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娥的详细资料

　　李燕娥是广东中山人，从16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陪伴了宋庆龄整整53年。她虽然没有文化，但爱憎分明、性格爽朗。解放前，在重庆、上海等地，国民党特务多次用金钱收买她，用介绍对象诱惑她，想通过她来刺探宋庆龄的情况，但李燕娥对宋庆龄忠心耿耿，丝毫不为所动。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解放后，她尽心竭力地照看着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那些孙中山留下来的遗物。
　　宋庆龄从不把李燕娥当作“下人”，而视她为家中的一员。李燕娥比宋庆龄小了近20岁，但却一直被称着“李姐”。吃饭时宋庆龄与她同桌，并且让她坐在主人的位置上，自己则坐侧座。李燕娥身体比较胖，宋庆龄又让人专门改制了一张矮床，方便她休息。
　　解放后，宋庆龄住北京时间居多，为了抚慰李燕娥的思念之情，宋庆龄把自己的照片和北京寓所主楼的照片寄给她。李燕娥把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便随时都能看到。有一次李燕娥受了伤，宋庆龄十分担心，专门指示上海的同志抓紧为李燕娥疗伤，还专程赶到上海看望。
　　宋庆龄为李燕娥想得非常周到、细致。她经常送一些小礼品给上海寓所的工作人员，每次总是专门准备一些火腿、广东腊肠等家乡食品，带给李燕娥。
　　1971年11月8日，宋庆龄专门给上海寓所的管理员周和康写信说：“现在委托你办一件事：旧历10月10日是李燕娥的生日。她在我处服务快40年了，我应该对她忠心耿耿的工作有些表示。请你在9日那天代买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斤香蕉送给她（连同这张贺片）。多谢你！”
　　1979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宋庆龄万分焦急，亲自把她从上海接到北京，不仅请人照料她的生活，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像对待她一样来照顾李燕娥。
　　她还请来最好的医生为李燕娥诊治。当医生确定她的癌变已到晚期时，宋庆龄十分伤心。她压抑着悲痛之情，尽可能抽出时间陪李燕娥聊天，以缓解她的痛苦。当时北京的青菜很少，她怕李燕娥不习惯，就请人想办法多买些新鲜蚕豆来补充。为了增加营养，宋庆龄特别吩咐每天要让李燕娥吃鸡肉，喝鸡汤。
　　对于病重的李燕娥，宋庆龄心情十分沉重。她曾给马海德写信说：“我亲爱的管家患了可怕的疾病，使我十分心烦意乱。她跟随我50年了，她是那么的忠诚，也是我最可信任的朋友。我害怕她很快会死去……她躺在床上全然不知真正折磨她的是什么病痛！我是如此悲伤和六神无主……”
　　第二天，她又写信给爱泼斯坦：“近日来我为李姐（我50多年的伴侣和管家）病重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如果不是亲眼读到这些信件，简直难以想像，在任何巨大的压力面前都不曾惧怕、不曾退缩的宋庆龄，为了李燕娥竟会流露出如此强烈的悲伤。
　　1981年2月，在焦虑的煎熬中传来了李燕娥病逝的消息，宋庆龄顿时热泪盈眶。当李燕娥的骨灰盒被送到宋庆龄住所时，她迎上去，把脸紧紧贴在骨灰盒上，不住地抚摸着，亲吻着，泪水点点滴滴洒落……
　　在李燕娥骨灰移送上海那天，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自把骨灰盒从自己的卧室里抱出来，步履蹒跚地从楼上一直送到门口的汽车上。事后，她给一位友人写信说：“我痛心地告诉你，我亲爱的管家和同伴李燕娥……因患癌症逝世……我可怜的燕娥在几天前由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将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心的同伴旁边。”
　　为了李燕娥的后事，宋庆龄特意写信给秘书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并要求：墓碑“和李姐要做同样的”。为此，她还专门画了一张草图。
　　就在李燕娥去世100多天之后，宋庆龄亦不幸病逝。宋庆龄的骨灰被送到了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就是今天的宋庆龄陵园。陵园中间，是宋庆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合葬墓，东侧是宋庆龄墓，墓碑上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西侧对称位置，是形状相同的李燕娥墓。墓碑上刻着“李燕娥同志之墓——宋庆龄敬立”的字样。

1915年10月中旬的一天，宋家的二女儿——宋庆龄，突然被她的父亲宋嘉树软禁起来了！

宋庆龄是宋家三姐妹中出类拔萃的老二，长得俊美异常，不仅皮肤白皙，晶莹得好像透明的玉石，而且体态轻盈，风度翩翩。当然，最漂亮的还是她那双豁豁亮亮嫣然动人眼睛。亲友们戏称其为一朵花，不像牡丹和玫瑰那么艳丽娇媚，而像玉兰和水仙那么淡雅秀美。她很像我们东方古典风韵的少女，显得文静、温存，讲话轻柔，举止端庄，身材娇小而线条分明。因为她很可爱，而且听话，所以最得父母的疼爱。尤其是母亲，简直把她当做掌上明珠一般。

