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意义

从表层作描述，「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士」阶层中选拔人才，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为甚么「士」成为治国人才的主要来源呢？这是根据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一个基本假定：「士」是精神修养和经典教育的产品，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识技能。这一假定是否可信是另一问题，这里毋须深究；但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柢固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每一王朝为了「长治久安」之计几乎无不把「开科取士」当作第一等大事，首先加以重视，甚至所谓「征服王朝」（如辽、金、元）也不得不在一定限制下加以仿效，虽然其重要性不能与汉族王朝的科举相提并论。

如果想了解科举为甚么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便已在中国萌芽，而且先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我们不能不从「士」的起源和流变说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从春秋时期起，「封建」制逐渐解体。一方面，上层贵族有下降为「士」的；另一方面，下层的「庶民」也有上升为「士」的，于是「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与此同时，「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事务的专家」（"specialists in cultural matters"）。这一社会变动至战国时期完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中国史的舞台，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两家在思想上虽有分歧，但却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为「士」阶层的最重要的任务。孔子「士志于道」的名言已对于「士」的社会功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他们必须担当起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重任。子夏「学而优则仕」一语在今天已成人人指责的话柄，但在当时则显然是在发挥孔子「士志于道」的涵义，与曾参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精神上是互相补充的。墨子处身于战国初期，「士」在政治上已远比春秋时代为活跃，所以他更进一步要求各国国君「尚贤」和「亲士」。在积极方面，他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因为他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君主必须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在消极方面，他更发出警告：「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儒、墨的倡导终于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从纪元前五、四世纪之交起已有魏文侯受「经艺」于子夏和鲁缪公敬礼子思的记载。四世纪中叶齐宣王重建稷下学宫，网罗「学士且数百千人」，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个「礼贤」机构。自此以后各国为了变法图强，无不以「招贤纳士」为当务之急，而政治舞台也完全操纵在「士」的手中。但当时的「士」都是所谓「游士」，不受「国」界的限制；他们人数十分庞大，复经常流动于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国际」性的势力。正因如此，当时衡量一「国」或一个政治集团（如齐、赵、楚、魏「四公子」及吕不韦等）的实力，「士」的高下与多寡竟成为一项最重要的指标。「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这句政治格言广泛地流传于战国晚期，决不是偶然的。

以上的概括足以说明：「士」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阶层，在战国中晚期已正式形成。这一新兴阶层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色：第一、「士」从古代贵族的最低一级转变为新社会结构中的「四民之首」。《春秋谷梁传》中有一句话最能说明这一转变：

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成公元年条）

「上古」不过是「托古改制」的说法，事实上这句话确切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实况。士、商、农、工是专业分类，士和商则无疑是当时最活跃的两大阶层。「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便从此凝固了下来（至于后世四民的次序为士、农、工、商，则是因「重农轻商」而修改的）。第二、由于受过精神训练和经典教育，「士」的专业主要在担任政府中各方面和各层级的领导工作；这一点至战国末期也已取得社会的共识。因此「士」与「仕」在当时的语言中是不可分的一体两面。孟子早就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这明明是承认「士」以「仕」为专业，同时也肯定了四民的社会分工。后来荀子更铸造了「仕士」这个名词，特指出任官吏的「士」，以与「处士」的概念作对比。

「士」阶层的形成及其巨大的社会动力正是汉王朝不得不将政权向「士」开放的根本原因。我们都知道，汉高祖刘邦出身「无赖」而得天下，最初完全不把「士」看在眼里；他公开说道：「乃翁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但他做了十一年皇帝之后，忽一改故态，竟然想仿效周文王、齐桓公，下诏「招贤」了。这就表示：他已领悟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诏书坦白承认：为了「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他愿意「尊显」所有「肯从我游」的「贤士、大夫」。但是为甚么要迟至七十年后汉武帝才正式建立制度，开辟「士」的入「仕」途径呢？这也是「士」阶层的势力一步步逼出来的。汉高祖为了巩固刘家的天下，建立了许多独立的世袭王国和侯国，由刘氏子弟分别统治。春秋战国的政治格局几乎又重现于统一帝国之内。《汉书．邹阳传》记述得很明白：

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可知政治中心的多元化也造成了「游士」风气的的复活。战国末期「士」的队伍已极为壮观，但一般而言，他们是「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李斯语，见《史记》本传），不得不奔走各「国」之间以求「仕进」，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谋生专业。汉初「士」的处境仍然如此，所以在汉武帝推行「削藩」政策（公元前 128年）之前，他们又以「游士」的身份活跃在各独立王国的小朝廷之中，在大一统的局面下为分裂的势力推波助澜。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是和「游士」的政治活动分不开的。这一情势甚至一直延续至武帝初年未变。《盐铁论．晁错》篇记：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谋叛逆，诛及宗族。

抓住了这一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便真正懂得为甚么汉武帝紧接着「削藩」之后，一方面在中央设立太学，一方面又令州郡察举孝廉、秀才了。在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的影响之下，他深知只有广开入仕的途径才能将「游士」尽量引进大一统帝国的体制之内，变离心力为向心力。

