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对内表现

一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渊源
　　作为命运共同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早已存在了上千年;但作为政治共同体,民族是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相伴随,逐渐成为一种思想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
　　相对于西欧“内生型”的民族主义而言,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是“外源型”的。内生型民族主义是在工业和商业增长的基础上自然生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突破封建关系和地域封闭藩篱的必然产物;而外源型民族主义则是一种防卫性或反应性的民族主义,是后进社会面对更为先进文化时用以弥补心理自卑和落后感的武器。19世纪初期的拿破仑战争激起了俄罗斯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同时也将民族主义观念输入到俄国,导致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并且在俄罗斯独特的文化土壤上生成了一种强劲的、经久不衰的民族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渊源归结起来有两个主要方面。
　　(一)俄罗斯独特的历史与文化
　　按照民族的一般定义,种族、地域和人口等是构成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建立在共同情感以及共同文化遗产之上的认同感是凝聚民族的核心力量。虽然人类历史上每个民族的成员在血缘、语言、心理、情感、宗教和文化上天然地具有对于本民族的认同趋向,但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特性,“作为统一意识形态学说的民族主义是不存在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主义”[2]。
　　俄罗斯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密不可分,人民与国家永远联结在一起。20世纪初,俄国杜马中的民族党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基础归结为三个要素:专制政体、东正教和统一的俄罗斯国家[3]。这是从俄罗斯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密尔在论述民族认同的时候说,民族感情生发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共同的政治经历;具有民族的历史以及从而产生的共同的回忆;和过去发生的事件联系着的集体的骄傲和耻辱,快乐和悔恨”[4]。这种共同的情感经历是一种“来自遥远的过去的”感召力,是基于历史和生活经验中的某种观念,它可以成为各种抵抗、反对、自由、解放运动都可以毫无例外地利用的力量,是一种“自我延续的意志”[5]。
　　俄罗斯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在国家产生和建立之时,就无法依靠任何天然界限来求得生存,频遭来自东方、南方和西北方向的外族入侵。历史上,佩齐涅格人、波洛伏齐人、哈扎尔人、蒙古鞑靼人、土耳其人、波兰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和瑞典人等,从周边多次反复入侵。根据19世纪俄国史学家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统计,从1055~1462年共有245起关于外族入侵的文献材料记载;又根据同时代军事史专家苏霍金统计,从14~19世纪的525年中间,俄罗斯有329年是在战争当中度过的[6]。这种地理环境对俄罗斯的民族心理和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应付外敌的入侵,保持辽阔的版图,人民的力量都奉献给了国家,建立了专制主义的庞大国家机器。对俄罗斯来说,“专制政权直接来源于俄罗斯民族的特点”,“是民族悲剧性存在的一种自然结果。因此专制主义是有机的民族需要,没有它俄罗斯不能存在。
　　俄罗斯的完整、坚韧和强大都建基于俄罗斯的专制主义。这就是俄罗斯的历史。”[7]在人民对国家的这种依附中,对民族的忠诚体现在对君主和王朝的忠诚上,“王权把所有事物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四周,并将它们组织起来”[8]。俄罗斯人对国家的依赖以及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
　　作为支撑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性力量,东正教也是联结人民和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础。它传入俄罗斯之后,对古罗斯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改变了罗斯社会生活的形式。一方面,东正教的“正信”原则使它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和神秘性。它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教会,拥有在圣灵中的教会真理之完满性和纯洁性”[9],使人们注重个人内心生活的自由体验,强调内心精神生活的和谐一致。与天主教相比,它没有以教皇为主的宗教君主制,“更具有人民性,更有利于经济民主精神”,“包含着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中所没有的爱和社会平等的灵感”[10]。这就使得它更容易与古罗斯的农村公社兼容,从而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宗教共同体”,“共议性”(соборность)成为它的一个突出特点。东正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俄罗斯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东正教的传入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公元988年的罗斯受洗是一种强制性行为,是基辅罗斯大公为了达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目的,对人民的信仰和意识进行强行干涉的尝试。当局一开始就将它纳入到国家的轨道,赋予它意识形态的作用。当菲洛费伊上书瓦西里三世,清晰地表达“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的时候,他意在劝说大公吸取拜占庭陷落的教训,维护东正教的纯洁性。但莫斯科的大公们有意地曲解了他的观点,把他警示性的话语变成了独特的半官方的千年王国理论,把莫斯科的沙皇当成了“最后和惟一的,因而也是全世界的沙皇”[11]。其结果便是,东正教被歪曲,其宗教使命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帝国主义的诱惑渗透于弥赛亚意识中”[12]。这样,“宗教既是王朝的文明支柱,又是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整体的重要因素”[13]。后来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们极力强调东正教的重要性,认为东正教作为民族宗教,也应该是国家性的宗教、强国性的宗教;它有权在整个国家中公开宣传,以表达这个强大民族的民族特点,而其他对国家“没有害处”的宗教只能在自己的教区中布道[14]。
