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89年的~作为一个同龄人，我们有很多相似的烦恼。
以前看过一本书叫《乱乱脑》，是关于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总是乱乱的、健忘、分心、效率很低等等....里面有一段是讲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所有的坏事情都发生在了我们身上，其实主要原因是跟我们自己关注了什么事情有关，人们愿意接受心理已经认定的东西，心里觉得要发生好事情，就会格外关注到发生的好事情，相反 觉得要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些糟糕的事情就会被放大。
所以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积极生活每一天，好运自然会找上们来~
以下是《乱乱脑》中的第三章--信念 或许对你有用~
信念 信念（1）
如果我说那正是对你的描述，你相信吗？实际上这是一个名叫巴南·弗洛（BertramForer）的心理学家对星座运势的模仿之作。弗洛的观点是：我们往往过于牵强地解读笼统的、普遍性的描述，以为说的就是（独特的）自己——即使并非如此。更糟糕的是，如果这样平平无奇的模糊描述中包含了少许正面的个性特点，我们就更易于成为此类陷阱的牺牲品。电视布道者和深夜资讯广告就是如此这般擒获我们的——尽力给人以只针对单独一个听众而不是一整个群体的感觉，我们完全是心甘情愿被愚弄的物种啊。本章就将从本质上究其原因。
抱持清楚的信念并且能够对其进行谈论、评价和思考的能力，比如语言，是进化发展的近来产物。它普遍存在于人类中，但在绝大多数的其他物种中却极为罕见，或许根本就缺失了呢。然而这种新近出现的产物却难以完全排除缺陷。我们接受信念的能力并不是客观的机器，对事实真相加以认识并以一个“真”字来为其真实性编码。信念的能量，乃是充满了偶然，镌刻着进化的划痕，杂糅进情感、情绪、欲望、目标和简单的自我利益，并且基于记忆的特性，不可思议地脆弱。而且，进化似乎是走了捷径而不曾好好设计一样，任凭我们去随意轻信。归结来说，虽然能使我们产生信念的是，具有强大能量的系统，但这些信念仍可能被操纵，并饱受迷信和错误推论的影响。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信念以及我们通过神经中枢对其进行评估的方法会导致家庭冲突、宗教纷争甚至战争。
基本上，凭借信念从事过交易的人理当会牢牢把握住其信念的来源并有非常强烈的证据来支持其信念。我对于“高露洁”是一个好的牙膏品牌的信念，是否源于：（1）我根据《消费者报告》（ConsumerReports）开展并公布的“背对背”测试结果所做的分析；（2）我对高露洁广告的喜爱；（3）我对高露洁和其他名牌的对比结果？我应该可以告诉你的呀，但却不能。
由于信念主要是由进化为了其他目的而演变出来的、现成的“组件”构成，我们常常忘了我们的信念源自何处——如果我们曾经知道的话。更糟的是，我们通常对于自己受不相干的信息影响到何等地步竟然全无察觉。
比方说，学生就认为形象更好的教授教学水平更高。如果对特定某人的某一方面持肯定的看法，我们往往自动地对他的其他个性特点做出正向的概括。这就是心理学中的“晕轮效应”（haloeffect）。反之亦然，观察到负面的特征，你就会认为一个人的所有性格特点都是消极的，类似“音叉效应”（pitchforkeffect）。又比如，下面这项研究确实令人悲哀。有两张孩子的照片，一张更吸引人，另一张则相反，给被试者看其中一张。随后，告知被试者，这个孩子，姑且叫他朱利安吧，刚刚用雪球儿裹了一块石头去砸其他孩子，再问他们对这个孩子的行为怎样看。那些看到惹人生厌的照片的人把朱利安描述成一个该送进教养院的恶棍；而那些看到漂亮照片的人所做的判断要温和得多，譬如认为朱利安仅仅只是“倒霉”罢了。多个研究表明，外表迷人的人在求职面试、升职、入学面试等情况下能获得更多的机会。每一例都成为了审美如何在信念产生的过程中制造干扰的实例。
同样，我们更可能投票给（外形上）比别人“看起来更称职”的候选人。广告商非常清楚，要是看到魅力人士喝某种品牌的啤酒，消费者往往就更愿意购买它；我们也想要一双像迈克尔·乔丹这样成功的运动员穿着的sneakers运动鞋。虽然成群的青少年为了“像乔丹一样”而扎堆去买某一品牌的sneakers运动鞋可能不理性，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晕轮效应的作用下，耐克公司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以保证《迈克尔·乔丹之空中传奇》获得拥趸的行为却是全然合理的。
