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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学自我意识差异
自我意识是人类个体对自身的认识和态度，是人类对自己作为历史和社会活动主体价值的自觉认识。自我意识推动着人类不断地去创造世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以求自我在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中得到确认，正如毛泽东所指“人类之目的在于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
不论哪一个民族的文学，都离不开自我意识的表现。唯心主义美学家黑格尔强调文学要突出“这一个”，唯物主义美学家也强调文学应该做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那么“自我意识”既可以观照一个民族的共性，共同心理文化特征，伦理道德风貌，也能表现出作家个人的自我意识，对自己所代表的文化圈子中的生存个体生存价值的确认，体现自己的创作风格、审美理想。从中西方文学发展中所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可以看出不同传统背景下文化心理的特征对文学施加的影响，自我意识的差异是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民族个性的差异。
研究文学中自我意识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内涵，对于研究中西方文学在主题内容，甚至于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有一定启示，特别是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中西方文学在相互借鉴、相互排斥、相互交融等方面有所裨益。
社会的自我与独立的自我
中国文学表现自我意识不是一种孤立的自我，而是处于多种关系中的自我。体现出自我与社会诸多关系（家族、家庭等）、伦理道德关系或自然宇宙万物相生相灭的联系。自我意识就明显地体现出群体意识的特征。自我价值的确认是在多种关系中进行的，自我发展的观念体现了社会性，即与社会的需求相一致，对于维持社会各种关系的平衡有助。实现自我的过程也就是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和谐，把自我同化于社会背景中去。正如在孔子的著作里所强调的“小我”与“大我”的关系。《论语》里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主要是强调自我意识的发展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小我”是指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行动。“大我”是指小我生存的整个社会以及整个人类。中国文学从最初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就是要小我服从于大我，小我才有价值，才有发展。中国文学从理论上强调作家要有社会责任，要有大我观念。从《诗经》里提出的“诗言志，歌依咏”，或者是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文，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或者是“文以载道”，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作家的自我意识是民族意识和群体意识的外化，将小我融汇于大我之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贯穿于文学作品之中，个体精神的发展，离不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利。《诗经》里“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诗经《无衣》）屈原《离骚》中的忧焚，唐代陈子昂的“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感遇》）对小我与大我关系之表白和唐杜甫、李白、白居易反映社会现状，体恤民情的诗歌，都反映了作家沉重的社会责任感。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天下之忧为忧的思想感情，还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闻军收河南河北》），个人情感与爱国之情的交融都与国与民相联。白居易也提出文学“为君、为臣、为物”（《新乐府序》）。宋代一大批爱国主义诗人辛弃疾、陆游、岳飞等将个人生存价值与国与民统一在一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小我与大我关系最好的说明。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自我意识从一开始就强调独立的自我，“个人奋斗”成为西方文学一贯的主题。西方文学表现了自我意识与社会诸多关系的冲突，强调的不是小我与大我的统一，而是崇尚小我，小我是个体存在价值的根本。个人奋斗的目的是让大我承认小我存在的价值。
