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七年间发生的事情

　　1.历史纪事

　　康熙帝垂泪废太子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康熙帝巡视塞外返京途中，在布尔哈苏台地方，把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召集到行宫前，流泪宣布废除允礽太子位。当时，皇太子允礽跪在地上，康熙帝垂泪宣布他的罪状，主要内容是：专擅威权，肆恶虐众，将诸王大臣随意捶挞；穷奢极欲，衣食所用已经超过皇帝标准，仍不满足；恣取国库钱财，遣人拦截蒙古等部入贡使者，抢夺进贡皇帝的物品；对亲兄弟无情无意，对诸皇子不闻不问；结党营私，窥伺皇位，探听皇帝起居动向，企图害死皇帝。康熙帝最后谕示大臣们说：不能让这样不孝不仁之人为国君，否则，国家必被败坏，人民必遭涂炭。说毕，康熙帝痛哭倒地。在大臣们规劝下，他恢复常态，命文武官员发表意见。众王公大臣都表现出非常难过，不敢多说一句话，只是连说皇上所见，非常英明。同日，康熙帝为了打击允礽的政治势力，下令将格尔芬、阿尔吉善、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等人立行正法，将杜默臣、阿进泰、苏赫陈、倪雅汉等人充发盛京（今沈阳），将允礽即行拘执。十六日，康熙帝回到北京，即把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召到午门内，宣谕拘禁太子允礽事情，康熙帝又亲自撰写祭文，在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还把允礽转移到咸安宫幽禁。二十四日，把此事颁告全国百姓知晓。

　　清廷储位之争加剧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康熙帝废除允礽太子位后，清廷的储位之争更加激烈。皇长子允禔认为康熙帝立嫡不成，必定立长，于是积极活动。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康熙帝察觉到他的野心后，立即宣布：允禔秉性躁急、愚顽，不可立为皇太子。允禔见自己夺储无望，便向康熙帝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皇八子允禩，还利令智昏地奏请康熙帝杀掉允礽。这些使康熙帝认识到，如果允禔和允禩结成同党谋取帝位，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康熙帝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不久，发现允禔与一个会巫术的人有来往，企图用巫术镇魔允礽；允礽母惠妃又向康熙帝奏称允禔不孝。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命革除允禔王爵，严加幽禁。皇长子允礽失势以后，皇八子允禩势力骤增。允禩精明能干，党羽多，声势大，在朝中也有一定威望。他积极活动，谋取太子位。但是，康熙帝很快也发现允禩有政治野心，特别是发现他署内务府总管事以后，到处拉拢人，博取虚名，甚至将皇帝所赐恩泽，归功于己，侵欺皇权。于是，康熙帝又以交结党羽，谋害允祁等罪名，将允禩锁拿，交议政处审理，并革去贝勒爵位。在锁拿允禩时，皇十四子允禵保奏允禩无谋害允祁之心，使康熙帝十分震怒，拔刀欲杀允禵，多亏皇五子允祺及时跪抱劝止，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储位空虚，诸皇子夺储之争日加剧烈，康熙帝决定把缺位补上，以堵塞诸皇子争储之路。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复立允礽为皇太子；三月，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授皇太子以册宝。

　　江苏、浙江等地农民开展夺粮斗争
　　康熙四十七年（1708），王鸿绪上奏康熙帝，谈及江、浙等地农民开展了夺粮斗争。奏疏中说：江浙去年旱灾，蒙皇上蠲田租，发仓谷，截漕米，又全蠲四十七年地丁钱粮。但是，今年因米价稍贵，穷民未免艰难；又因近年官法废弛，不轨之徒在内煽惑，遂有市井“奸民”但是率饥民吵闹官府，打抢富家，一呼而集遂致数百人，官府一时无法。近日督抚俱在浙江审事，江宁省下崇官米不得法，遂致“奸民”聚众抢夺米铺三四十家，其余江、浙各府州县此类事件也屡有发生。至于各府州县村镇“奸民”聚众，以米贵为名抄抢富家者更是不可胜数，而官府对此竟不过问，这是变乱发生的重要原因。王鸿绪在奏疏中还建议，待今年收成过后，民情安定之时，再访拿惩治各府州县带头闹事者，以警众安民，只有这样做，才能使百姓害怕国家法律的惩治，消灭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变乱。

　　2文化纪事
　　孙岳颁逝世
　　孙岳颁（1639－1708），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充佩文斋书画谱总裁官。善书，受知圣祖，每有御制碑版必命书之。卒年七十。

