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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夏，从上海里弄里三三两两地走出一群人。他们之中有些人穿着长衫，有些人系着领带，身着西装。他们说着各地的方言，消失在上海近郊的黑夜里。几天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这群人又聚集到了一起。湖面细雨如丝，那艘精巧的画舫里，突然传出了低声的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微弱的呼喊声迅速淹没在雨声中，然而，在中国大地上，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正在迅速汇聚，它将推动着中国革命的红船，扬帆起航。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是——
石库门——红色火种传播地
2001年5月22日，晨光初露，日影投射在上海那幢著名的石库门房屋上。这幢房子始建于1920年秋天，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外墙青红砖交错，有着浓厚的中西合璧色彩。这里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一大”会址，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那带有殖民色彩的矾红色半圆形门楣，呈现巴洛克式卷涡状水草花式。粗重厚实的花岗岩门洞下，如潮的人群正从全国各地涌来，瞻仰红色火种的传播地。叩响那对黑色石库门上的闪亮铜环，人流与历史在这里交织，肃穆与景仰凝聚成一种力量。陈列柜中那些泛黄的书卷，是开启历史大幕的钥匙，而那如织的人流不断地探寻着历史的足印，留下的是一长串崇敬。
记者跟随前来瞻仰会址的人潮，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鱼贯而入。80年前，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共“一大”代表是否就是从这里步入会场的呢？
会址的建筑格局恢复得与80年前别无二致。建党80周年前夕，这里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修。会址纪念馆的流沙玲副书记告诉记者：“这所革命的老房子曾经遗失了近30年，解放后重新发现它时，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已成了‘恒日福面坊’，面目全非。”
1951年4月，经过半年勘查，中共上海市委找到并确定兴业路76号、78号 为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市委组织有关部门按当年原貌进行全面修缮，所有的家具、陈设均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按原样仿制。从它被发现的那刻起，对它的保护和修缮从没有停过。“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保持着这块革命圣地一如既往的风骨。
石库门下，乌漆实心厚木门内是一方狭长的小天井，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被挡在6扇落地玻璃长窗后，中央长形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桌上放着紫铜烟灰缸、铜制立式火柴盒、白瓷茶具，还有一只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桌子四周围着十五张椅子。
树德里——历史的大会在这里召开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号那扇黑沉沉的大门后，谱写着中国革命史诗的起首句，它的韵律深沉而又凝重……采访小组的记者把这里作为一个开端，探寻起革命先驱昔日的足迹。
1921年夏，操着大手丛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薯键、贵州口音的，乘长江轮、坐长途火车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们朝着同一个目的地——上海汇拢。他们行动秘密，毫不声张，以至于1952年，谢觉哉在回 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他俩是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乳白色荷叶边灯罩下，在1921年7月23日那天曾散发出黄晕的灯光，屋外是沉沉的夜，它像是要指引摸黑前行的路人。对着望志路寓所前门的是一畦畦菜地，四周蔓草丛生，行人稀少。
望志路106号是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军阀陆军总长，“李公馆”的特殊背景和寓所周围清冷的环境，使中共“一大”在这里召开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夜滚樱幕下，代表们陆续到达会场，围坐在长桌四周，8点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一天，距离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还不到一年时间。
出席“一大”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两位著名的共产党人陈独秀与李大钊未能出席。
二十四岁的张国焘被推选为会议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张国焘在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实际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他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中谈了四点意见：“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北京代表刘仁静坐在马林身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会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马林在会上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
散会后，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寓所前门望志路106号是关着的，代表们经后门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离开会场。据有关人士介绍，这是中共“一大”惟一一次代表全部到齐的会议。
博文女校——代表们曾经的住所
除陈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代表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几经努力，记者被允许去博文女校原址采访。记者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向前步行100多米，右转弯，同样是一座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一楼一底。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刘荣珠说：“为了保护这幢建筑，纪念馆将空置的博文女校原址利用起来，有人住在屋里，还可以做些日常维护。”博文女校面积不大，二楼曲尺形走廊尽头，第二进房间是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曾住过的屋子，现已恢复原状：窗户边放着老式的小书桌，两张木板床上铺着草席，呈丁字形摆放，中间放着竹制书架，屋里一尘不染。刘荣珠说：“当年从上海里弄里认出这幢房子时，以前的博文女校已是当地文化局的职工宿舍。前些天，这里的老住户回来看过，还拍照留念了。”