在西方文学的源头希腊神话和英雄史诗中，虽然在诸神和英雄身上代表着部落氏族利益的集体意识，但在自我意识方面个人主义已经初露端倪，英雄之间的斗争和相互残杀也掺杂了很多个人因素。《伊里亚特》中描绘的特洛伊战争，阿喀琉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荣誉，与阿伽门农争夺一个女俘而退出战争，致使希腊军队失利。史诗的开头也点出“阿喀琉斯的愤怒是我的主题”。在西方文学中自我意识强烈地表现为，个人情感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小我的利益超越于大我之上。希腊文学崇尚个人神力，个别英雄决定氏族部落的命运，人类的光明是靠普罗米修斯盗火。自我意识也体现于个人在物质上强烈的占有欲和对自然的享受。《奥德修斯》中的英雄奥德修斯返回家园后，与侵占他妻子和财产的仇人展开搏斗，表明个人财产不可侵犯。
自我意识突出个人价值，所以为了体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区别，不平凡的举动，超凡的力量构成了西方文学中英雄主义与个人主义并存的特点。
西方文学的两大渊源，一是希腊、罗马文学，重现实、重物质享受。二是基督教，重精神、重道德。文学中的自我意识一是体现在个人对物质方面的享受和追求，二是个体精神追求和道德特征。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我意识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含义。这双重含义都没有离开个人奋斗的主题。从《伊里亚特》中个人决定氏族的命运到莎士比亚笔下汉姆莱脱的个人复仇，伸张正义或者是罗曼·罗兰先是个人责任，然后是社会责任的自我意识，都把实现大我利益看作是检验自我力量的一种体验，自我无需得到社会的承认或别人的承认，最关键的是要得到自证。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人战胜自我的过程，在与自然搏斗中确认自己的价值。“迷惘的一代”把沉重的社会责任当作消灭自我的坟墓，忧我大于忧国忧民。
由于西方文学强调独立的自我，自我依赖于自我，与社会其它关系处于矛盾对立状态，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独立的自我成为孤独的自我，进而失去自我。这与中国文学中强调自我顺应社会责任的命题形成明显的差异。
规范的自我与自由的自我
在中国文学中强调社会责任与自我的关系，那么自我就必须进行规范设计，这种规范就体现了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文学作品也塑造了规范的自我和完善的自我。所以孔子推崇“义为上”，孟子提出“舍生取义”，董仲舒强调“正其谊而不谋其利”。在个人自我意识与社会发生冲撞时，依靠克制自我，顺从社会道德规范而“克己服礼”。个人在物质上的欲望和情感需求都要服从一定的道德规范，由追求完善的自我进而发展为对自我的批判、反省。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强调“立人”要修身、养性，追求完美的自我理想目标是做圣哲大贤。“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追求人格完美的形象和作家，自我意识体现出人格的完美和高尚。
屈原在《离骚》、《楚辞》等一系列作品中体现出自我意识就表现为完善的自我，崇高的自我。“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究。”〔①〕其弟子宋玉也体现出“天高而气清，收潦而水清”〔②〕的人格魅力。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评价是：“屈平正道直行，竭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人，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见义远。其志洁故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竦。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漫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③〕
屈原以自己的诗作塑造自我。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很多有成就的诗人都注重体现自我的人格。宋代陆游《咏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自我存在的价值是以其高洁的品德而体现的。李清照“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绝句，明代于谦《石灰吟》“留得清白在人间”，作家的自我形象与诗歌的形象融为一体。《红楼梦》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体现出“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品德，体现作家的人格理想。
西方文学也注重设计自我，但前提是要保证自我的绝对自由，反对社会强加于自我的种种束缚，自我意识体现在对社会传统、道德宗教力量的反叛。虽然西方人也强调道德和宗教对于规范自我的作用，但由于看重自我的自由，所以道德和宗教在自我意识中的力量显得力不从心。古希腊文学中，人与命运抗争为主题，命运悲剧体现自我意识与社会和自然的冲突。《俄狄普斯王》提出“人与人之间不分尊卑长幼，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在阿里斯托芬喜剧《鸟》中构造了鹁鸪国里人人平等，没有压迫与奴役的乌托邦理想。为了体现自我的存在，物质上、精神上要求自我欲望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文艺复兴运动要求个性解放，其中提出“人人可以发财致富”，“财富是上帝爱护一个人鲜明的标志”。〔④〕个性解放不仅要求政治上、法律上、宗教上维护个人享有的自由进取的权利，同时个人在物质上的占有也有同样的权利。