　　(二)帝国内部整合与对外扩张的需要
　　俄罗斯民族主义最早进入国家政治层面是19世纪下半期的事情。一开始,沙皇政权对欧洲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对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热情持一种排斥的态度。由于“民族主义”背后潜在的民主含义以及当时俄罗斯整个“民族”有一半是农奴,而且超过半数的人使用俄语之外的母语,所以尼古拉一世对民族主义非常反感。1832年乌瓦罗夫伯爵提出了维持帝国的三原则,即“专制主义、东正教和民族性”,但遭到了尼古拉一世的坚决反对。只有在半个世纪之后,以俄罗斯化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才成为沙皇政 府的正式政策。
　　19世纪下半期俄罗斯“官方民族主义”的推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整合多民族帝国以及向外扩张的需要,使“沙皇的统治不但要以独裁政体和正教原则为依据,也要以民族为依据——承认诉诸俄国人是俄国人这个事实”[15]。“官方民族主义”的推行主要基于三个原因。首先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发展的推动。彼得大帝为俄罗斯打开了大门之后,西方文明在各个领域对俄罗斯产生了冲击。作为对这种现象的反动,俄国知识分子受西方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影响,开始从自己的语言、历史和民族性中去寻找俄国的共同性,以抵制西方文化的“侵入”,同时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俄国社会,“把不同的社会等级联合成统一的俄罗斯民族”[16]。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维持、引导民族感情的工具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其次,俄罗斯帝国境内其他民族的民族运动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得到加强。面对帝国境内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尤其是出于对非俄罗斯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的顾虑,政府除了用武力强行遏制少数民族运动外,开始祭起俄罗斯民族主义这杆大旗。第三,适应19世纪60年代大改革后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即统一帝国境内各部分的行政、法律和教育,加强国家机构在各个地域的横向和纵向联系以及居民之间不受等级和民族限制的联系。“官 方民族主义”的政策有二:一是在民族边区加快行政一体化,二是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实行俄罗斯化。
　　但是,从总体上看,“官方民族主义”的推行反而强化了帝国的内部矛盾,沙俄帝国最后崩溃了。
　　在对外扩张上,民族主义也成为沙皇政府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19世纪中后期的泛斯拉夫运动是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潮,被汉娜·阿伦特称为“部族民族主义”。它具有鲜明的种族意识,主要追求整个斯拉夫民族种族和文化上的认同,“希望结合一切具有同样血缘的民族,而不必斟酌它们的历史传统,也不考虑它们生长的地域”[17]。在这场运动中,几乎所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成为“泛斯拉夫主义”者,他们对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之“成为俄罗斯帝国主义扩张及帝国化的工具”[18],“泛斯拉夫主义”在1877年的俄土战争爆发后达到了高潮。
　　以上可见,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与西欧民族主义最大的不同是,它源于独特的民族心理和宗教文化,有着深厚的国家基础,它完全为整合帝国和对外扩张服务,而不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的。所以美国学者莱格沃尔德认为,“历史上每当俄国面临一个机会,选择是建立一个以俄罗斯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还是维护一个地域辽阔、各民族迥异的混合体时,历代领导人总是选择后者。”[19]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沙皇俄国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都是如此。只有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才正式走上了民族国家的道路。