总之，「四民之首」的「士」阶层的出现及其在政治上所表现的力量是汉代统一帝国不得不「开科取士」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的发端如此，它在后世统一王朝下持续发展也是如此。汉武帝以后，「士」已脱离了「游士」的阶段，一方面，与宗族、亲戚、乡党等人群建立了愈来愈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开始「恒产化」，在乡土定居。这样一来，「士」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为凭借，在所居郡县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由于「士」的影响力从文化与政治领域逐渐推展至社会、经济各方面，而且盘根错节，牢不可拔，他们作为「四民之首」的领导地位也愈往后而愈为巩固。汉以后的统一王朝为了「创业垂统」打算，首先便不能不考虑怎样与「士」阶层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隋、唐以下所重新建构的科举制度必须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南朝后期以来，「士」阶层中所谓「寒人」开始抬头，他们要突破门阀的政治垄断，争取入「仕」的机会。这是新科举取代九品中正制的历史背景。唐代是门阀贵族逐步衰落的时期，中、下层的「士」通过科举在政治上则逐步上升。所以「进士科」的重要性也愈往后愈显著。但门阀的彻底衰亡发生在五代北宋之际，因此从宋代开始，所谓「四民社会」才普遍成立。「士」仍然是「四民之首」，但与其它三「民」——农、工、商——之间的社会流动则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方面，「士」已不能世代保持其地位，随时可以降为农、工、商。所以宋代士大夫如陆游、袁采等都关心后世子孙不能为「士」时应如何择业的问题。另一方面，农、工、商也不是固定的世袭职业，同样有上升为「士」的机会，所以熙宁二年（1069）苏辙〈上皇帝书〉说：

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这一句话便足够证明「士」的社会基础已比唐代远为扩大了。苏辙〈书〉中的「士」即指科举的参与者而言；这是中国社会史的新动向，下面将略作补充，此处不详论了。总之，唐、宋以后科举制度已成为传统帝国系统的一大支柱，无论是对「士」怀着很深敌意的朱元璋或异族入主的满清王朝，都不能不借重科举的统合功能了。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将其放在封建政治体制内,与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联系在一起,成为批评的对象,而忽视了对科举考试制度本身的研究.从形式到内容对科举考试制度做进一步考察,重新评价这一传统文化中的特有现象,对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有一定意义.
文化是人的需求，也可以说掌握文化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围绕文化而形成的种种行业，如教育、出版、影视、科研、体育、文艺等等，这些并不是社会的副业，而是和生产物质的工农业一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而“科举制度”将文化与权力“联姻”，表面上看是对文化的重视，而实质上使文化成了依附“权力”的“奴婢”，使文化教育事业失去了自我繁衍的能力。久而久之，这些行业被认为是生产业的附属，好象成了社会的寄生物，同时文化人获得的物质利益也被看成是“恩赐”。如所谓的“毛”、“皮”论。
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于先进国家，主要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结果，而这原因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科举”对文化的危害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读书做官”，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知识分子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最终是降低了全民族的素质。 （引用）

利：
1.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
2.破除了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情形。
3.保证了专制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士人从政，为行政效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4.也促成了普遍持久的读书风尚，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
5.以严格考试作为选官方式，从最求公正公平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弊：
但是它的科目及内容，大都不出乎儒学经义的范围，特别是明清八股取士，被选拔的多是缺乏进取精神和创造意识的人。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选官方式，其实是一种将“天下英雄”诱入最高权力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中的制度。

科举制的诞生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隋文帝当皇帝后，发现“九品中正制”都被玩坏了。几百年来，朝廷官员基本是根据门第、关系来推荐的，鱼龙混杂。
于是，他对大臣们说：“你们推荐的人到底有没有本事，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那就通过考试来筛选吧。”
这就是科举制的雏形。
此时的科举是先进行推荐，然后通过考试来过滤，基本还是在小圈子里玩。
南北朝时，士族族谱是选任官员的重要依据。唐朝初年，旧士族虽已没落，但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数家所谓“山东士族”，仍凭借起祖先的影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家族编写族谱，标榜为华夏“高门”，自诩“家风”优良，相互间通婚。唐初那些以军功起家的大臣，也把能与他们通婚视作荣耀。
直到宋朝，因为书籍的大规模传播，寒门通过读书科举来提升阶层，才真正得到实现。此后千年，再也没有门阀士族产生，也没有数百年的分裂。
……
两汉实行州郡推荐，朝廷考试任用的察举制；经魏晋九品中正制，至隋唐演变为自由投考，差额录用的科举制，科举制更有利于提升社会文化水平。
（2019·黄石）与提示信息“十年寒窗，连中三元，金榜题名”相关的制度是科举制。
（2017·黄石）2017年是我国恢复高考40周年，高考制度有利于国家人才的选拔。历史学者威尔·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里评价我国古代某制度曾写道：“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混战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能登人仕途的现象”。他称赞的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
（2012·鄂州）在我国，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有“国考”之称。这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我国古代称为科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