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底说了个什么故事？

网易社区 王小军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虽然已经不热了，但我仍很喜欢，并反复看了好几遍。

米兰·昆德拉是一位喜欢借小说阐释哲理的作家。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关于“轻与重”，关于“灵与肉”，关于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实在是尘世中让人颇感迷惑的命题，虽然人们早已习惯了对它们给予漠视。书中昆德拉用他哲人的深邃，小说家的细腻，把这些人生的坚果一个个敲开了让人看见。

在这个简单的爱情故事里，托马斯、萨宾娜、特丽莎、弗兰茨相遇在捷克那个被命名为“布拉格之春”的历史时段。他们的命运因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剪影，托马斯和特丽莎的生活被捷克历史上的这一段撕裂了，当他们最后在一个小农庄找到避难之所时，托马斯是一个卡车司机，特丽莎放牧农庄的奶牛，生活和布拉格已有了完全的不同。萨宾娜则背井离乡，永远地离开了故土，弗兰茨这个日内瓦大学的教授以他的方式爱着萨宾娜。萨宾娜祖国的悲剧增加了他的爱情美感，最后他追逐着这种美感，在一个远离欧洲的地方，借着一场突然的死亡得以解脱。这些小人物就这样一个个地被那个时代的洪流淹没了，似乎不余一丝痕迹。

但他们留下来的又并非全是虚无，虽然昆德拉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感慨，引用那句德国谚语：只存在一次的事就象压根未存在过。在书中昆德拉反复强调说，生活是一张永远无法完成的草图，是一次永远无法正式上演的彩排，人们在面对抉择时完全没有判断的依据。我们既不能把它们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那么面对生活，我们注定要陷入一种茫然吗？书中的人物是根据“美的法则编织生活“的。托马斯无疑是受到沉重感的诱惑，为他的选择一再付出代价，最后这个布拉格的知名外科医生，不得不在一个偏远的小镇落脚。萨宾娜一再地逃避媚俗的世态，为的只是那份“轻盈”，可这样一种“轻”注定是一生的漂泊不定，这无非是另一种痛苦。正如昆德拉说的是一种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提到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死时，评论说是一种真正形而上的死，无论是托马斯的沉重，还是萨宾娜的轻盈都可以说是基于某种形而上价值观的选择。当人们回首往事，重新回味人生十字路口的一次次选择，你曾经做出的决定是茫然随意的吗？那中间是不是也有一咱形而上的东西被你坚持着，难道这些说不清的执着，便是我们今天种种痛苦的根源吗？

难道生命中的执着注定要带来不幸吗？记得曾有人带着几分认真问我：你要是自杀的话，会选择什么方式。我开玩笑地说：我要爬上喜马拉雅山找个地方吊死，可那里没有地方可挂（地球上找不到比那更高的地方了吧），只好把自己挂在月亮上。然后便真的做了这个梦，当然没有死掉，因为即使在梦中，我仍能感觉到自己身躯的沉重，飞不起来的。萨宾娜选择了一种轻盈，使自己飞升到一了一个高得不能再高的地方，然而高处不胜寒，远离故国，孑然一身，她接近了自己的理想地，但你能说那是一种幸福吗？而托马斯的人生轨迹则是一个向下的过程，为着对特丽莎的一份莫明的爱，当被特丽莎侵略性的软弱诱惑着。象一个被山林女妖诱入沼泽的村民，渐渐沉没。最后当他在一场似真似幻的梦境中，彻底放弃了自己追逐性爱的癖好，抛弃了所谓他的爱情的必然的女子，决定追随特丽莎这个他自认为是只是出于偶然的爱人的时候，他终于能够全心全意地和特丽莎相爱了。就这样在那个远离布拉格的小农庄，一个卡车司机和珍上放牧的女子之间，有了一段幸福的爱情。这时托马斯的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从喜马拉雅山上跃起，不会飞升，而只可能下坠。当我们找不到理想的幸福时，在一个低一点的位置也许真有一份属于你的幸福。

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时间不会为我们的欢笑或泪水停留。在这样一个瞬时性组构的世界里，一切选择都失去了充足的理由，一切结果都变得十分的合理。幸福何堪？苦难何重？或许生活早已注定了无所谓幸与不幸。我们只是被各自的宿命局限着，茫然地生活，苦乐自知。就象每一个繁花似锦的地方，总会有一些伤感的蝴蝶从那里飞过。
参考资料：http://culture.163.com/editor/020716/020716_63628.html

