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决不会说话不讲逻辑,没有条理;《论语》的编著者中有子思这样的大师级学者,他们也决不会把互不联系的三句话随便地放在一起。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这三句话是孔子主张的读书治学的“三个境界”:
第一境界是“学而时习之”,包括读书、练习、复习、实习,甚至包括社会实践。这是治学的基础,初级阶段。
第二境界,是与志同道合者讲谈、研讨、论辩,从而加深造诣,使学问提升到高级阶段。《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必孤陋而寡闻。”第一境界,就是这种“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的浅境界。提升的方法,就是要有“友”,有“朋”,通过同“友”“朋”的讲谈、研讨和论辩,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思维的火花在碰撞中迸发,于是大家的学问、思想渐渐进入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正如《兰亭集序》中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中列坐其次,“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现代人组织各种“学会”和“研讨会”,其实也是为了达到这种境界。
对这两个境界,《论语正义》这样解释:“‘时习’是成己,朋来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验己之修功,又得以教学相长之意。”由此我想,新课标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也不妨认为,“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是孔老夫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提倡并实行的学习观念。
最难达到的是第三境界。学问有相当造诣之后,却也没有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重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不了官,发不了财,评不上职称……,然而也不因此怨恨,仍然安贫乐道,孜孜以求,就像身居陋巷的颜渊一样,那便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成的“君子”了。
第三境界实际上说的是才与德、治学与修身的关系。我理解,一方面,做学问者要经过“人不知”的磨练才能有所成就。想想看,孔、孟、老、庄、墨这些思想的巨人,哪个不是被当政者所“不知”呢?如果他们官高爵显,都弄个司寇之类的职位一直做上去,中国的思想史恐怕就要暗淡很多。如果施耐庵、罗贯中不是生在那个“九儒十丐”的年代,如果吴敬梓、蒲松龄能科场得意,如果曹雪芹一直过着玉粒金莼噎满喉的贵族生活,文学史上大概也不会有六大名著。另一方面,孔子强调“人不知”时要“不愠”,也就是保持一种澹泊宁静的心态。做学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至远。如果在人生的不顺、社会的不公面前牢骚太盛,心理太不平衡,一“愠”而弃学从政从商,或者一“愠”而消极怠惰,失去奋斗的高标,还能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
只有那些心灵超脱尘俗,不为繁华所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才能在学问上达到高境界,同时也在心灵上达到高境界。程颢有诗述怀:“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种豪雄男儿,正是孔子第三境界之“君子”。
王国维的“三境界”,是只限于治学,最多是限于成就事业而言的,而孔子的“三境界”,已经超出了这一范畴,把治学和修身都包括在内,并以治学和修身的结合为最高境界的。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出狱后担任中书令,是皇帝的近臣。友人任安给他写信,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想到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感到很为难,没有回信。待任安触犯刑律下狱,被判处死刑,司马迁写了这封回信。直面自己的遭遇和经历,说明自己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是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是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司马迁没有选择去死,而是忍着众人的嘲笑和误解,接受屈辱的宫刑换取活命,赢得修史的时间,这才有流传至今的《史记》。
一个人的慷慨赴死,一时的意气可能更为干脆,但是司马迁对于自己的生、自己的死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不受宫刑之辱,按罪服法,自己像一个蝼蚁般自生自灭,名节得不到承认,仍不免受到众人的嘲笑。更重要的是,还有自己和父辈的心愿未了,史书还没有完稿。两代人的未竟事业,终究还是要留下遗憾。
是忍着屈辱生,还是义无反顾死,司马迁是经过一番挣扎的,他把一个人的受辱,分成依次递进的几等,而宫刑处在最下等。但是,强和弱是形势所决定,勇敢和怯懦也是势位所造成。历史上一些有着曲折遭遇的名人,更证明了这一点。选择生并不代表自己怯懦,选择死并不表明自己勇敢。
司马迁选择了“生”,身心忍受着极大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他的寂寞,不可与人诉说,特别是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更无废话的必要。他唯有用事实说话,终于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着屈辱生存的心愿已了,而他的友人任安也走到了生死边缘。所以才有这一封对友人推心置腹的书信,坦诚心扉的字里行间,彰显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
司马迁的信,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
他从历史上得出结论。古人干一番事业,都有一定的艰苦付出,这才有流传到今天的一段很著名的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们的人生和作为,没有一个在平安、顺畅环境中的水到渠成,都要在逆境中发愤,坎坷是磨练一个人意志的试剑石。
一个人的大智慧,是能屈能伸,不逞匹夫之勇。想走的更远,要先退一步,什么也不要说,用行动、用成绩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和无怨无悔。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舍生取义”的迂回策略,泰山的死,鸿毛的轻,只是在情势所迫中的一念之间。司马迁的坚韧是能够选择之后,坚持的义无反顾。
此信是司马迁的绝笔,以后的历史再也见不到他的文字。他的卒年成了一个谜,受任安案的连累,受此封直抒胸臆的绝笔信影响也未可知,毕竟他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和朝廷。
值得欣慰的是,写此信的时候,《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已经完稿。司马迁可以无撼赴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它有史书价值!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