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湮没的辉煌
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当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那么辉煌耀眼的名字再度从尘封湮没中走出，重现昔日光彩的时候，带给人们的应该不仅是怀旧的快慰、知性的咀嚼，更能由此而引发出对历史的反思和清理，对文学本质的思考和探究，对世态人性的洞察和体验。
1、沈从文
一个早在30年代就已卓有成就的作家，却在不适合其生存的环境中，活埋式地沉默了四十多年，忽然于衰朽之年，再获关注，成为文坛的传奇人物。其遭遇和经历，正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屈辱与埋没。而沈从文作品的终归社会，一版再版，广受注目，终于证明了历史上曾被冷落的文学现象不一定永远地遭受冷落。
奇特的经历 创作的特点 沉默与归来
2、周作人
周作人的名字被淹埋得太久了，直至近些年，它曾有过的光彩才再度显露出来。有关的年谱、传记、论著接连出现，他的为数众多的小品散文不断被结集出版，他的作品丰富了人们的阅读趣味，他的文风成为追慕仿效的对象……但人们关注周作人，在更深的意义上，或许是因为可以从他复杂的经历和人格状态中，看到中国现代历史的纷纭变化和身处其中者所面临的多重选择。
双重面貌 文学实绩 淹埋与显露
3、张爱玲
张爱玲可说是个矛盾的结合体，她的一生充满奇异而不协调的内容，虽身出名门，但早年的生活环境却极端阴冷恶劣；两度婚嫁，或汪伪要员，或左翼作家，感情难得超脱；远渡重洋，将近三十年与世绝少交涉，寂然而终。她的作品也一如其人，交织着新与旧、雅与俗……。更为重要的，张爱玲遭逢的是一个乱世，而她是“废墟上的罂粟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在文坛销声匿迹三十年后，张爱玲奇迹般地被唤醒，人人争读，“张爱玲热”从港台席卷大陆。探寻“张爱玲热”的实质，除了她的作品迎合了世纪末渐盛的怀旧热之外，或者是她的作品所具有的"现代性"而引发起人们对文学的本质的深层思考。
新旧交织 雅俗边缘 消失与再热
二、认识的重建
时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在这些年来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思想文化的变迁使得一向敏感的文学也紧随潮流而动，无论在观念形态、本质认识等方面都在进行深度的探索。由此，一些混淆的概念得到了澄清，一些僵硬的教条被丢弃，一些全新的认识正在重建……透过这些文坛景观，当能感悟到历史的脚步。
1、鲁迅
鲁迅，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他是一位丰富复杂、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文化巨人，他的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鲁迅研究，以它自身的辉煌的历史和丰厚的内涵，在纷纭复杂的现代思想文化界始终是热点所在；但真正要理解和消化他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宝藏，还需要时间，还需要真正的科学的学术品格的建立。
批评的反思 探索的深入 价值的挖掘
2、钱钟书
要说二十年来的文化热点人物，几乎无人能与钱钟书相媲。身当作家学者两职，巍峨高耸，占尽风光。《管锥编》的淹博宏通、圆融灵妙，使人生仰止之叹；《围城》的知性洞悉、尖刻机趣，籍着各种媒介的攻势，充斥耳目，几成巷议。而处在旋涡中心的钱钟书，却始终宁和超然，让人更遐想其智慧风度。对于这位堪称中国二十世纪最富才智的学术大师的才性作品作真实科学的品评，当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化景观的全面认识。
智者本相 “围城”真谛 “围城”启示
三、涌动的热点
纵观80年代后的中国文坛，可谓流派纷呈，热点频涌。一面感受着时代的急剧变化，一面观望着世界潮流的倐忽变迁。关于文学的观念，如重波叠浪，扑面而来：古典与现代，经典与通俗，精英与痞子，中世纪与后现代，女性文学、民间视角、新状态文学、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创作……令人目不暇接。值得探寻的是涌动的热点背后所昭示的深意。
1、金庸与武侠小说
金庸大约是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从80年代起金庸武侠便席卷内地，发烧热潮，至今未见消歇。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金庸将从公案侠义小说和30年代通俗武侠小说发展起来的新武侠小说的优长充分发挥，并形成了金庸武侠的独特世界。"金庸热"的升温，对我们在通俗文学的价值评估、文学作品的娱乐性等问题的探讨上，无疑提供了新的视野。
金庸热 艺术特征 文化底蕴
2、王朔与新市民文化
王朔从1985、1986年开始在文坛引人瞩目，1988年有几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而走红，从此愈发不可收拾，小说与影视俱热，热遍全国。王朔现象构成了90年代一个复杂的人文景观，批评界对此众说纷纭，一时间，王朔成为关注、讨论的话题和热点。王朔的成功，不是以小说的艺术性获得的，而是他笔下的人物的生存境遇、生活态度和精神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转型期人们的特殊状态，导引了大众文化的潮流，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视角和文化意识。
3.五四文学的再评价问题