二　当今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各种形态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反对民族主义,试图以“阶级”代替“民族”,以“国际主义”代替“民族主义”。但是,力图将境内一百多个民族融合成为一个超民族共同体的苏联,在历经了70多年后终于解体,曾经统领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不复存在。在叶利钦时代,出于对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动,出现了许多自称是民族主义的政党和运动。但是民族主义的发展在俄罗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不同民族主义集团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民族主义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20]。普京执政后,以国家民族主义作为政权的正当性基础,吸收了各方面的内容,并且将其施行于内外政策。国家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俄罗斯主流的政治价值观。其他民族主义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反映了俄罗斯社会情绪的某些方面。俄罗斯民族主义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多种分类,如一位俄罗斯学者将其分为:东正教—专制主义的民族主义、传统权利的民族主义、帝国民族主义、新多神教民族主义、欧亚民族主义、民族民主的民族主义和亚种族中心民族主义[21]。这种分类法将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具有典型的俄罗斯特色。而另一位学者将其划分为两类:种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民族主义[22]。这种分类虽然也是以俄罗斯的特有国情为出发点的,但它更注重的是“大的框架”。国内学者往往根据内涵及其政党或运动依托来进行分类,如将其分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民族资本主义者、左翼强国派和右翼强国派[23]。我们这里根据其外在气质和表现程度,结合俄罗斯社会的特点,将其分为三类:温和的、激进的和极端的民族主义[24]。
　　(一)温和的民族主义
　　温和的民族主义指那些视民族国家为根基,在政治上持中间立场,既维护民族国家的正当利益,又能理性地看待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在普京执政的八年中,温和的民族主义以普京的国家民族主义为代表,而且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主流,俄罗斯政府的主要政策也以国家民族主义为圭臬。虽然普京的国家民族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综合了许多其他成分,如传统的国家主义、保守的东正教价值取向以及大国强国倾向、反西方的国家理念等,但它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平衡,将容易呈现锋芒、变得狭隘的民族主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将民族主义的诉求以追求正当国家利益的形式体现出来。
　　所谓国家民族主义即是“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或一致的民族主义,也即民族主义的国际表现”,“它是相对于国内民族主义而言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反映了某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以及当今世界的关系,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本方式”[25]。针对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综合实力下降、国际地位空前衰落的情况,普京的国家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务实的民族国家复兴主义。
　　国家民族主义虽然在普京的言论中没有任何表 述,但这既可以从他的国家理念和政策中表现出来,也可以从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的纲领主张中体现出来。普京的国家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以中派主义立场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价值取向。普京刚上台的时候,俄罗斯民族主义浪潮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社会上的排外情绪急剧增长。科索沃战争和第二次车臣战争分别代表了民族主义指向外部和内部的两个方面。第二次车臣战争是普京为打击地方民族分离主义而发动的战争,它顺应了当时的民意,也迎合了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分子的心理,许多激进的和极端的 民族主义分子将普京看成了他们“希望的总统”[26]。但普京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分子”,“不认同任何一个著名的思想流派”,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因此所有极端的意识形态对他来说都是不合适的”[27]。在对待历史特别是对待苏联的态度上,普京持“一分为二”的观点。一方面,他肯定苏联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28];另一方面,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使社会和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将近70年都在一条偏离人类文明康庄大道的死胡同里发展”,苏维埃政权既没有使国家繁荣昌盛,也没有使人民获得自由[29]。在俄罗斯的国家定位上,普京接受苏联解体这个政治现实,并不想重新恢复苏联。一方面他基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国力锐减的现实,强调俄罗斯惟一的选择是成为一个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另一方面,他又理性地强调俄罗斯“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它们共存”[30],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在全球化问题上,普京多次强调俄罗斯应积极地参与这个进程,实现俄罗斯经济同世界经济结构的一体化。2000年6月普京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明确提出:“在全球化条件下,必须提高用政治、法律、对外经济和其他手段捍卫俄罗斯国家主权和民族经济的效力……在全球化条件下,俄罗斯不广泛参与国际经济联系体系是不可思议的。”[31]在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普京致力于建设一个以俄罗斯文明为基础、用联邦制来维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打击地方民族分离主义,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同时又坚决反对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普京很清楚极端民族主义对俄罗斯社会的危害,“民族主义、排外活动、宗教和种族歧视不仅严重侵犯俄罗斯境内俄国公民和外国人的权利,也严重地威胁到俄罗斯整体的稳定和安全”[32]。自20世纪90年代末,俄政府逐步加大了打击极端民族主义活动的力度,目前,极右翼势力在政治生活中基本边缘化。