近期的一项研究尤其令人震惊，如果使用麦当劳的包装，3~5岁的小孩便对诸如胡萝卜、牛奶、苹果汁之类的食品给予更高的评价。人靠衣衫马靠鞍，胡萝卜靠聚苯乙烯来包装。我们生来就是易上当的傻瓜。
晕轮效应（及其完全的对立面）其实只是众多普遍现象中的一个特殊情况：几乎任何在我们心里浮起的念头，哪怕只是一两个零散的单词，都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看法。比方说，如果请你记住下面这串单词：家具、自信的、角落、冒险性的、椅子、桌子、独立的、电视。（准备好了吗？如果你真的打算试着记住它们，下面的内容将更有趣。）
现在，来看一段人物描述，关于一个叫唐纳德的男人：
唐纳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他喜欢称之为刺激的事。他爬过麦金利山（Mt.McKinley），乘皮划艇穿过科罗拉多河的急流，参加过终极破坏赛车比赛（DemolitionDerby），在对快艇并不熟悉的情况下驾驶过它。他无数次面临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而现在，他又在寻求新的刺激。他想，或许他可以来点儿高空飞降，或者驾帆船横跨大西洋。
信念 信念（2）
现在来考考你的理解力，请用一个词概括唐纳德。你脑袋里蹦出的词是……（参阅脚注）。如果你记的是略有不同的另一份单词清单：家具、自负的、角落、鲁莽的、椅子、桌子、冷淡的、电视，那么你最先想起来的单词很可能有所不同——不是“冒险性的”，而是“鲁莽的”。唐纳德倒完全可能既鲁莽又有冒险性，不过，每个单词的内涵大不相同，人们往往选择已经在心里记住的那个（在此例中，巧妙地插在单词记忆清单中）来描述。这就是说，你对唐纳德的印象受到了原本完全不相干的一丁点儿信息（记忆清单中的单词）的影响。
另一个被称为“对焦幻觉”（focusingillusion）的现象则展示了简单地将人的注意力引导到某一点信息或者其他信息上就能操纵人有多么容易。在一个简单但非常有效的试验中，要求大学生们回答两个问题：“大体上，你对生活感到有多幸福？”和“你上个月约会了几次？”一组学生听到了按照上面这个顺序而来的提问，而另一组则听到按相反顺序的提问，先问第二个问题。在先听到关于幸福的提问的那一组，人们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没什么关联；一些几乎没什么约会的人报告感到幸福，一些约会频频的人却感到忧伤，诸如此类。然而，调换问题的顺序，将人的注意力正好集中到罗曼史上，他们突然无法在其爱情生活之外独立地看待幸福了。约会不断的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很少约会的人自觉忧伤。顺序很重要。当把约会放在首位（而不是幸福放在首位）的情况下，人们的判断非常牢固地和他们约会的次数联系在了一起。这也许不出乎你的意料，但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念确实具有这样的可塑性。甚至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我们内心的自我意识都可能被正当其时的关注点所影响呢。
根本原因要归咎于每一个信念都得经过不稳定的背景关联性记忆的过滤。要么，我们直接回想起早期形成的某一信念；要么，我们根据正好想得起来的记忆来掂量信念。
但是，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信念受到变幻无常的记忆污染的程度。就以首先听到约会问题的学生为例。他们大概以为自己是在尽量客观地回答关于幸福的问题；只有异常自知的学生会意识到可能会因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而使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出现偏颇。这恰恰使心理污染非常隐蔽。我们的主观印象认为我们是客观的，而这几乎不符合客观现实。不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尽量做到客观，由于人的信念是由记忆形成的，所以信念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们难以察觉的种种琐碎细节影响。
以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在进化过程中，在我们关联性驱动的记忆之上又补充了可以系统地对记忆目录进行搜索的功能，人类大概远比现在好得多。民意调查的数据若是截取于人口中的代表性部分将最为准确，如此，人若是根据各种证据的平衡集来形成的信念，也将最为可靠。可是，唉，进化从来就没有显露出要像统计员那样建立一个无偏颇的样本的打算。