中国读书界对昆德拉的了解得益于翻译界的工作。就我所知，国内对昆德拉的翻译，比较早的是韩少功，他与他姐姐合作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现中译名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于198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十五年来，昆德拉的作品，除了早年用捷克文写的诗歌和剧本，以及2003年三月才推出的法文版小说《无知》，几乎都被介绍到中国来了，有的还有几个译本。我不知道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引进昆德拉的十三部作品之前，哪些出版社购买过昆德拉的中文简体字版权，但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都没有以合法的手续购买版权。我特别赞同艾晓明在1996年香港《明报周刊》上讲的那段话：“为了避免作品‘橘逾淮而成枳’的宿命，我想，我们是否需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上，有没有可能按照《伯尔尼公约》和既有的著作权法，礼待昆（德拉）先生，然而再考虑，有没有可能原原本本地介绍他的文字？”这两种可能，上海译文出版社现在都给我们提供了。我想，有了这两种可能，我们便有了进一步理解昆德拉的可能性。

说起昆德拉，有人会说他在他的祖国捷克影响力不大，怎么在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反响，是不是有点反常？实际上，昆德拉早在移居法国之前，已经是捷克第四届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只是因为带头说了真话，才被开除出党。据蒋承俊介绍，在1977年，捷克有七十六名人民艺术家、三百六十名功勋艺术家、七千多名艺术工作者签名发表了捷克斯洛伐克文艺界《宣言书》，其中曾这样写道：“……我们极端鄙视这么一帮子人，他们狂妄自大，虚荣心重，优越感强，自私自利，无耻之尤，甚至为了几个臭钱，不惜出卖自己祖国的利益，参加了叛徒集团，脱离了人民，离开了人民的生活，背弃了人民真正的利益而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成了反人道主义的工具，堕落为那些颠覆和制造各国间不和的人的传声筒。”在这样的声讨中，昆德拉的作品在捷克当然不可能流传，不流传也就不可能有影响。我觉得这种情况一定会有改变，历史会说话的。

昆德拉在中国的影响确实不小，但在西方，昆德拉的影响更为持久而广泛。他在美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西班牙，还有在以色列，都获得过文学大奖。据我们了解，他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20种语言，几乎所有作品都有了译文，在世界广为流传。实际上，是翻译造就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昆德拉，是翻译赋予了昆德拉的作品以丰富的生命。

昆德拉的作品被广泛翻译，甚至不断重译，说明了他的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昆德拉作品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其独特的个性和多重的解读可能性。应该说，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是昆德拉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国内，有哲学家如复旦大学的俞吾金，从哲学角度对昆德拉的话语世界进行过阐释，认为其作品“铸造新的时代精神”；比较文学家乐黛云认为昆德拉“成功地完成了哲理与故事、梦与现实的结合，或者说创作了一支把哲学、叙事和梦合为一体的复杂交响乐”；文学评论家们则更推崇昆德拉掀起的小说“革命”，对其小说的“新”与“奇”，对其小说技巧的创新进行探讨。可以说，就阐释的多样性而言，近二十年来，从国外译介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几乎没有哪一个能与昆德拉相比。我想，随着这次昆德拉作品的系统、全面地推出，为我们全面评价和理解昆德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昆德拉的作品的生命力，还在于围绕昆德拉本人及其作品，有着种种的不解，甚至误解。实际上，不解甚至误解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所不可避免的。昆德拉深刻地认识到不解甚至误解的不可避免性，就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在第三部分就有一部小小的“不解之词汇集”。诸如忠实与背叛，灵与肉，存在的轻与重，对所有这些有关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在他看来就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认识和“误解”。而他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深刻的哲理开头，结束于悲怆的诗意氛围中，为我们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人类不可避免的误解所产生的深刻原因。既然不解和误解普遍存在，那么就作品而言，在翻译和接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误读。从作品的理解、翻译和接受的历程来看，误读是必然的。个人的误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集体性的强迫性误读。比如，以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标准，对昆德拉的作品进行唯一的评判。在我看来，好的翻译应该是为理解开拓空间。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以往的译本中常有删节和改动，这是为避免误读而实际上又造成误读的原因之一。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系列译介昆德拉，我想其中大部分的删节或改动是有可能还其真面目的。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我们全面理解昆德拉提供了新的可能。再说随着国际文学界对昆德拉的不断解读，也开拓了我们认识昆德拉的视角，为我们翻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昆德拉对翻译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也有比较明确的原则，我想我们翻译昆德拉，首先应该尊重他，至少对他的思想，对他的风格，对他在文学上的独特追求，应该尽可能在翻译中表现出来。我在重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有三条原则：一是尽可能全面地理解昆德拉；二是力求再现昆德拉作品的风格特征；三是尽可能避免误译，并不随意删改原文。但愿我们的努力能有益于国人从对昆德拉的不解甚至误解，进一步走近昆德拉，理解昆德拉。

读，这本书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