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瓦解的原因

唐代政府的屯田、营田和牧地所占用的土地面积大、土壤肥沃且水利条件好;而地主阶级的土地也不可能用来均田，即便是官田荒地还可以被用来赏赐权贵功臣，因此实际上，唐代用来均田的土地是极其有限的。

能够用来授给的只有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十分有限，加上实际上口分田能还官的很少，用来均田的数量实在不足。加上人口增值，税收负担较重，农民遇到自然灾害就变卖田地，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必然要发生。

但是，唐代确实实行过均田制：京畿人户过多，唐太宗考虑将其“移之于宽乡”;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两次颁布均田令、天宝十一载下诏严禁兼并，都体现了封建国家希望维持均田制的愿望。

唐代均田制衰亡的原因应该归结为土地无限制自由买卖导致官僚地主、权贵豪强不断兼并土地，荒地数量有限导致均田不足，使均田制无法继续实行，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衰退、服役加重、农民到处流亡给均田制造成了进一步的破坏，最终均田制废止。

扩展资料：

正是因为均田法令的存在，使兼并土地的行为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抑制了豪强兼并土地。但是，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所要求缴纳的租调、所要求服的力役被固定下来，加重了农民的生活负担。对农民来说，实际收益的较规定的要少，分得的实际土地数量与规定的有偏差：土地的质量即肥力、地理位置等等也有所不同。

唐朝均田制在北魏均田制的基础上，在扩大耕地面积、将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恢复农业生产方面起积极推动作用，使得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经济空前繁荣，长期、普遍实行均田制还为隋唐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籍的农户不断增加，使得国家能够掌握更多的劳动力，财政税收得到充分的保证：唐代均田制虽然不能够完全限制权贵豪强对土地的兼并，但多少起了一点抑制作用。

原因：第一, 封建经济的发展, 土地兼并日趋严重
第二, 官僚队伍的恶性膨胀, 人口的自然增加
第三, 寺院经济的发达
第四, 封建政府赋税的日趋苛重, 造成农民的大量逃亡和户籍的混乱。

以下内容若你想详细了解请看：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土地为国有制，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地主阶级的土地并不属于均田范围。唐朝均田制在唐朝中期遭到破坏而废止, 究其原因, 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封建经济的发展, 土地兼并日趋严重
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到唐代中叶，遭到彻底破坏。唐均田制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大土地私有制的迅速膨胀，打破了均田制的原有格局。
唐中期实行的均田制，与前期相比，虽然是最为完备的，但是它却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甚至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买卖，这就给土地兼并的发展，大土地私有制的发达，开了方便的途径。同时各级贵族、官僚、地主受得大量永业田，使他们拥有的私有土地数量远远超过一般农民，这也助长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样，均田制的实行，不仅不能根本抑制土地兼并，而且在客观上扶植了封建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随着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兴旺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日益打破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促使土地日益私有化和商品化，导致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迅速加剧，对均田制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第二, 官僚队伍的恶性膨胀, 人口的自然增加
官员都有权取得相应的永业田, 再加上官僚豪强以借垦、置牧等名义非法占有公田, 以及皇帝对贵族官僚无限制的赐田, 给均田制的施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其中, 赐田的危害尤甚。
第三, 寺院经济的发达
另外，由于寺院经济的发达，僧侣地主也是兼并土地，破坏均田制的一支重要力量。寺院占田逾限，显然也破坏了均田制。在贵族、官僚、地主、富商以及寺院僧侣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农民则成为土地兼并的主要对象，他们日益陷入失去土地、贫困和破产的境地。因此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从根本上打破了均田制原有的格局。其次，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的迅速增殖，使封建国家掌握的公田越来越少，日益枯竭，从而失去了均田制继续推行的物质条件。唐朝建国初期，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 627—640 年）全国户数不满300 万户，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全国户数增至 819 余万户。农户增加近两倍，而耕地不可能倍增，加之均田制规定永业田归私人所有，不再交还国家所有，以及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使大量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这样，国家掌握的土地愈来愈少，而人口益众，土地不敷分配的问题日益严重，使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丧失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第四, 封建政府赋税的日趋苛重, 造成农民的大量逃亡和户籍的混乱。
封建政府的赋役日趋苛重，也促使了均田制的破坏。由于剥削的残酷，已导致不少地区农民举行起义。到开元、天宝之际，社会经济发展到顶峰，非常繁荣，而剥削尤为苛重，由于赋役的繁重，农民无力负担便纷纷逃亡。户籍失实，伪诈甚多，使均田制失去了贯彻执行的依据。为了维护均田制，增加封建国家的财赋收入，扩大徭役的征发，唐统治者为了增加财赋收入，还采用“摊逃”的办法，即将逃亡农民所担负的租调由那些未逃亡的农民来分摊征课，其结果引起更多农民逃亡，造成辗转增多的恶性循环。失掉土地的大量农民，或者沦为大地主的隐匿佃户，或者流散逃亡，或者武装起义，以致天下课户愈益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日蹙。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之后，一切典章制度均无法贯彻实施，均田制亦名存实亡。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与之相适应的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为了解决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 780 年），改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从而宣告了均田制的最终瓦解。至此，自北魏孝文帝创建均田制以来，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至隋、唐，共约三个世纪之久的均田制，便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均田制完全废止了，而封建大土地私有制与地主庄园经济便日益发展起来。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唐太宗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不夺农时，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他反复强调“存百姓”的思想。

均田制中，田地授给男丁，并且分成两种制度：一种为公田，称为口分田；另一种则为私田，谓之永业田。而且均田制是土地公有和私有的折中制度，其目的在于制止土地兼并及增加税收，并鼓励民众垦荒，由政府授田，等于是为民置产，使人民从事生产的意愿提高，经济逐步发展，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