相反，我们通常是把最近的记忆或者最容易想起的记忆看得比其他任何资料都重要。想起我最近的一次经历。我驾车穿过乡村，不知道何时能到达下一个汽车旅馆。交通顺畅时，我就想，“哇，我正以80英里的时速跨州穿行，一小时之内可以到那儿。”由于道路施工而使得交通放缓时，我又想，“哦，不，要花两小时才能到地方。”但滑稽的是，我竟不会取这两个数的平均值，我不会说，“交通时好时坏，综合考虑最好和最坏的情况，路上肯定需要一个半小时。”
一些世上最稀松平常的人际摩擦直接来自于同样类型的失败，这让我们不禁反省，自身体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现实。我们和配偶或者室友为了轮到谁来洗碗而争执时，很可能（不知不觉中）更多地想起以前我们自己洗碗的时候（和我们的配偶或室友洗碗的时候相比）。毕竟，我们的记忆主要是在我们自身的经历上形成的。我们很少对这种不平衡进行弥补，所以我们开始相信，总的说来，自己做的事更多，最后还气呼呼地认为自己无可指摘。研究表明，实际上任何合作计划，从照顾家庭到与同事合写学术论文，每个个体自我感觉的贡献总量超过了已完成工作的总量。我们不记得其他人做了什么，偏偏记得自己做过什么——这导致每个人（甚至包括那些偷懒开小差的人！）都觉得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认识到自己在信息采样方面的局限性，能使我们尽可能变得更加宽宏大量。
心理污染（mentalcontamination）威力强大，即使是完全不相关的信息也能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在一个开创性的试验中，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克赫曼旋转一个幸运轮，轮上面标着数字1~100，然后问被试者与转轮数字结果毫无关系的问题：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大多数试验参与者都不知道确切答案，只能依靠估计——够公平吧。但他们估计的结果却明显地受到转轮上数字的影响。当转轮上是数字10，关于联合国问题的代表性答案是25%；而当转轮上数字变成65，代表性的问题答案是45%。
这种现在被称做“锚定与调整”（anchoringandadjustment）的现象再三发生。试试这个：在你手机号的最后三位数加上400。完成后回答下面的问题：欧洲在哪一年结束被匈奴蹂躏的历史？手机尾数加上400后结果小于600的人，猜测的平均数是公元629年，而手机尾数加上400后结果在1200~1399之间的人，所猜测的平均数是公元979年，比前者晚了350年。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个电话号码或是一个幸运轮的旋转会影响到我们关于历史或联合国成员国的信念？在锚定和调整的过程中，人们从某一随意的起点开始移动，直至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为止。如果幸运轮上跳出来的数字是10，人们就开始问自己，也许是无意识的，“在联合国这个问题上，10，是否是个可能对的答案？”如果不是，他们就继续找，直到找到一个看来像是真的值（比如说，25）。如果幸运轮上跳出来的数字是65，他们可能朝相反的方向想，“65这个答案可行吗？55呢？”麻烦的是，任意选择的起点能把我们引向勉强像是真的答案，低起点把人引到可能答案的最低值，高起点把人引到可能答案的最高值。哪一个策略都不会把人引向可能是最为合理的结果——介于最低和最高两个可能性答案的中间。如果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是25~45中间的某个数，为什么要说25或者45呢？也许猜35更好，但锚定的心理特点即意味着人们很少这样做。
信念 信念（3）
锚定在心理学文献中已经引起了极大关注，但次要的甚至不相关的信息会污染信念和判断，锚定绝不是唯一的例证。再看另一个例子，让人们用牙齿轻轻噙住一支钢笔，别让它碰到嘴唇。和被要求紧闭双唇噙住铅笔的人相比，前者更能从漫画中得到乐趣。为什么会这样？你自己照着镜子按下面的指示做做看：用牙齿噙住一支钢笔，“轻轻地，别让它碰到你的嘴唇”。现在，看看你嘴唇的形状。你会看到上扬的嘴角，正是微笑的样子。因此，通过依赖于关联背景的记忆的力量，上扬的嘴唇往往就会自动引发出快乐的想法。