五四是现代文学的起点。1999年时逢五四运动80周年，现代文学界形成了纪念五四的热潮。《文学评论》等刊物纷纷开辟专栏，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其中，杨义的《"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人文建设》，把实证与思辨、历史感与当代性融为一体，文中指出："'五四'本身蕴含着一部世纪文化启示录"，它"所启动的时代主题，它的思维指向，均牵涉着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态。因此，重论'五四'话题，乃是对中国命运和中国人文形态的再思考，是一种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的世纪对话。"这篇论文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与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总进程中，在深度上对五四进行还原研究，在广度上对五四进行参照研究，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姿态、精神方式和思辨逻辑，探讨了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同其倡导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现代学术与文化精神建设的错综影响，对现代中国人文精神和人文学术体系的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但另一方面，随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升温，也出现了一种否定五四新文化的倾向。现代文学学术界对此做出了一些回应。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于1999年3月20日在京联合举办了"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座谈会。会上的发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五四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与会者对近几年来出现的有意识地否定五四、谩骂五四的不正常现象表示了忧虑和驳难。王培元说，否定论者其实对鲁迅与五四都很隔膜，阿Q时代远未结束，五四精神绝未过时。王中忱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建设还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过程，五四文化先驱所面临的困境今天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得到。第二，对五四的反思应该多元化。陈平原主张应该回到五四本身做些清理工作，"直接触摸历史"。钱理群认为，作为学者，"复杂地说话"是必要的。吴福辉认为，现代文学界对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夹击缺乏必要的回应，我们一要有"说真话"的勇气，二要坐得住冷板凳，增强回应挑战的底气。一些学者提出要对以往有关五四的单一化、片面化的理解与阐释进行重审、反思，应该把五四还原为相对复杂的历史，变革研究的观念，丰富研究的视角，加强系统性研究，但反思要防止走向不客观，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能用"历史的叙述"代替"历史的真实"本身。第三，与会者还就研究五四的新方法新思路做了交流与探讨，诸如：先驱者从个性自由的追求向体制性追求的转换；胡适与鲁迅的分合与异同，代表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与整合；思想启蒙与教育制度的关系；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思想群体"的研究；等等。
4.鲁迅问题。
经典总是在不断的质疑与重新阐释中为人们所认识。世纪之交，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的经典作家，遭遇到一阵质疑性、甚至贬损性的声浪，在文学界与学术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秦弓《学术批评要有历史主义态度》、红孩《为炮制悼词者出示红牌》、吴中杰《评一种批评逻辑》等文，对贬损者的非历史主义态度提出批评。新华社发了题为《贬损鲁迅引起作家朱振国质疑》的消息，《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报刊纷纷予以报道。网上更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鲁迅评价问题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文化热点。中国鲁迅研究会与《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分别在京、沪召开鲁迅研究热点问题讨论会，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贬损鲁迅现象做出了比较全面的、理性的分析。与会者认为，对于一些对鲁迅的质疑性、贬损性的言论，要汲取历史教训，避免不分青红皂白，回之以急风暴雨的简单化方式，更要杜绝以前发生过的以行政处罚代替学术讨论的生硬化弊端，而是应该以平常心与宽容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审美鉴赏中的不同感悟，不必强求一律；因时代的变迁与所见资料有限而产生的误解，应该予以澄清；敢于表达区别于既定结论的真诚见解，其勇气值得肯定；对确有根据与独立思考的观点，应该欢迎；但对于那种出于非学术动机、背离事实和学理、一心颠覆鲁迅的贬损性言论，则必须从观点、方法、学风上予以严肃的批评，以澄清其影响。一年间，有数十篇剖析贬鲁现象的文章与访谈录见之于全国各地报刊，实事求是地对贬鲁冲击波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性批评。文学界、学术界及领导部门对待这次风波的理性态度，表明了文化环境的宽松与学术主流的成熟。高旭东编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葛涛、谷红梅编的《聚焦"鲁迅事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葛涛编的《网络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大致反映了这场论争的情形。
