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旦”一词来源古代,非指公历新年,而是农历正月初一,亦即春节。宋吴自牧《梦梁录》中《正月》开篇话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
“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春三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以及南北朝梁人萧子云《介雅》:“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等诗文中。
元旦古称元日、元正、元长、元朔、元辰、元春、端日、上日等。从古到今,历代诗人都为元旦抒情作诗,留下不少名篇佳作。
古代元旦宫廷有贺岁之礼,规模宏大而隆重。三国时曹植《元会》诗:“初步元祚,古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描写了曹魏时元旦贺岁的场面。
唐白居易《七年元日对酒五首》之二:“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表达了已过60岁的诗人不惧衰老、昂首挺胸进入新一年的风貌。
唐代另一诗人成文斡写有《元旦》诗:“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戴星”,即顶着星宿,比喻晚归或早出。
“觞”,即酒杯,可作饮酒解。“屠苏”,是元日专饮的多味药酒,古人认为饮此酒可以防病消灾。饮此酒有个规矩,老少不能同时共饮,而是从年幼者依次而来。
因为按古人理解,每逢新年,虽然每人都要增寿,但实际上年少者得了一岁,而年长者却失了一岁,所以大家劝年少者先饮,以示祝贺,而让年长者后饮,以避忌讳。
唐人孟浩然写了一首《回家元日》诗,云:“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野犹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在大唐盛世,“田家占气候”,自有半年乐,而诗人“无禄尚忧农”的情怀,则更是读书人的高尚品格。
古代元旦有贴春联的习俗。南宋诗人陆游的《已酉元旦》诗:“夜雨解残雪,朝阳开积阴,桃符呵笔写,椒酒过花斜。”宋伯仁《岁旦》诗:“居间无贺客,早起只如常,桃板随人换,梅花隔岁香。”诗中的“桃符”、“桃板”即指春联。
当然,在古代歌咏“元日”的诗篇中,最著名的当推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为后人传诵不衰。
明代陈献章的《元旦试笔》有如一幅“乐岁图”。诗人在诗中写道:“邻墙旋打娱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晚风何处江楼笛,吹到东溟月上时。”清新浓郁的生活气息油然而生。
清代爱国诗人张维屏的《新雷》,虽未用“元旦”、“元日”等词汇,却以元旦为题,写出人们贺岁、迎春的喜悦:“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一代伟人毛泽东,1930年1月写了一首《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欣赏这首词,犹如走入一幅壮阔的风景画,全词淋漓酣畅,清新自然,充满了乐观、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42年董必武在重庆写了一首七律《元旦口占用柳亚子怀人韵》:“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陪都歌舞迎佳节,遥祝延安景物华。”
欣赏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觉得字里行间浸透着诗人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其时抗战维艰,惟有精忠报国,方可期来日乐土安家。
诗中所说的“胜利茶”,是当时重庆商店里出售的纸包茶,意在预祝抗日胜利。以新鲜事物为掌故入诗,可见董老对旧体诗的革新意识。
《元日》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
诗词中的元旦
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为一年的第一天。还有许多别名,如元朔、元正、正旦、端日、岁首、新年、元春等等,现在则将元旦和新年大多给予公历的一年之首使用,而旧历的元旦则专门使用春节,或者大年初一等等区别之。元日,本意为吉日,从《东京赋》以来相沿以正月初一为元日。《乐府诗集》十四,南朝梁萧子云《介雅》三首之三:“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宋人吴自牧《梦梁录》一正月:“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汉代以来,每逢元旦,都要举行元会,朝廷举行群臣百官以及外国使节朝会祝贺的礼仪。汉代张衡《东京赋》:“于是孟元春日,群后旁戾”,“言诸侯正月一日从四方而至。”(薛综注),唐宋因袭此风尚。