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一词，它们词意包括很广，但通常一般指由木匠所制造的“桌椅板凳”之类。古人是席地而坐，室内以床为主，地面铺席；再后来出现屏、几、案等家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础上又延生出榻等。到商、周、秦、汉、魏各时期，没有太多变化，有凳、桌出现，但不是主流；直到汉代，胡床进入中原地带，到南北朝时期，高型坐具陆续出现，垂足而坐开始流行。憩居形式到了唐代仍然是两种形式并行，高的桌、椅、凳等已被不少人所使用，但席地而坐仍然是很多人的日常习惯。
真正开始垂足高坐从宋代，各种配合高坐的家具也应运而生。元、明、清各代，对家具的生产、设计要求精益求精，尤其是明清两代，成为传统家具的全盛时期。
中国历代家具的特质，在于它不仅仅通过各历史时期的演变，完善其服务于人类的使用价值，同时还凝集出在其特定环境里形成的不同的艺术风格。在现存的位数众多的明清家具中，比较集中的体现出精湛的工艺价值、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沉重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就使家具成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并珍视的文化遗产之一。
宋代以前的生活方式起居习惯都与后来差别很大，所以我们今天几乎无法见到宋以前的家具实物。宋以后的千年当中，人们习惯于垂足高坐，并产生大量既美观又实用的家具，明清家具是家具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及清代前期家具制造业空前繁荣，大致上可归于两个原因，一是城市乡镇的商品经济普遍发达起来，社会时尚的追求也从另一个侧面刺激了家具的供需数量；另一个原因可能与海运的开放有关，硬质木材大量涌入，使工匠们有发挥的空间，竟相制造出在坚固程度和美观实用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的家具。
人类脱离洞穴生活后，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部落纷争、城邦混战的徘徊时期。中国在商代进入青铜文明时期，从现有的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高超的铸造技术和不凡的审美趣味。在先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祭祀活动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寄托于上天的佑护。礼器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器物，其中也有一部分器物可视为早期的家具，起到置物、储存等作用。比如“俎”，就是一种专门用来屠宰牲畜的案子，并把宰杀完的祭品放在上面；再如“禁”，是商周时期放酒器的台子，造型浑厚，纹饰多为恐怖的饕餮纹。
此外，商代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髹漆技术，并被运用到床、案类家具的装饰上。从出土的一些漆器残片上，可以看到丰富的纹饰，在红地黑花之外，还镶嵌象牙、松石等，其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
春秋时期，奴隶社会走向崩溃，整个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大有提高，人们的生存环境也相应地得到改善，与前代相比，家具的制造水平有很大提高。尤其在木材加工方面，出现了象鲁班这样的技术高超的工匠，不仅促进了家具的发展，而且在木构建筑上也发挥了他们的才能。由于冶金技术的进步，炼铁技术的改进给木材加工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变革，出现了丰富的加工器械和工具，如铁制的锯、斧、钻、凿、铲、刨等等，为家具的制造带来了便利条件。相传锯子就是由鲁班发明的，工艺的改进也促进了家具的改进。
当时主要的家具品种是几、案等。其中木制品大部分都以漆髹饰，一则为了美观，显示家具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二则是对木材起保护作用。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坐、跪于地上，所以几、案都比较低。
床的出现，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木材埋于地下，受潮受压，容易腐败；使用过程中也容易受到水、火的损害，所以我们很难见到那时的实物。在河南信阳出土的彩绘大床，是极其难得的物证，可以看出楚国的家具制造情况，亦可依此推断它的前身。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使用屏风的记载，它起到分割空间、美化环境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其制作和髹饰都已相当精美。
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规模庞大的阿房宫是秦始皇大兴土木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当时的辉煌都随着战火和天灾付之一炬，豪华的陈设和恢宏的殿堂都无处找寻了，我们只能借助于史料记载和文学作品来想象当时的境况。
汉代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内生活以床、榻为中心，床的功能不仅供睡眠，用餐、交谈等活动也都在床上进行，大量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都体现了这样的场景。床与榻略有不同，床高于榻，比榻宽些。设置于床上的帐幔也有重要作用，夏日避蚊虫、冬日御风寒，同时起到美化的作用，也是显示身份、财富的标志。
几在汉代是等级制度的象征，皇帝用玉几，公侯用木几或竹几，几置于床前，在生活、起居中起着重要作用。案的作用相当大，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用案作为饮食用桌，也用来放置竹简、伏案写作。
