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音乐典故（20分哦）

《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韶》乐是上古的圣贤君王尧舜时代最为著名的乐舞。孔子对它的评价是：“《箫韶》者，舜之遗音也，温润以和，似南风之至。……”（《孔子集语·子观》），以及非常著名的“尽善尽美” 和“三月不知肉味”（原文附后）。“九成”是指音乐的进行婉转九段而成，“凤凰来仪”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原文文字古奥，暂略），因音乐传达了作者和演奏者光明美好、内在充实的智慧境界，故而唤起百鸟共鸣，凤凰来礼。 “大乐与天地同和。” （《礼记·乐论篇》）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中心思想，故事说明了人的中心（内在精神）光明充实，与天地精神相通，可与吉祥美好的事物感应、共鸣。

“子谓《韶》尽美也，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类似的故事还有师旷鼓琴而白鹤舞于庭（见《韩非子·十过》）等，这些典故不仅透出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境界与风骨，也反映了中国音乐文化精神的一些基本特色。万物有灵，心体相通，人心若能广大无碍、归于本源，所出之乐亦可与含灵共舞。对高超的乐师而言，弹琴也是谈心。音乐语言本是心灵语言，动物对音乐语言的感知能力是很自然的。还有一些古代一直传下来的说法，不少典籍中都可见到的，如：“瓠巴鼓瑟，沉鱼出听，伯牙鼓琴，六马仰秣”。（见于《荀子-劝学》，《淮南子·说山训》、《论衡·感虚篇》等等，文字略有出入，意思大致相同），“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见于《尚书·尧典》，《尚书·皋陶谟》等）都是形容音乐的动听，以致于动物也被打动和吸引的境界。

[注：六马仰秣，是说正在吃草的马儿听到乐声传来，不禁从草料堆中抬起了头；游鱼出听，是讲水中的游鱼被乐声吸引，浮出水面，好象也在倾听。]
海上移情

伯牙跟成连先生学琴三年，尚未能精神专一、通于神妙，于是，成连先生说：“吾师方子春在东海中，能移人之情。”一起到了海岛上，成连先生又假装说：“吾将迎吾师”，独自驾船而去，经旬不返。伯牙心悲，举目四望，山林幽静，寂寞无人，但听海水汩没、群鸟啁啾，终于领悟师父的用意，仰天叹道：“先生亦以无师矣，盖将移我情乎！”，援琴而作《水仙操》，曲成之后，成连先生才来接他返回，伯牙于是成为天下妙手。 [注：这里的水仙不是花的名字，而是类于水神的称呼。]

这个故事见于《琴史》、《通志》、《太平御览》、《乐府古题要解》等不少史书上关于琴曲《水仙操》来由的记载中，它体现出心归无极、师法自然的中国文化精神，以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法则，强调了人本身的精神境界直接决定着音乐创作和艺术表现的境界这个基本规律。
孔子学琴

孔子学琴： 孔子向师襄子学琴，一首曲子学了十天还在弹，师襄子说：“可以继续了。”孔子说：“曲子虽然已经能走下来，但还没能把握其中韵致规律和结构。”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说：“韵致已经把握，可以增加新曲了。”孔子说：“可是我还没能得其心志。”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志趣已得，现在可以学别的了。”孔子说：“此曲志趣虽然已得，但我还没能完全进入他的心智境界，得其为人。”又过了一段时间，孔子神情俨然，仿佛进到新的境界：时而庄重穆然，若有所思，时而怡然高望，志意深远；终于，他说道：“我找到他了：默然黝黑，颀然高大，目光深邃，心系苍生，王者气度，胸怀天下，除了文王，还能是谁呢？”师襄子听到后，赶紧起身再拜，答道：“我的老师也认为这正是《文王操》呵。”

这个故事在《史记·孔子世家》（原文一段附后），《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列子》上都有记载，它不仅给后人树立了一个难得的学习音乐的榜样，也反映出身为万世师表的大教育家孔子自己的好学、善学的精神和品质。“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韩诗外传》 -卷五），也再次涉及前面提过的“知音”的问题。

学琴的过程一般要经过： 1、读谱，熟悉全曲风格和大致结构，并熟记下来；2、不断琢磨，反复咀嚼，一段一段学习、体会，在磨练中达到技艺纯熟，并掌握乐曲的内在韵致，把握乐感；3、完全将乐曲融化在心，彻底理解音乐的内涵与意境，得心应手，再将它表达出来；这样几个阶段。然后，音乐才会随意之所至，自然地从心中流淌而出，而不再圄于技艺雕琢的包袱。这个过程中技艺的增进显而易见，一般也不会被忽视，而对于反复咀嚼，找到音乐本身的韵致、乐感，完全消化，融入音乐的境界这个过程却是唯知音者知，孔子的善学可见其知音之深，也可见孔子作为文王、周公一系的中国上古文化人文传统的继承、整理和弘扬者，其志意、心性与古圣贤的心心相印、一脉相承。

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　
　
　　据说《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现存的琴谱就达五十余种。与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　　

　　“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 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自古以来，象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数的逸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贝多芬的《英雄》，月光奏鸣曲，第九交响曲~~~~~~~~~~~

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

http://book.sina.com.cn/nzt/history/his/wangliqund/index.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