　　其次,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目标。按照汉斯·摩根索的表述,国家利益分为“不变”和“可变”的两个部分:“不变部分”是国家利益的“最低要求”,即“一国的领土、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之完整”;“可变部分”是超出领土、制度和文化这三项基本要素之外国家所追求的其他目标,如维持国家发展的经济利益、国家权力和国际威望等[33]。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对于 俄罗斯的“国家利益”,2000年版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将其定义为“在经济、内政、社会、国际、信息、军事、边界、生态及其他领域中个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平衡的总和”,并且对国家利益在这些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详细的表述[34]。个人的利益是获得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和自由,提高生活质量,在体力、智力和精神上得到充分发展;社会的利益是巩固民主,建立法制社会,达成社会共识,精神上复兴俄罗斯;国家的利益是毫不动摇地保持俄罗斯宪政体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这三者的平衡结合体现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表述中,可以看到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涉及面非常全面,体现了国家利益的全民性和时代性。但是在关注的层次上,出于对俄罗斯国情的认知和国力的定位,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各个方面又有轻重主次之分,其中经济利益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被置于首位。针对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国力虚弱、国际地位下降的事实,普京指出,“俄罗斯需要有竞争力的、有效的、体现社会公正、保障政治稳定发展的经济体制。稳固的经济——这既是民主社会的保证,又是世界上受尊重强国的基础的基础。”[35]同时,在内政和外交的关系上,内部目标高于外部目标,外交服务于内政。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好转,俄罗斯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威望也不断提升,俄罗斯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决心也愈来愈大,同时对文化利益也越来越关切,对民生也越来越重视。这是普京实现国家利益的内在逻辑。
　　第三,以强国主义作为国家复兴的基础。作为权势一度辉煌的沙俄帝国和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承袭了贯穿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的强国主义传统。普京出任俄罗斯国家总统以后,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俄罗斯不仅过去、现在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大国。与原来国家侧重发展军事力量不同,普京强调当今俄罗斯的强国主义“应当注入新的内容”:“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其说表现在军事上,不如说表现在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力的领先上,能够保障人民的高水平生活,可靠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并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的利益”[36]。普京执政八年,发展经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强国的主旋律。普京2000年上台不久就正式批准了《俄联邦2010年前经济发展规划》,明确规定今后10年俄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年均增长5%,以2000年GDP总值为基数,到2010年翻一番。从2000年至2007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2%,在保持7.8%增幅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有望在2009年实现。目前俄罗斯已经 进入世界经济“十强”国家,下一步的目标是在2020年跻身世界“五强”。随着经济的增长,俄罗斯在政治、军事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在大规模推进。2007年被“统一俄罗斯”党总结并提出的“普京计划”成为俄罗斯强国的计划和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基础。
　　第四,以本民族传统作为整合国家、促进“社会团结”的文化精神资源。俄罗斯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往往需要精神凭借,要么是从外部获取赖以求变的依据,要么是从传统中获取力量性支撑;而且在这两者之间往往偏重于一端,体现出民族“极化性”的一面。普京虽然强调应该珍视那些“高于各种社会、集团和种族利益的超国家的全人类价值观”,如“言论自由和出国自由”等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以及“拥有财产、从事经营活动和创造财富”的机会[37],但他更偏重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普京在担任俄罗斯代总统的前夕发表了纲领性的宣言《千年之交的俄罗斯》,重新提出了作为凝聚整个社会的“俄罗斯思想”,强调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价值观———爱国主义、强国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团结,企图以此使俄罗斯社会重新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