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也是以自我为旗帜，自我意识最突出的表现是要求精神的自由发展，强调个人情感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心灵的自由。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把个人情感和想象提到很高的地位，抒情诗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小说戏剧也十分注重抒情。西方作家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否定现实，强调自我主观能动性之上。自我情感的抒发不论是热情的或是忧伤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都注重探究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欢乐、焦虑，是心灵世界的真实流露。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心灵的真实展现。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主人公在自然中放纵自我，让自我情感自由渲泄，都体现了追求自我自由的理想，只要自我心灵得到自由，回避现实也成为一种方式，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英国湖畔派诗人从自然的自由中观照出自我，远离现实，使自我依然存在。
西方文学推崇自由的自我，所以在作品中批判阻碍自我发展的种种阻力，封建的王权，种族的不平等，贫富的等级制，宗教的种种桎梏。作家的任务要扫除旧世界，建立适合自我自由生存发展的理想王国。
永恒的自我与扩张的自我
中国文学中体现出的自我意识还有一个方面的内容，那就是追求永恒的自我，确保自我精神存在必须从具有多方面规定的现实关系中逃离出来，自我的存在不能以世俗的价值观来判断，自我的自由是脱离现实，超越社会功利，追求人生的审美境界，注重个体精神需求，以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为自我存在的最高境界。防止自我“丧己于物”，“失性于俗〔⑤〕，所以以庄子《逍遥游》为代表的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影响深远。
庄子以逍遥自适，使自我完全摒弃外在依赖的社会关系、功利关系、自然关系，摆脱天下的一切束缚。在《齐物论》中“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己，而况利害之端乎？”无谓有谓，而游乎尘垢之外。这样自我只有摆脱自然和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才真正能保存自我，自我不被命所愚弄。要想保存自我，不是对物质世界的占有和享受，也不是追求圣哲圣贤的人格完善，而是对于世上的万物差异性不必太在意。自我可以等视一切就不会为生而烦恼，为死而恐惧，为通而骄人，为穷而沮丧。正如庄子所言“万物皆一也……物视其所一而不见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庄子·德充符》）。这是自我在千变万化的外物世界中可以保持永恒不变的最好方式。
以庄子为代表的自我意识形成中国文学另外一种境界。作家以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摒弃物欲，自我逍遥自适当作永恒的追求。陶渊明自我意识的觉醒也经历了复杂的历程。一开始入朝为官把自我意识与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但当他发现官场的浊流纵横，世人的趋炎附世，有自污其身，自陷其身，即丧失自我的危机，于是辞官为民，远离尘世，与自然相伴过程中重新得到自我。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环境中自我解放，自我体现出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逍遥自适。宋代诗人苏轼、辛弃疾等代表的豪放派诗人，也是在诗歌中寻求一种“自我平衡”，以精神的舒适取代在现实世界中自我的种种失落感。追求永恒的自我就是要超脱现实。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自我对自然规律的顺应，所以才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彻大悟。追求永恒的自我，使得中国文学作品打上了禅宗的烙印，唐诗人王维所代表的诗歌那种“空灵”的境界，是自我意识在艺术风格上的外化，个人在无限的宇宙中，刹那间可以在永恒中得到调和。
西方人追求自我，始终没有从现实世界中脱离出来，离开了所占有的客观物质世界，就没办法获得自身价值的确认。因为自我总是“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⑥〕。所以为了表现自我意识是将自我扩张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征服自然，征服社会，以竞争扩张为主题的自我意识贯穿于西方文学之中。从最初的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到《圣经》里亚当违背上帝意志偷吃禁果，都体现出西方人对物质世界强烈的探知欲望。中世纪教会文学生命短暂就是因为限制了自我在物质世界的进取，在精神世界的自我扩张。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智慧，人的体魄所具有的创造力。美国诗人惠特曼认为人能创造生命，能创造自然，也能创造平等、民主和友爱。罗曼·罗兰也在他的作品中强调自我对于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他认为个体要发展，就要扩张自我，超越先人的经验。“在我的意识深处，在我的狭窄的心胸中，沉睡着神圣的我，绝对的自我。只有自我存在着，这个自我就是罗曼·罗兰。在他的每一个感觉之中。但是，自我超越他，不会仅仅是他，自我在他之外存在着，自我是他四周所有的人，是灵魂和躯体的宇宙。在我无边无际和不停运动的现在之中，自我装扮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在无休止地进化着。”〔⑦〕
