扮演世界警察角色。以小布什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强调国际关系本质就是“丛林状态”，这里只有弱肉强食的法则。因此，必要时采取单边方式进行军事干涉是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责任，美军入侵伊拉克正是小布什政府的这种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曾作为奥巴马竞选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其《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危机》一书中指出，冷战结束再次赋予了美国充当全球领袖角色的战略机遇，但美国错过了这个机遇，而且“合法性和信誉摇摇欲坠，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前三任总统缺乏对时代精神的正确领悟。”[3]“霸权稳定”和“美国责任”观不仅让美国采取单边主义安全战略，而且使美国对遍布全球的超过50个国家承担安全义务，美国支付人员伤亡和财富消耗的成本，而盟友和伙伴国则将更多的资源投向本国发展。安全受益者不仅“免费搭车”或“便宜搭车”，还给美国制造麻烦，甚至形成反美同盟。[4]

总之，近20年的扩张型对外战略，特别是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数千军人生命和数万亿美元的代价，换来的却是道德制高点的丧失、国内反战情绪的高涨和巨额财政赤字的困局。这种内外双输的局面最终让美国决策者看到，民主改革需要有适宜的土壤才能修成正果，安全稳定还要靠协同合作才能实现。正如奥巴马所说：“我不只是想结束战争，而是想首先结束使我们卷入战争的思维”，否则“我们在这个非传统威胁的世界上是不会安全的。”
因此，此次美国对外战略转型是美国决策者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接受教训的结果，是观念转变的产物。而由此所形成的新战略具有一定的刚性和韧性，不会因“伊斯兰国”这样的局部安全挑战而有所动摇。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2014年8月在谈及“伊斯兰国”所引发的大规模内战时说：“我们在伊拉克再次学到了代价很高的一课，(那时我们)曾将自己置于一个并不真正了解的国家。”[5]可见，伊拉克和叙利亚乱局所表现出的阿拉伯世界错综复杂的矛盾，反而会让美国领导人坚定战略转型的方向。
美国战略调整的客观环境
过去半个世纪，中东地区在世界能源供应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使之成为大国竞争和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保证自身的石油安全。多年以来，为了降低对中东产油国的依赖，美国已将美洲作为首要石油进口地。2011年，海湾地区占美国石油毛进口量的比重为22%，而加拿大、墨西哥等西半球国家则占52%。据统计，在战后伊拉克油田市场份额中，中国占25.5%，英国占20.6%，俄罗斯占19.5%，马来西亚占16.7%，美国仅占1.9%。
2008年，奥巴马提出从伊拉克撤军时，能源专家还预测在接下来的五年内，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将会翻番。然而2009年，由于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天然气生产国，并将在2018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和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美国在2013年油气产量已经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受页岩油气开发热潮的影响，美国原油产量持续快速增长，20年来首次超过进口量。至2013年，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由2005年的66.3%降为33%。2014年8月，美国向韩国交付40年来第一船从本土出口的原油，并已计划从2017年起向日本出口天然气。
总之，即使美国十几年前发动伊拉克战争有能源供应方面的考虑，随着本国油气生产的快速增加和自给率的上升，现在则不会单纯为了石油而军事“重返”中东地区。也就是说，美国五年前以从中东收缩力量，实行“离岸制衡”为开端的全球战略调整，不会因为“伊斯兰国”所挑起的地区动乱所带来的石油供应问题而改变。理论上讲，由于在国际能源供求链条上位置的变化，伊拉克内乱所导致的油价上涨会让美国从中获益，因为较高的价格才会为美国带来更多的油气开发投资和相应的就业，最终有利于美国经济的振兴、能源的安全和更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所以，至少从美国自身的能源需求来说，中东的战略地位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重要。
当然，作为世界上石油最集中的地区，中东还供应着欧洲70%、日本90%、中国30%—50%的石油。[6]伊拉克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300万桶至350万桶，如果这一产量突然消失，将给市场带来较大缺口，直接影响欧日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经济也难独善其身。因此，美国要求有关国家特别是欧盟分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在美国主导下共同为解决“伊斯兰国”问题贡献力量。奥巴马在谈到“伊斯兰国”问题时明确说，中国“三十多年来一直搭便车”，其意也在敦促中国发挥作用，至少是配合美国的相关政策。

对美国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是美国故意放出来搅混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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