唐德宗李适《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献岁视元朔,万方咸在庭”,是从接受朝拜的皇帝的视角记载元朔之日万方在庭的场景;盛唐中唐之际的诗人卢纶等人,则是从朝拜者士大夫的角度记载百官朝贺的盛况:“万戟凌霜布,森森瑞气间。垂衣当晓日,上寿对南山。济济延多士,跹跹舞百蛮。小臣无事谏,空愧伴鸣环。”(《元日早朝呈故省诸公》)“鸣佩随鹓鹭,登阶见冕�(音留)。”(《元日朝回中夜书情寄南宫二故人》)杨巨源《元日观朝》:“天颜入曙千官拜,元日迎春万物知”“寿酒年年太液池”“丹凤楼前歌九奏,金鸡竿下鼓千声。”(《元日含元殿下立仗丹凤楼门下宣赦相公称贺二首·其一》)许浑:“千官共削奸臣计,万国初衔圣主恩。”(《正元》一作元日,一作元正)这些诗句,为我们描绘了百官于元旦早朝庆贺新年的场景:从万戟森森的御前警卫中趋步前行,文武百官依照官阶品位依次行礼称贺,然后,在鼓乐歌舞中举行酒会。
宋代同样如此,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正旦大朝会,……诸国使人入贺殿庭。列法驾仪仗,……各执方物入献。”在民间,则是“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宗懔《荆楚岁时记》)“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向晚,贵家妇女,纵赏观赌……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裳,把酒相酬尔。”(《东京梦华录》)唐人杜甫的“飘零还柏酒,衰病只藜床”(《元日示宗武》),和宋人秦观的“正是人间佳节,开尽小梅春气透。花烛家家罗列,来往绮罗,喧阗箫鼓,达旦何曾歇”(《念奴娇》),都对这种风俗场景有所记载。
当然,新年之际,那些罪臣流贬者,便也格外伤心,如初唐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斗争牺牲品宋之问晚年流放,有《新年作》:“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可谓在初唐时期难得的好句,没有流放贬谪的切身体验,是写不出来的,但以贾谊贬为长沙傅自比,却是没有人能够认同的,倒是与贾谊同样死在贬谪之地,倒是成为宋之问的谶语。不同的是,贾谊郁郁而死,为天下人所痛哭;而宋之问则是为睿宗皇帝赐死于贬谪之所钦州,为天下人所不齿。
元旦诗一般容易流于场面应酬,但也有优秀者。王安石《元日》(龙书本作《除日》)可以视为其中之翘楚。他不仅将除夕与元日的宋代风俗记录在案,写出唐宋时代除岁迎新的景况,而且表达了自我的哲学观念:“爆竹声中一岁除,春(一作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日童日童日,总把(一作争插)新桃换旧符”,说在爆竹声中送走了一年,在送暖的春风中,阖家欢饮屠苏美酒。屠苏酒,是用屠苏草浸泡的酒,当时民俗,在正月初一时,家家按照先幼后长的次序饮屠苏酒,唐人卢仝《除夜》诗说:“殷勤惜此夜,此夜在逡巡。烛尽年还别,鸡鸣老更新。……明日持杯处,谁为最后人”;宋人苏辙《除日》诗说:“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两诗都提及长者最后饮酒的风俗。饮酒大概是子夜时分刚刚进入新年的那一刻开始的。屠苏,也名“屠酥”“酴酥”,古代元日饮酒屠苏的风俗,之所以在元日饮屠苏酒,是因为一个传说,或说是一个故事:“俗说屠苏乃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姓名,但曰屠苏而已。”(唐韩谔《岁华纪丽》一《元日》:“进屠苏”注)王安石诗中的后两句说,在守夜中,千家万户迎来了日童日童红日,然后,用新的桃符来换去旧符。桃符,又涉及另外一个风俗:相传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其下有神荼、郁�二神,能食百鬼。因此,才有用桃木板画二神于门上以驱鬼避邪的风俗。《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五代后蜀始于桃符板上书写联语,其后改书于纸,演变成为后来的春联。陆游有诗:“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除夜雪》),正是这种风俗的生动记载。
当然,作为大政治家、哲学家的王安石,其写作此诗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记录宋代的春节民俗,而是表达了他除旧革新的政治理想。从王安石其他优秀诗作来看,传达那种变化之美,革新之美,以及那种不为世人理解的孤独之美,也确乎是其主要的诗意表达,如“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登飞来峰》)的对于日升新日的礼赞,“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的动感和春天的欢呼,“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阑干”(《夜直》)中的那种静态美中的动态,以及“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的对于商鞅政治变革的赞美等,无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