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三十年代的经济呈现怎样的状况

2025-03-11 0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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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在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应根据实践生活经验，而不能根据书本。
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时，碰到的首要理论问题，是一般和个别的矛盾。十月革命后，他根据多年的哲学探索和社会实践逐步深刻认识到，生活的公式高于书本的公式，任何一般都不能完全包括个别的全部内容，因此，不能把认识停留在抽象的一般上，而应注重把握个别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探寻一般的特殊表现方式。由此，应注重研究由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所创立的生气勃勃的的社会主义，应根据实践生活经验来认识和理解正在建设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扬弃和纠正原有过时的结论，勇于突破原先的认识水平，从而不断作出新的结论，而不能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和理解现实的社会主义，不能固守原有的书本结论不放，不能“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列宁认识和理解现实社会主义的根据和出发点的改变。由于列宁正确解决了一般和特殊、实践和理论的关系，所以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以及相关的问题找到了科学的方法论。邓小平则强调，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应从中国国情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出发，来认识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所创立的或正在实践中的现实的社会主义。
2.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据、出发点和模式上，应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和辩证性的哲学思维方法。
列宁运用观察的客观性（从俄国国情出发）和辩证性（从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中看到统一）这一思维方法，反思和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逐渐悟出这样的道理：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前进，俄国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分配，如果一意孤行，就有灭亡的危险。因为俄国的国情是生产力落后，经济成分多元而小农经济占优势，文化也非常落后，这就决定俄国不能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而必须采取间接过渡的办法，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因素来改造小农经济，搞“接受了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原则和目标是社会主义的，但方式上应根据俄国国情来利用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改变的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这是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和方式上的改变。正是由于列宁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和辩证法，所以为选择一种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提供了根据。
建国后，我们未能借鉴列宁关于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成果，更多是受“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结果走了很大弯路。列宁的探索对邓小平有很大启发。中国也曾是小农经济占优势且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并且是从封建经济经过革命取得社会主义政权而进入社会主义的。那么，如何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呢？过去我们走着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相似的道路，采取“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模式。实践证明不成功。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邓小平深刻认识到，按照书本上的公式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我们应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寻求“走法”，这就是使中国社会主义“退回”到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中国不具备搞“一大二公三纯”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将是长期和复杂的，因而中国要善于吸收资本主义一切于我有用有利的因素来发展生产力，而不应一味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必须把精力用在探寻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式上。20世纪后半期，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曲折或演变，这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某种不正确的方式或模式出了问题，同理，马克思主义出现某种危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了问题，而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某种不正确的方式（如教条主义）有了问题，问题大都出现在“方式”上。因此，关键的问题，是纠正对待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的方式，寻求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实现方式或形式。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不是在“主义”层面上进行的，而多是在“方式”层面上进行的，它是对过去长期刻意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否定，同时也包含着不能直接过渡到纯粹的社会主义而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来打好社会主义基础的思想。
列宁的构想并没有违背他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反而是这一思想的特殊实现形式。社会发展总是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是一种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客观规律。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内在必然的进程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列宁依据这一规律，在早期论证了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在晚年论证了俄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某些国家，比如中国和苏联，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不仅不与这种一般“自然历史过程”相矛盾，恰恰是这一过程的特殊实现方式。这是因为：
其一，中国和苏联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属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这种反作用完成之后，由于资本主义是反封建的最有力武器，同时又积累了许多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和成果，所以又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和成果来发展生产力。这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越，但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和成果来发展生产力则不能跨越。
其二，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历史限度内，人们可以选择这样或那样的生产关系，但这样或那样的生产关系最终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相适应。这样，在我国和苏联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在生产关系上“向后退”的情形，即确定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苏联处于“迂回过渡阶段”，强调我国在初级阶段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努力寻求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某种存在和一定发展，必须去完成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已经完成的任务——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复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因此，在初级阶段，我们建设的实际上是包含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社会主义。这里，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可以跨越，但这一阶段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退却”则不能跨越。
其三，中国和苏联是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意味着中国和苏联只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形式和前提，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基础，因而只能算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而要建成真正合格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具备雄厚的生产力基础和人才基础，为此就必须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和发展生产力的有益方法。换言之，中国和苏联必须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指出：“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里，走向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走法”可以跨越，但必须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和有益的方法则不能跨越。
最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这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以跨越，但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广泛而深刻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则不能跨越。
以上四方面的“不能跨越”，可以说都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内在必然要求，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特殊体现或实现形式。
3.在发展生产力的方式上，应根据目的和效果来选择手段，应根据在对立中看到统一的辩证思维，来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益的方法发展生产力。
列宁十分关注发展生产力这一目的，为此，他很自然地去关注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和手段。采取何种手段决定达到目的的效果，而选择什么手段达到目的，要依据当时的国情。在列宁看来，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因为资本主义在它产生发展的几百年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把大胆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必须使劳动群众学会从“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主要依靠政治热情和行政手段，人情关系和行政权力干预商业活动），转变到“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主要按商业化原则办事，实行经济成本核算，根据市场竞争、价值规律从事商业活动）。这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方式上的改变。这里，由于列宁正确处理了目的、效果和手段的辩证关系，正确运用“在对立中看到统一”的辩证思维，所以才把大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方式。在1958-1978年这20年，我国比较注重根据抽象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性质”来选择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所以把“一大二公三纯”看做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形式，也把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相互对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根据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效果”（“三个有利于”），来选择发展生产力的方式，由此，把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有效方式（即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看做是相互促进的：用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矫正市场经济的弊端）。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设计以及实践历程，主要就是围绕“发展生产力的方式”这一核心线索进行的，他所主张的改革开放，也主要是在“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方式”这一层次上展开的。可以说，探寻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是邓小平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出发点和核心，邓小平全部社会活动的焦点及其理论突破和伟大贡献就在这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及其发展历程的焦点就在这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难点就在这里，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关键也在这里。
4.在对社会主义的评价和态度上，应依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效果，而不能依据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应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抽象空谈社会主义。
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一定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这里，列宁是重社会主义建设之实，将社会主义之名建立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从名称上抽象地空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这是列宁在评价社会主义的尺度上的改变。在我国人民公社时期，我们一味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之名，忽视社会主义之实；“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主张“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有一种思维定势是，凡事都要抽象地追问“姓社姓资”。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这种重社会主义之名（抽象的性质、原则）而轻建设社会主义之实（实际效果、实际内容和实际水平）的危害，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创新，明确主张“正名求实”和“以实正名”。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了不同于传统理解的新的理解，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重新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求实的社会主义，是把抽象的一般原则具体转化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纲领和根本任务的社会主义。他还主张，我们要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以其实力来证明社会主义是合格的、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即以其“实”来正其“名”。这就要求我们做一切事情不能搞花架子，而应注重实际效果。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其重要一条，就是反对在抽象的名称概念上的争论，诉诸于人民群众的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行动。
由此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列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够解决落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哲学在其中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因此，要真正理解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必须理解列宁的哲学，理解列宁的历史辩证法。正确的哲学理论绝不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无用的东西，而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和思维的方法，是指导我们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它对人们的思想水平、思维能力和改进领导工作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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