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问答网 > 请问李世民是唯一查看过起居注的帝王吗？他为什么又允许史官将他查看起居注这件事详细废史册的呢？

请问李世民是唯一查看过起居注的帝王吗？他为什么又允许史官将他查看起居注这件事详细废史册的呢？

2025-03-20 23: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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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第一,李世民当然不是唯一查看过起居注的帝王!! 在他之前、之后看过的人有很多, 先说几个有名的帝王! 汉武帝就看过,还削过史书!! ((“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 )) 光武帝刘秀是没看, 只不过他的本纪是他的儿子汉明帝刘庄亲自关怀下所写的!! 刘庄也没看,只不过他的起居注是由他的皇后所写的!!
　　前秦苻坚不但看过,还真的改过史书!
　　宋朝从宋太宗起写好的起居注都要经过皇帝过目的!! 朱棣改过((太祖实录))! 清朝的文字狱就更不用说了!!
　　第二,李世民只是看过,并没有改史!!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回答2：

起居注是古代史官“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的史书(相当于他们的“每日汇要”)。古人做史官，往往是要有几根硬骨头的。“秉笔直书”是史家们崇尚的美德。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歌颂的就是古代的几个“良史”代表。

在没有新闻媒体的古代，写史是一种重要的舆论监督方式，而起居注尤其是这样。唐朝以前，按照不成文的规定，起居注是不允许皇帝看的。多数皇帝都遵守着这个规矩，但也有例外。

《旧唐书·褚遂良传》和《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六卷)载：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唐太宗李世民的起居注。有一次，李世民想取过来看一看，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拒绝了。李世民问他：“我干了坏事，你也一定要记下吗？”褚遂良说：“这是我的职责，当然一定要记。”黄门侍郎刘洎接过话题说：“皇帝有过失，就像日食和月食一样，人们都能看见。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人也记着呢！”

褚遂良是好样的，拒绝了李世民的“非分要求 ”。然而，李世民想看起居注的念头并未就此打消。第二年(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找到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提出看国史的要求。房玄龄本来也想拒绝，谏议大夫朱子奢劝他说没必要看，但李世民坚持要看，房玄龄便让步了。总算李世民是个有素质的帝王，当他看到“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
史官对当年玄武门事变的内容含糊其辞，还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让他们如实补记当时的情景(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七卷)。

李世民之前有没有哪个皇帝看过起居注，笔者没有查到相关史料。《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六卷还提到，近二百年之后，李世民的后人唐文宗也想看起居注，但被起居舍人魏謩拒绝了。唐文宗说：“过去我曾经看过呢。”魏謩说：“那是以前的史官失职。如果陛下亲自观看，史官记载时便有所避讳，将来又怎么让后人相信呢？” 唐文宗这才作罢。

从理论上来说，起居注这种“儆戒人君”的“舆论监督”功能是可以发挥良好作用的，但从李世民破例和唐文宗曾经观史这两件事来看，它的“舆论监督”功能又令人存疑：如果皇帝硬要干扰史官的工作的话，这起居注还真能写得那么理想吗？如果史官不自觉遵守“职业道德”的话，这项制度还能如实执行吗？答案已经摆在历史上了：到了北宋，宋太宗就改了皇帝不看起居注的规定，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命令参知政事李昉记下的时政记必须先送皇帝审阅，然后再送史馆，起居注院所编的起居注也参照执行。

可见，起居注这种监督方式，是很不可靠的。其一，它完全靠双方的自觉来维系这种监督作用。古人的迷信思想严重，是有神论者，所以，帝王权力虽大，但害怕上天的惩罚，行事不敢太过分，既然祖上有规矩不能看起居注，那就不看吧。但万一某个皇帝不信这个了，起了想看的念头怎么办？碰上褚遂良、魏謩做史官，可能还会僵持一阵，碰上房玄龄，不就很快破例、违规了？可见，这种仅靠双方自觉，没有强制措施(特别是问责机制)的监督，是非常脆弱的，不能让人放心。

其二，监督与被监督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不成比例。一边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手上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边是手无寸铁(只有一支根本不能自卫的秃笔)的史官，双方万一发生了点什么，这样的力量对比，能产生什么结果？总不能要求各个史官都像齐太史那样付出生命的代价吧？正因为如此，宋太宗才可以一句话就把这个规矩改了。

其三，双方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所谓“独立写史”，难以真正实现。对一般的史官来说，他们端的是皇家的饭碗，心里没点顾忌是不可能的，所以，即使唐太宗不看，玄武门事变的记载也是闪烁其词。倒是刘洎说的“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记着”更有些道理：皇权虽大，也有鞭长莫及的地方，天下的舆论工具，未必全被皇帝控制着，对那些管不到的人，他就没辙了。宋太宗亲自审定时政记、起居注，于是，关于宋太宗谋害其兄宋太祖的说法，在北宋的官方史料中便难以找到；可是，宋太宗想不到的是，辽国的史籍却留下了对他不利的记载———
由此看来，有效的监督，光靠自觉是远远不够的，而应有制度做保障；监督者除了能尽职，自身还要有相应的力量；双方应当摆脱隶属关系，让监督权真正实现独立行使。

回答3：

起居注是古代史官“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的史书(相当于他们的“每日汇要”)。古人做史官，往往是要有几根硬骨头的。“秉笔直书”是史家们崇尚的美德。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歌颂的就是古代的几个“良史”代表。

回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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