类似的一连串试验要求人们用他们的非惯用手（对右撇子来说，就是左手）尽可能快地写下名人的名字并进行分类（喜欢的，不喜欢的，无所谓喜欢不喜欢的）。在这么做的同时，（1）将惯用手手掌朝下按在桌面上，或者（2）将惯用手手掌朝上推桌子的底部。手掌朝上的人列出了更多为他们所肯定的人的名字；而手掌朝下的人列出的为他们所否定的人的名字则更多。为什么呢？手掌朝上的人处于一种积极“靠近”的姿态，而手掌朝下的人却处于“避开”的姿态。数据显示，这样细微的差异经常影响了我们的记忆，并最终影响了我们的信念。
另一种污染源乃是某种心理捷径。人们倾向于认为熟悉的就是好的。例如，一个被称为“只不过是熟悉”效应的奇怪现象：如果你让人评价诸如中国书法之类的东西，相比较于此前未曾见过的，人们往往更偏爱曾经见过的。另一项研究以至少12门不同的语言推行，结果显示，人们对于能在自己名字中找到的字母有惊人的依恋，相比没包含这些字母的单词人们更偏爱包含这些字母的单词。我的一个同事甚至有些愤慨地提出，人们之所以喜爱名画，与其说是因为画美，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对这些画比较熟悉。
从我们祖先的角度来看，对熟悉事物的偏向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的曾曾曾曾曾祖母所熟悉的不会损害她，而她所不熟悉的却可能会害了她，两相比较，前者是一个更为安全的赌注。以通常的方式选择熟悉的事物，我们的祖先非常适应于对熟悉事物的偏爱：喜欢一般事物的生物比对新奇事物有极端偏好的生物拥有更多的后代。同样，我们在压力之下会增加对可口的食物的渴望，而这些食物多半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此外，也很容易设想出合适的解释。
在美学范畴内，偏爱自己已然熟悉的事物并无不妥——我是否喜欢这个中国汉字甚于另一个其实并没什么关系。同样，如果我对于20世纪70年代迪斯科音乐的喜爱仅仅出自于熟悉，而不是因为唐娜·桑玛精致的音乐技巧，诚然也是如此。
但我们对熟悉事物的依赖也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在我们认识不到其对我们的理性决策所能造成的影响程度的时候。事实上，其后果会产生全球性的重大影响。比如，即使没有充分根据的资料来证明现行政策有用，人们也倾向于选择已有的社会政策而不是还未推行的政策。人们常常运用简单的启发：“即已在位，必然有用，”而不是去分析代价和利益。
不久前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甚至在不知道正在实行什么政策的情况下也愿意这么做。以色列的一组研究人员决计利用多数人知之甚少的许多政策和地方性条例。事实上，被试者对这些政策和条例的了解少到试验者能轻易让他们相信试验者所说的一切。研究人员接着测试人们对被引导相信的“真相”的依赖程度。例如，要求被试者评价喂养流浪猫的政策可行还是不合法？试验者告诉一半的被试者，喂养流浪猫在当前是合法的，而告诉另一半被试者，喂养流浪猫不合法，随后问他们政策是否应当改变。多数人赞同现行政策，并生出更多的理由来支持现行政策而反对与其竞争的政策。研究人员发现，就捏造出的工艺教学规则的试验也是同样的结果。（学生们应该接受5个小时的指导还是7小时？现行的政策是X。）同一类“热衷于熟悉”的推理在此也适用，当然，在利害关系更大的真实世界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教区牧师在选举中几乎总是处于有利地位。众所周知，即使是新近亡故的教区牧师都击败了他仍然在世的对手呢。
我们经受越多的恐吓，就越趋向于固守熟悉。试想想我们伸手抓向可口食物的癖好吧。其他事也一样，人在受到威胁时往往比平素更加重视自己的群体、目标和价值观。例如，实验室研究显示，如果让人们仔细考虑自己的死亡（“尽可能详细地记下假如你身体死亡之后将会发生的事……”），人们往往会对和自己同信仰或同种族的人比平常更为友善，但更加否定圈外人。对死亡的恐惧也常常使得人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两极分化：爱国的美国人在确知自己必死无疑之后（相比对照组里的爱国者）对用美国国旗作为骨灰筛感到更恐惧；被要求认真思考自己的死亡的虔诚基督教徒更加不能容忍别人用十字架代替榔头。（某慈善团体记录：想到死亡时，我们会更加慷慨解囊。）另一项研究表明，危机发生时，所有人都倾向于对少数族群持否定态度；稀奇的是，这不单适用于多数人群体中的成员，甚至自己就是少数人群体一员的人也这样想。
人们甚至会喜欢，或者至少是接受可能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的统治体系。心理学家约翰·约斯特（JohnJost）就指出，“在封建制度、十字军讨伐运动、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制度和塔利班政权下生活的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体制有缺点但在精神上是可立足的，（甚至有时）比其他可预想的选择更好。”总之，心理污染会成为非常严重的事情。