“一大”召开时，有9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当时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黄绍兰。代表们的住宿是李达夫人王会悟具体安排的。当时，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之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很好。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会议7月25日、26日曾休会两天，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根据马林在第一次大会上的提议，推选成立了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组成。经过休会两天紧张地工作，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然而，今天会址纪念馆的展示厅里，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却没有中文原本。一些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党的‘一大’起草的纲领和决议的中文文件极其珍贵，可惜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这些中文原件以后都散失了，现存的只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俄文译本原存于共产国际，50年代由苏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移交给中共中央。英译本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
7月30日晚，举行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会议依旧在八点以后举行。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
代表中，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当时他闹肚子，出不了门，只好独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地板上。
会议刚开始不久，会场后那扇虚掩着的后门突然闯进一个穿着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后据有关人士回忆，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他朝四下环视一周。代表们问他干什么，那人含糊其词地说：“找社联王会长？”又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然后，匆忙退出。距李汉俊寓所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人姓王。马林问代表，是否认识此人，代表们都说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会议被迫中断，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来分钟后，法国巡捕房派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士兵、三个翻译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家，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他们翻箱倒柜，足足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除查到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得很凌乱，字迹模糊，被巡捕房的人当做无关紧要的废纸，踩在脚下。闯入者一无所获，离开后，还在这所房子周围布下暗哨，监视进出人员的行动。
老渔阳里2号——里弄里的中央工作部
当晚12点左右，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寓所。
老渔阳里2号离会场不远，5月22日，记者花了些时间，在上海老城区一条条狭小而又繁忙的马路间寻找。在淮海中路临街的水果摊边，一位六十多岁的胖大妈坐在里弄口乘凉。她不知道老渔阳里2号在哪里，却反问：“你们是找陈独秀的老房子吧？呶，在那边，门口有块牌子。”老太太露出了一脸笑容。才十来步路，记者就看到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新青年》编辑部。黑色的大门紧闭，锈迹斑斑的门环贴在门上，看上去是上海里弄再普通不过的老式墙门。只有左侧一块汉白玉的纪念牌还能说明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记者用力地敲响门环，门里出现一位睡眼惺忪的妇女，她说：“来参观的人太多了。”她指着自己居住的房间说：“里面还有一块纪念牌呢。”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堆着一些家什，在长沙发上，一块汉白玉的牌子告诉人们，这间不起眼的屋子曾是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毛泽东也曾在此工作过。
“一大”代表消失在黑夜中后，在这间屋子聚会，决定转移会址，几天后，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
历史像一位老人，从容地安排着一切。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让代表们受到直接损失，但代表和会址均受到监视，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可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交通方便。代表们采纳了她的意见。
茫茫大上海——寻访代表后人
对中共“一大”的采访已经进行了两天，记者在繁华的上海大街和里弄穿梭，总算采访到了全部的旧址，也采访到了众多知情人。但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我们心中缠绕：“一大”代表是否还有后人在世呢？虽然“一大”距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但我们似乎有一种预感，在这片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肯定能找到“一大”代表的后人。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感是正确的。就在我们打算离开上海的时候，偶遇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陈绍康，他透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的子女生活在上海。一位是王尽美的儿子王杰，另一位是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在陈老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几经波折，记者终于得到了他们的住宅电话号码。两位老人听说是要谈谈自己的父亲，欣然应允。