贬低鲁迅，表面上是对一个作家的评价问题，实际上则意味着对20世纪中国经典文化的否定，意味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割裂。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建立起宏大的格局与坚实的基础之后，不断吸取异域文化，到19世纪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优秀遗产，但也淤积了相当多的糟粕，成为束缚国人的枷锁。五四一代敞开胸襟引进西方文化，高屋建瓴地整理、批判与澄清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正是沿着五四开辟的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形成了继承民族传统、融会异域文化、可以同世界平等对话的20世纪中国文化。鲁迅正是这一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在他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历史的深邃洞察，也可以看到对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可以看到对传统文化最深刻的剖析，也可以看到对西方文化最机智的借鉴，可以看到对人民的深沉关爱，也可以看到对国民性的犀利解剖。鲁迅对西方文化负面性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全面认识西方世界仍是清醒的提示；鲁迅关于"立人"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是深刻的启迪；鲁迅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资源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鲁迅的文学杰作即使放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也毫不逊色。鲁迅是可以和孔子、老子、庄子、司马迁、朱熹、李贽、黄宗羲等一并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伟人，鲁迅世界有着无比广阔的阐释空间。
新世纪关于底层叙事的大讨论（本人毕业论文里的片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人们生活由温饱逐渐达到小康。、并向着富足迈进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却越来越严峻。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日益严重，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日趋严峻的底层生活环境触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他们纷纷拿起笔来给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底层生活图景。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评出的中篇小说三部获奖作品刘庆邦《神木》、曾哲《一年级二年级》、衣向东《初三初四看月亮》以及获提名奖的六部作品，都是表现底层平民百姓现实生活的焦灼和又苦又乐的生存境遇。这一切，反映了底层文学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有声有色地走出地平线了。
但是“底层”真正走入文论领域发轫于2004年。《天涯》杂志于2004年第2期开辟了“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后来又在2004年第6期、2006年第2期间断的做了两次集中的讨论。除这三次专栏讨论外，《天涯》也曾在2004-2007年间的数期上刊载了一些零散的关于“底层叙事”的文章。
同年，曹征路反映当下工人阶级命运的中篇小说《那儿》在《当代》2004年第5期的发表，引起文坛热潮，在学术界和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新锐学术网站“左岸”率先组织专题讨论，随后“左岸”与“乌有之乡”书店联合召开了关于《那儿》的座谈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推出评论《那儿》的“专题”，发表韩毓海、陈晓明、张颐武、旷新年等人的争鸣文章再次引起了文学界对底层的关注。
借着《那儿》的东风，学术界掀起了讨论层叙事”的热潮。《文艺争鸣》于2005年度开设了对“在生存中写作”的评论专栏，《福建论坛》、《东南学术》2006年度开设了关于“底层叙述”专栏，《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度也设置了“底层生存与纯文学讨论”专栏等。而南帆等人的谈话录《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在《上海文学》2005年11期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小规模的论争，有学者把这次论争视为2005年人文学术的一个热点。2005年12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编辑部举办了“‘底层写作’与20世纪中国经验中的左翼传统”座谈会。发表于其他刊物和报纸上的相关文章也是数不胜数。也无怪有学者说：“2005年以来， ‘底层’问题成为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翻开文学期刊，到处可以看到‘底层’的影子。”当讨论进行到2007年，文坛上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关于底层文学的创作是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精品，如曹征路的《问苍茫》、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等，但是关于底层叙述的批评却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出现，期刊上再也未出现像之前《天涯》、《东南学术》等刊物开设的关于底层叙述的专栏。散见于各种期刊报纸的相关文章，也不再集中讨论某一个问题，要么集中于对具体作品的论述，在论述中顺带提及一些理论问题，要么依然是针对概念及代言问题的论文。而针对底层叙事本身的批评，“就总体来说，“底层文学”的讨论还没有摆脱赞同或反对的态度之争，在理论上并没有更多新的建树” [15]。这就是说，这场讨论已渐渐走入尾声。
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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