信念 信念（4）
上述每一个涉及心理污染的例子——对焦幻觉、晕轮效应、锚定和调整以及熟悉效应（thefamiliarityeffect）——强调了一个将在本书中多次提及的重要特征：作为一个粗略的指引，我们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支流，一条是快速的、自动自发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另一条则是缓慢的、深思熟虑的、具有判断力的。
前者，我把它归为祖传系统（ancestralsystem），或反射系统（reflexivesystem），它似乎能在我们无意识中就迅速而自动地工作。后者，因为它的深思熟虑、认真考量和对事实的反复分析并努力藉此进行推理（有时顺利，有时不顺）——我称之为慎思系统（deliberativesystem）。
反射系统显然更为古老，事实上，它几乎在每一种多细胞生物上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我们的许多日常行为都是由它引起的，比如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上下下行走时自动调节我们的步伐，迅速认出我们的老朋友等等。慎思系统的出现要晚得多，它考量我们对于目标和选择的逻辑性，仅有少数几个物种，也许只有人类具备它。
我们最多可以说，两个系统依靠完全不同的神经基质。部分反射系统有赖于古已进化的大脑系统，像小脑和基底神经节（与运动控制有关）和类扁桃体（与情感有关）。同时，慎思系统，似乎主要集中在前脑，在前额皮层；这部分虽然其他哺乳动物也有，但要小得多得多。
我把后面这个系统描述为“慎思的”，而不是“合理的”，因为没什么能保证慎思系统就能以确确实实合理的方式来进行仔细的考虑。虽然基本上这个系统颇为精巧，不过其推理能力仍不够理想。在这方面，可以把慎思系统看做是类似于最高法院：其决议也许并不总能切合实际，但至少力图做到判断准确。
相反，反射系统则不应该不合理；它无疑比慎思系统缺乏想象力，但如果它完全不合理，也就很可能不会存在了。多数时候，它处理自己能做好的工作，即使（几乎可以说）其判断结果并非仔细思考的产物。同样，我也要告诫诸位，不要把反射系统和情感等同起来，
尽管这样看来似乎很吸引人。虽然可以证明许多情感（例如，恐惧）是反射性的，但像幸灾乐祸，即将快乐建立在对手的痛苦之上这一类的情感却不是。此外，大量的反射系统与情感之间就算有，也没多大关系；在楼梯上绊倒时会本能地抓住栏杆，反射系统显然是为救我们而“现身”的——不过它这么做时完全有可能不带任何情感。反射系统（事实上是一整套系统）所做的就是基于经验（带有情感，或者不然）的基础进行瞬间的判断，而不是基于情感本身。
纵然慎思系统更加精密，算得上进化的最新技术，但由于其决策几乎无一例外是建立在通过不够客观的祖传系统加工形成的二手信息的基础上，慎思系统从来没有真正获得恰当的支配。只要我们乐意，尽可以仔细推理，但是，用一句计算机行话来说，就是“垃圾进，垃圾出”。没法儿保证祖传系统传递的信息是公正无倚的。更糟糕的是，在我们感到压力重重、疲倦不堪或心烦意乱之时，慎思系统应该首要发挥作用，可它却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弃我们于不顾，任由我们被低水平的反射系统摆布。
我们的祖传系统中，潜意识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当我们有意识要控制局面时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例如，一项研究中让人在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判断。那些被（有意地）告知要压制住性别歧视思想（这些想法本身大概就是源自祖先遗传的反射系统的产物）的人，事实上却变得比对照组更具性别歧视思想。更恶劣的是，进化将推理能力放在关联性驱动的记忆层面之上，给我们留下客观的幻觉。进化为我们深思熟虑和推理提供了工具，却不能保证我们在使用这些工具时不受干扰。感觉人的信念似乎是建立在了客观而坚实的事实上，但我们的祖传系统却经常以我们不曾察觉的微妙方式来塑造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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