然而，这个一向以文静温雅著称的少女，今天究竟犯了什么“天条”？为何会遭到父亲的“囚禁”呢？

让我们细细道来。

在宋庆龄诞生之后，她的父亲宋嘉树由于在实业方面经营得法而逐渐富裕起来。于是，宋嘉树便在上海虹口郊区购买土地，建造了一幢楼房。这幢楼房坐落在今东余杭路上。它的建筑形式半为中式，半为西式，用中西合璧、副为一体8个字来概括，可以说恰到好处。主楼虽然谈不上壮丽堂皇，却也显得庄严、气派，颇惹人眼。朱红的大门和棕色的围墙，赋有东方的艺术色彩；那奇伟的楼顶，又好像西式的别墅。这楼后面是几间较小的房舍，有的作为仆人的住处，还有的作为厨房、小餐厅和贮藏室；再后面是一个菜园和花园。菜园里一年四季都有蔬菜，花园里更是四季鲜花盛开。

尽管宋庆龄在这个环境幽静、草木葱茏的地方，愉快地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但在她看来，这里也是自己在22岁时的一个“铁笼”。因为这一年深秋父母反对她与孙中山结合而软禁她，还为她匆匆忙忙地另择门婿，企图包办她的婚姻。为此，庆龄感到十分调怅，她整天沉默，或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卧，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像一只沮丧的笼中鸟一样，心情十分恶劣。在那原本是白皙、红润的脸上，如今被淡淡的雾气笼罩着；一双原本是顾盼生辉的眼睛，如今好像蒙上了一层倦怠的色泽；而且里面储满了青幽幽的忧郁的光。

作为一个对孙中山充满爱慕的姑娘，她感到惆怅和忧伤是很自然的事情，她无法扑灭胸中燃烧着的对孙中山的爱情之火，但一时间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办法断然冲出“铁笼”，离家私奔。

她被心中的矛盾苦恼着，折磨着。

她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但对她这样有教养的女子来说，要下决心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宋庆龄在表面上一直很平静，这种平静掩盖着她江潮般奔腾起伏的不安思绪。她几乎整天都呆在自己的卧室里，脸色显得微黄，憔悴，不时把那细而长的浓眉缩紧着。有时站起身来踱到窗下，看看天空，看看树木，看看自由飞翔的小鸟儿，然后便长时间地在屋里缓缓地来回走动。

她不像中国上流社会的小姐那样，在自己的卧室里悬挂西洋的名画。雪白墙壁的四周，连《最后的晚餐》这样著名的油画也没有挂，唯独把父亲宋嘉树和母亲倪桂珍的大型半身照片，镶在一个淡绿色的镜框里，挂在小钢丝床上面的墙壁上。她端详着父亲和母亲的照片。她望着父母脸上那一层“永恒的微笑”让记忆的小河在心底缓缓流淌……

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宋庆龄出生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滩，她在一个传教士后来转为实业家，同时是革命党人的家庭“呱呱”坠地了。从她投入这个家庭怀抱的那一刻起，她就受到了父亲和母亲百般的疼爱。尤其在母亲倪桂珍的心目中，庆龄是最逗人喜爱的孩子。因为在宋家三姐妹三兄弟中，并非个个都有庆龄这样稳重、腼腆、秀外慧中的性格。虽然其他子女也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其中不乏有优良的品格，但各方面都无法与庆龄相比。也许，倪桂珍略略偏爱于她的缘由正在于此。

在宋庆龄被软禁的日子里，她不止一次地背诵哈·纪伯伦的一篇礼赞母亲的佳作：

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喊，就是“妈妈”。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字眼，充满了希望、爱、抚慰和人的心灵中所有亲昵、甜蜜和美好的感情。在人生中，母亲乃是一切。在悲伤时，她是慰藉；在沮丧时，她是希望；在软弱时，她是力量，她是同情、怜悯、慈爱、宽宏的源泉。谁要是失去了母亲，就失去了他的头所依托的胸膛，失去了为他祝福的手，失去了保护他的眼睛……