　　《清文鉴》编成
　　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清文鉴》一书全部编成，总计二十一卷。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康熙帝就提出要编修一部满文字书。当时，他对侍臣讲述了编纂这样一部书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恐怕后生满洲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且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很多可以通用，现今译者尚知其意，后生子弟未必知此。康熙帝把编书的任务交给翰林院学士傅达礼，令他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用，集成一书，以有益于后学。在编修过程中，儒臣们分类排纂，每天缮稿进呈，康熙帝亲自加以审订，大到天字地理，小到名物象数，十二字母，五声切音，全都包括在内。这样，经过三十多年努力，《清文鉴》终于告成。康熙帝赐王以下、内外文武大臣各一部，并亲自撰写序言。两年以后，康熙帝又命教习唐古特书的官员阿尔必特祜、乾清门侍卫拉锡，会同蒙古侍读学士、中书等，编纂了《满洲蒙古合壁清文鉴》，一边写满洲字，一边写蒙古字。《清文鉴》的出版，虽然并未能将各地满语方言全部厘定与统一，但是它保证了官方通行的书面满语的规范与纯正，不仅便利于当时的流通与应用，而且对后世亦有很大教益。

　　《平定朔漠方略》编成
　　康熙四十七年（1708）七月初日，《平定朔漠方略》成书。该书始编于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初四日。当时，康熙帝召议政大臣、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学士等，示以北征噶尔丹机宜。诸臣敬阅毕，上奏：噶尔丹穷荒巨寇，煽惑群心。皇上为中外生民计，亲统六师，远涉绝漠，庙谟神算，百日之内，必奏凯旋。于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常书、张英奏请，将皇上征讨噶尔丹所记言行编成书，即可垂于后世，也是一朝盛事。康熙帝允准，并正式命内阁、翰林院负责编撰。十二年以后，《平定朔漠方略》编成，康熙帝亲写序文，其中说：厄鲁特蒙古噶尔丹赋性凶残，中怀狡诈，戕贼其兄弟，兼并四部，蚕食邻封，其势日张，其志益侈。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圉一日不靖。《平定朔漠方略》总计四十八卷，温达等奉敕编纂。记事起于康熙十六年六月，止于康熙三十七年十月，主要载述清政府与厄鲁特蒙古各部交往中康熙帝的上谕，以及有关材料，有些内容为清圣祖实录所不载，是研究清朝前期清政府与厄鲁特蒙古各部关系的重要史料。

　　《佩文斋书画谱》修成
　　康熙四十七年（1708），《佩文斋书画谱》一书修成。该书是孙岳颁、王原祁等人奉康熙帝敕命编纂。全书一百卷，其中论书十卷，论画八卷，历代帝王书二卷，书家传二十三卷，画家传十四卷，无名氏书六卷，画二卷，御制书画跋一卷，历代帝王书跋一卷，画跋一卷，历代名人书跋一卷，画跋七卷，书辨证一卷，历代鉴藏十卷。该书分门列目，考证精详，所引书共一千八百四十四种，每个条目下均注出处，搜罗极为广博，是关于论书画、书画家小传和书画题跋的巨著。

　　3传闻逸事
　　朱三太子案结
　　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二十日，朱三太子案结，有关人被处以不同刑罚。还是同年二月十三日，闽浙总督梁鼐密折奏报“贼党窜聚情形”，就谈到为首者为一念和尚等，以朱三太子名义，安营于大岚山，有众一千余人，现除擒斩五名外，已陆续拿获八十余名。当时李煦也密奏浙江“贼情”说嵊县人张念一、张念二为首，以施尔远为军师，“煽惑民心”，纠众百余在慈溪县羊角殿，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官兵五十余人进剿，千总以下十余人被杀，绍兴府官兵再往剿，才把他们击败。已被捕获的施尔远等人供称：在四明大岚山有众千余，张念一、张念二即张君玉、张君锡，已在苏州拿获。十五日，浙江巡抚王然疏报拿获大岚山张念一、张念二等，康熙帝谕示张念一所供朱三太子及其子等速行追拿。三月实四日，梁鼐又以密折奏报大岚山情形，说派丁役扮作乡民前往察访，“走遍各山，细问土人，并无贼人屯聚处所，现今地方宁谧。”据查，张念一、张念二原系越狱逃犯，初时与叶天祥等六人结党，渐有附合者百余人。先在嵊县、慈溪等处行劫，继至阳觉殿分赃，千总娄汝初等带兵往捕，被伤致死。后因官兵追拿，分散逃匿。张念一与其党十五人逃至苏州被获。据供同伙者九十六人，今已拿获八十五名。不久，梁鼐再次密奏大岚山情形，说张念一等与江苏太仓“奸僧”一念似属两伙，为托名煽惑计，总以朱三为名。据查朱三改名何诚，有子六人，第三子已死，因缉拿太紧，妇女六口已自缢，第五、六子及孙一人已被捕获，朱三与其长子朱尧、四子朱壬在逃。闰三月十二日，曹寅密报浙江审张念一情形：所称朱三太子，不过借端煽惑，恐吓愚民，一时受刑，细问总属不符。一念和尚与张念一等实非同党。四月十二日，山东巡抚赵世显咨报缉获改名王老先生的朱三太子。据供，此朱三太子年七十五岁，是明朝后裔，名叫慈焕，排行第四。有子六人，第三子已死，其余均被拿获。妻、妾、儿媳各一，女三，均已自缢，康熙帝谕示：朱三是明代宗室，解往浙江议处。六月二十日，清政府审结朱三太子案及大岚山案。将朱三即王士元及其子朱壬等解至京城，问明正法。浙江案犯内张念一、张念二等七凌迟处死，朱兆琦等二十二人立斩，其余二十六人连同妻子发往宁古塔。十月初五日，朱三即王士元父子六人解至京城。朱三供认他真是明朝崇祯帝第四子，九卿等以为明崇祯帝第四子已于崇祯十七年前身故，又传唤明代老年太监均不认识，便以明系假冒，将朱三即王士元凌迟处死，其子五人俱处斩。