强调自我最终导致对宗教意识和理性的背叛。宗教以一系列的清规戒律抑制自我意识的表现，理性意识是为了以功利目的而安排秩序的手段，是实现本能、欲望、意志的工具，不能完全代表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尼采认为“一个生命体首先要发泄其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自我保存是它的间接通常的结果之一”〔⑧〕。所以自我意识的理想是作一个充分体现生命意志的人，是具有创造一切的人。尼采提出“生命意志”与“超人哲学”的目的是确认自由，确认个人，确认人的真实的生命，唤醒人们的自由与自我意识。
对自我的过分看重，力图使自我从社会其它关系中摆脱出来（伦理的、宗教的、法律的），强调自我必须是在物质上能够强烈占有，满足欲望，精神上能够主宰他人，甚至宇宙。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我意识，这就使自我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正是反映了自我意识丧失的过程，艾略特《荒原》表现出人失去理性，失去宗教后，自我也很难存在。那么卡夫卡的《变形记》人在失去肉体的同时，在精神上也失去了自我。西方现代派文学构置出一个没有自我的世界。所以寻找自我成了现代派文学的命题。这种脱离于社会传统的自我会不会丢失，引起西方作家的焦虑，一些作家也企图探讨自我意识赖以存在的基础。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在《厌恶》里揭示出个人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与现实世界完全脱离，“我是孤零零地活着，完全孤零零一个人，我永远不跟任何人谈话；我不收受什么，也不给予什么。”〔⑨〕萨特认为一切存在是偶然的，人生也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只有通过主体上的厌恶来肯定自己的存在。西方文学中自我意识的最终结果是人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自我意识失去任何作用。贝克特《等待戈多》里自我既没有主动意识，也没有扩张意识，只能在无奈的等待中消耗生命，在无聊的等待中证明生命的存在。这与中国文学自我意识依赖于多重关系之中，所以自我不会丧失是有明显差异的。
中国文学中自我意识的发展也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明代李贽提出“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⑩〕，他指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经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①①〕体现出对传统文学中自我意识的批判，强调自我意识的觉醒要自我判断，自我认识。在文学理论上，李贽提出了《童心说》要求作家要突出创造自我思想，自我风格。“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久，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①②〕所以从明代之后，中国文学在文体上也进行了一场革命，一反当时诗文传统，以戏曲、小说的繁荣为标志。小说《金瓶梅》自我意识体现出强烈的非道德性。
第二次变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学中传统的自我意识也提出批判，反对把自我引申为抽象的道德化身，将自我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鲁迅的《狂人日记》控诉了封建礼教对自我的吞食。《祝福》也提出了社会诸多关系，神权、族权、夫权对自我的压抑。巴金的《家》体现了自我解放首先要脱离家族关系。郭沫若的《凤凰涅盘》表现出要重塑自我的强烈愿望。
五四自我意识觉醒受西方影响，文学注重个人情感自由渲泄，强调自我对旧世界改造之作用，但并没有推崇西方文学极端个人主义，也没有使自我陷入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丧失自我，虽然在旧秩序崩溃之机，但自我意识中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并没有失去，“忧患意识”贯穿于新文化运动中，作家自我意识依然表现出那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郁达夫《沉沦》里那个痛苦的自我，并不是完全由于物欲得不到满足，而是背井离乡，失去了自我依托的社会关系，沉重的社会责任感无法实现所造成的。
五四之后，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很大影响，但是西方文学自我意识所包含的内容并没有完全渗透于中国文学之中，中西方文学在当代发展过程中，这种差异依然表现得比较明显，而我们如何借鉴西方文学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命题
（天下文章一大抄，诸多资料够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