5月22日夜，记者驱车赶往康平路找寻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儿子王杰。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听是去康平路，肃然起敬：“那里住的可都是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80年过去了，上海的夜依旧凉爽而湿润，然而，租界没有了，一路行来，沿街的外企办公楼高耸入云，但早已是另一番天地了。王杰已逾古稀，当年王尽美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他还在母腹中。老人是随军南下干部，后调至上海交通局任局长，今日他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穿军裤，着布鞋，随和而平易，一口山东口音，声若洪钟。谈起王尽美，老人颔首而笑：“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知道的不详尽，大多是听我奶奶讲的。”墙上显眼位置挂着王尽美的遗像。王杰说，这张照片还是奶奶藏在老家土墙里才保存下来的。王尽美长期离家在济南进行党的活动。反动军队知道王尽美是共产党员，经常到他莒县的祖屋骚扰，有一次还抓走了王杰的奶奶，幸好邻居凑了些钱，才赎出来。老人还记得王尽美去世时留下的遗言，虽然这份遗书上只字未提自己的家庭，却道出一名共产党员最真挚的期盼“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道别时，王杰老人固执地要到家门口，目送我们离开。
5月23日，记者驻留上海的最后那天早晨，我们拜访了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这个名字让人感到如此熟悉。安顺路那个小区绿树环抱，鸟鸣阵阵。刘文澜搬入新居不久，屋里清爽、明亮。她长得极像照片上的刘仁静。刘文澜和丈夫陈良廷曾合作翻译过《乱世佳人》、《教父》等书，名字为人熟悉也就不足为怪。说到从事翻译工作这一点，刘文澜说：“是受父亲的影响”。刘文澜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刘仁静生活中的许多趣事。刘仁静有一次偕妻子到上海看望女儿、女婿。他和女婿陈良廷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谈着谈着，刘仁静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是党员吗？”陈良廷说：“不是。”刘仁静不再做声。刘文澜笑着说：“后来，我爱人说，我父亲听说他不是党员，一脸不高兴，他还是相信党的。”令人惋惜的是，1987年8月5日，85岁高龄的刘仁静清晨外出锻炼时，不幸被公交车所撞而去世。刘文澜说：“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八宝山开的。”告别时，我们看到刘仁静的外孙女陈造容正在创作一幅以中共“一大”为主题的水彩画：杏黄的背景下，映射出淡淡的“一大”会址背景，一团鲜红的烈焰衬托着镰刀、铁锤，欲喷薄而出。她说：“这是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创作的。”
南湖画舫——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5月23日时近正午，中共“一大”会址前，人流如潮，董必武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挂在展厅的结尾，面对它的是南湖上那艘精致的画舫。
嘉兴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分东、西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故雅称鸳鸯湖。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为624亩。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1921年，7月30日，上海望志路会场遭到破坏后，王会悟与部分代表提前赶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租下两间房，并托旅馆的账房雇了一条游船。另一部分代表们在第二天到上海北站，乘车南下。陈公博则因30日晚开会时的变故，31日黎明他住宿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心有余悸避走杭州，到灵隐寺安心静养去了。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不便继续出席会议，没有同行。
在嘉兴城老城区，记者找到那时被称作张家弄的马路。如今嘉兴已将其拓宽改称“勤俭路”。据当地的地方志专家介绍，旧时张家弄是嘉兴城最热闹的处所，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济济一堂。王会悟当年租下的鸳湖旅馆，在当地属“星级”较高的。然而，它的繁华只能在南湖纪念馆的展厅中才能看见了：两层回廊式结构，颇有气派。50年代嘉兴旧城改造，鸳湖旅馆也随即灰飞烟灭，向老一辈的人打听，才知道它的位置是今天勤俭路上的人民剧院。5月25日上午，记者找到人民剧院后门，一群剧院工作人员正在拆洗座套。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工人说，鸳湖旅馆就是这里，要说它的历史，那就长了，以前它对面是五芳斋粽子店，热闹着呢，后来拆了。
赶往嘉兴城的中共“一大”代表，或许当时就从记者所在的位置上，缓步走向南湖的狮子汇渡口，开创了一段伟大的历史。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如今成了揽胜之地，东南方那艘精致画舫停泊岸边，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红船就停靠在这前后一百米左右的方位，那时这里是很僻静的。”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借用一叶小舟登上租下的中型画舫。这一天是阴天，间有小雨，湖面上有四五条游船，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泊在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泊船东南向斜对着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湖上细雨如丝，听来如军士衔枚急走。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开会时，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船舱里，金碧辉煌，每根柱子都刻着金色盘龙。四壁雕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横匾上镌“湖光彩月”。
甩掉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色的湖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午后，小游船增多，湖上到处是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酒龙诗虎，呼卢喝雉，一派喧闹。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小艇，代表们以为是政府巡逻艇，曾暂时停止开会，当得知是私人游艇后，会议照常进行。那张被密探忽视的“废纸”，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为：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纲明确地声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建立的。接着在南湖的这艘游船上，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下午6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城。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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