　　张英居官有“安心之法”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张英病逝，终年七十二岁。张英，字敦复，又字梦敦，号乐圃，江南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县）人。他于康熙二年中举，康熙六年考取第二甲第四名进士，改授内弘文院庶吉士。张英在朝任职期间，曾随侍康熙帝达二十余年，是清初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张英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期间，正职是礼部尚书。当时，正是乌兰布通之役后，康熙帝舅父、一等公佟国纲在平定噶尔丹叛乱的乌兰布通战役中阵亡。康熙帝非常痛心，务求隆重祭葬。但编修杨暄撰写的佟国纲祭文被康熙帝斥为极其悖谬，下令严惩杨暄，以惩戒将来。张英也因未能详审祭文而被革去礼部尚书，直到两年以后才官复原职。然而，不及两年，张英又因教习庶吉士之误而被连降三级。尽管康熙帝认为张英与那些言行相悖的假道学有很大不同，并且后来仍命他任教习，但是，张英却经过几次波折之后，总结了一套“安心之法”。他经常以白酒一杯、清琴一曲聊以自慰，非理事决不做，费力挽回事决不做，败坏生平、不可告人事决不做。在衙门里，一事当前，只往稳处想，不将迎于事前，也不留滞于事后。就这样，张英克服了往日形神交困的状态，终于又成为康熙帝十分信任的大臣之一。他升任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平定朔漠方略》一书的总裁官。张英不仅是康熙朝的名臣，而且一生写了许多书，主要有《周易衷论》、《易经衷论》、《书经衷论》、《存诚堂诗集》等。康熙帝得知张英逝世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赐祭葬加等，谥号文端。

　　熊赐履在朝任职四十年
　　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月二十八日，熊赐履病死于金陵（今南京），终年七十五岁。熊赐履，字敬修，号素九，湖广孝昌（今湖北孝感）人。他二十四岁成进士，三十七岁升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任康熙皇帝的经筵讲官，四十一岁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提倡程、朱理学，被称为清初的“理学大臣”。熊赐履任秘书院侍读时，曾应诏上万言书，对民情吏、朝政得失等侃侃而论，直陈己见，因而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为康熙帝所重视。在充任经筵讲官期间，康熙帝虚心学习，有疑必问，努力探求治国安民之道，熊赐履则是有问必答，耐心讲解，还经常结合国计民生、用人行政等问题，以问答奏对形式，将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灌输给康熙帝。熊赐履还就国家大势向康熙帝提出自己见解，认为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务使家给人足，安居乐业；而河工为国家大役，溃决频繁，长此不治，最为可虑。康熙帝对此深表赞许，平定三藩之后，立即着手治河。熊赐履还就用人行政向康熙帝提出：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从来没有无弊之法。得其人，变化因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虽有典谟官礼，也难尽善。此外，在修身明德，格物致知、人性善恶、知行关系、经权文义等方面，熊赐履也经常和康熙帝研究讨论，对康熙帝治理国家有极大启发。熊赐履生平酷爱藏书。他在金陵居住期间，利用金陵书籍甲天下的有利条件，竭力购求，总计得书十万余卷。特意筑屋五间，用来藏书，名为“下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