随着对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打破了各国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胡床就在此时传入我国，这是一种形如马扎的坐具，以后被发展成可折叠马扎、交椅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后来人们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
从魏晋六朝至宋元时期，前后千年有余。中国社会此期间出现过激烈变动，魏晋南北朝连年战乱，李唐王朝太平盛事，宋代市井生活日益繁荣，元帝国疆域辽阔，史无前例。这些剧烈的变动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对雄伟壮丽的东方帝国赞颂有加，东方文明的光芒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中国人在生活中所使用的家具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席地而坐”是魏晋以前中国人固有的习惯，从东汉时期开始，随着东西各民族的交流，新的生活方式传入中国，“垂足而坐”的形式更方便、更舒适，为中国人所接受，这种坐姿的传入与佛教的传入有直接关系，尤其到魏晋南北朝以后，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形态开始了。
尽管汉末至六朝这一段时间政治混乱、战争频仍，但其间的精神生活却很自由很开放，艺术创造充满热情。在战乱中疲于奔命的人们对佛教所描绘的来世充满幻想，而超脱凡俗的高士放浪形骸，隐居山野，陶渊明、竹林七贤，就出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佛教的日益盛兴，促进了大规模地建设庙宇、石窟，其中的陈设、用具也都受到外来影响，出现了墩、椅、凳等高型家具。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见到当时家具的实物，参考资料只能借助于同时期的壁画、石刻、文字记载或其他工艺品的仿制品。从唐代的绘画中可以看到椅、凳、双人胡床、墩等家具，但这些家具仅限于上层社会或者僧侣所使用。这与承袭前代席地而坐的习惯有关，或许是当时的人们把床、榻都理解为高的地面。在装饰方面，浮雕配件或绘画图案，都与佛教有很大关系。
隋朝只维持了37年，在家具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真正的繁荣时期是在唐代。唐代初期就出现了蓬勃进取的精神风貌，长时间的战乱和流离失所在江山统一后，人们的生活热情得以爆发。“贞观之治”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文化上的空前繁荣。唐代的家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显现出它的浑厚、丰满、宽大、稳重之特点，体重和气势都比较博大，但在工艺技术和品种上都缺少变化。豪门贵族们所使用的家具比较丰富，尤其在装饰上更加华丽，唐画中多有写实体现。这一时期的家具出现复杂的雕花，并以大漆彩绘，画以花卉图案。
从唐代敦煌壁画上除了可以看到鼓墩、莲花座、藤编墩等，还可以见到形制较为简单的板足案、曲足案、翘头案等。文人士大夫们多追求素雅洁净，所以这一时期的立屏、围屏多素面无饰。床榻类无多变化，因袭上代形制，以箱式床、架屏床、平台床、独立榻为主。
晚唐至五代，士大夫和名门望族们以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为时尚，许多重大宴请社交活动都由绘画高手加以记录，这给我们研究、考察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提供了极为可靠的形象资料。五代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画面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五代时期家具的使用状况，其中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墩等等。完整简洁的形式也向我们预示了明式家具前期形态，为中国历史家具的最完美阶段打下了基础。
从10世纪中晚期开始，宋王朝展开了它经济发展、城市繁荣的画卷。
宋时高座家具已相当普遍，高案、高桌、高几也相应出现，垂足而坐已成为固定的姿势，中国历史上的起居生活变革由坐姿而定。城镇世俗生活的繁荣使高档宅院、园林大量兴建，打造家具以布置房间成为必然，这给家具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宋代以及稍后的辽、金历时300余年，家具发展经历了一个高潮时期，高档家具系统已建立并完善起来，家具品种愈加丰富，式样愈加美观。比如桌类就可分为方桌、条桌、琴桌、饭桌、酒桌以及折叠桌，按用途愈分愈细。宋代的椅子已经相当完善，后腿直接升上，搭脑出头收拢，整块的靠背板支撑人体向后依靠的力量。圈椅形制完善，有圆靠背，以适应人体曲线。胡床改进后形成交椅。几类发展出高几、矮几、固定几、直腿几、卷曲腿几等各种形式。宋代家具在总体风格上呈现出挺拔、秀丽的特点，装饰上承袭五代风格，趋于朴素、雅致，不作大面积的雕镂装饰，只取局部点缀以求其画龙点睛的效果。
相对而言，元代立国时间也比较短，统治者采用的政策是汉制，所以，不仅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沿袭宋、辽、金各代，家具方面亦禀承宋制，工艺技术和造型设计上都没有大的改变。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抽屉桌，抽屉作为储物之匣方便开取，是一大发明，它更大程度地加大了家具的使用效果。而这一新事物的出现也许更多地归功于民族交流和文化交融。
从魏晋六朝至宋辽金元这千余年间，中国王朝不断更替，其中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社会取向一直沿着封建儒家的统治路线运行。当西方正在黑暗的中世纪苦苦摸索，力图走向新的启蒙之时，中国的封建王朝又在不断更替，元代也即将结素，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更世俗，更多样化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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