宋庆龄在痛苦不堪的时候，反反复复背诵这篇传世之作，正体现了她对母亲怀有一种深沉的爱。她感到母亲的脸上有一层“永恒的微笑”这种微笑和注视，仿佛是一只温暖的手在抚慰她的心灵。此外，她还常常想到她去美国读书时，母亲送的蓝宝石胸针，她一直视为珍宝，时刻珍藏在自己身边。伺样使她念念不忘的是母亲在那时送的一瓶葡萄酒，一瓶枫叶糖浆和一件毛背心。这些东西是让她到美国后吃用的，但她怎么也舍不得用，一直保存着。事后几十年，无论怎样战乱，怎样迁居，这几件礼物都保存下来了，现在陈列在北京宋庆龄故居的展览馆里。她对母亲感情之深沉与细腻，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宋庆龄对母亲十分敬爱，那么，对父亲宋嘉树她同样怀有深厚的骨肉之情，而且也有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她永远难以忘却。她忘不了父亲对祖国的一片痴情。1883年7月27日，父亲从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回上海工作时，他给上海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令布道团团长传教士杨·艾伦博士写了一封激情满怀的复信：“接奉手书已有数日，确实不甚欣慰。我看到你完全把你的工作、生命和精神奉献给了上帝。我希望上帝恩赐，让我尽快见到你……在我结束我的学业后，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对别人行善，拯救他们免遭永恒的惩罚，但愿上帝帮助我。”

这封洋溢着对祖国人民无限热爱的信，庆龄一直镌刻在心里，表示她对父亲的敬爱。

她忘不了，父亲依据自己在上海宗教界和实业界已取得的优越地位，在宗教和实业的双重掩护下，秘密地支持和援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帮助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推进民主革命事业。在和孙中山屡作“终夕谈”之后，他深深地为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宏大抱负所激动，认识到要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依靠基督的“福音”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唤起民众进行民主革命，从而开始由实业家转为兼做革命党人，这是他一生中最根本的转折。宋庆龄对父亲的这个转折尤其敬佩，对父亲很快成为孙中山的热情支持者和挚友也尤为高兴。

自然，她更忘不了，父亲曾用讲故事的形式，向他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他是祖国和人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支持下，在这种崇高理想的鼓舞下，使他不怕艰难困苦、不畏惧强暴曲折，以及对自己和兄弟姐妹大胆而有远见的培养，都使庆龄念念不忘。因为所有这些，对她的成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一桩接一桩的往事在宋庆龄脑海里浮起，使她那颗痛苦的心扉更加痛苦了。平心而论，她当时不是不想私奔去日本，同孙中山结合以了却心愿。事后许多年，庆龄曾向友人说：“我当时的确曾一度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毕竟，父母养育了我，付出了辛劳，如果我离开他们而去，会使他们失望和痛苦。但是，我十分崇敬孙博士，恰似一团火在自己心中燃烧着，无论怎样也无法扑灭……”

是的，那时候，庆龄怎么也无法摆脱这种巨大矛盾的缠绕。即使夜里就寝后，头脑里依然在反反复复地思忖着，斗争着。

有时候，庆龄想到离开家后父母将产生的痛苦，也曾试图将自己对孙中山的爱慕压下，但它像漂在水缸里的葫芦一般，按了下去，终究非浮上来不可。不仅如此，甚至正如煤火上加盖反而增强了火力一样，愈是遏制，那颗火热的情爱之心反将十倍地燃烧起来。

一天深夜，庆龄禁不住自问自答：“记得1900年9月8日么？”

“记得，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那天，孙博士登门拜访我的父亲，我第一次见到他……”

那时，庆龄才7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她站在父亲身边，圆睁着双眼望着这位不凡的来访者，并被他和父亲的谈话所吸引。孙中山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痛感人间不平而终身投入革命”的献身精神，使她感到很新鲜，很美好。那种感觉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使她终生难忘。

随后，在宋庆龄的少年时代，孙中山经常访问她的父亲，共同探讨救国道路，畅谈反清革命，同她也常常见面。一次，她听孙中山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封建的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压迫下，中国再也无力坚持‘闭关自守’了，万里长城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洋枪、大炮和十字架所冲倒。中国被迫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并丧失了大量的国家主权和许多块领土，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满清王朝的腐败却愈演愈烈，中国非进行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腐朽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应该独立、平等和自由，人民应该享受生存、发展和与之相应的一切权利；我要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这是值得我去出生入死的伟大目的。”庆龄听到这里，不由精神为之一振，情不良禁他说：“我也要同您一样去奋斗。”这时，孙中山微微一笑，并高兴地鼓励道：“对，庆龄，当然你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得帮助我，唯此革命才能成功，知道么？”好似条件反射，庆龄马上想起了在一本小册子上看到的话：“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聪明的姑娘望着孙中山，甜甜地笑着：“你说得对，跟书本上写的一模一样哟。”孙中山也不由笑了起来。就在这笑声中，“为着革命”、“共同奋斗”等革命思想，便悄悄地播进了她年幼的心田。

宋庆龄以优异的成绩于1913年夏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于学院，并获文学士学位。她得知国内形势剧变，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被迫亡命日本，一连几天，坐立不安。正当她拟回上海探亲，到了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时候，突然收到父亲来电，要她“推迟行期”。她原以为不会等多久，因此只打算在伯克利暂住一时。当时，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竟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她更没有想到，她父亲很快就追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宋蔼龄继续在孙中山身边当秘书。宋嘉树则直接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充满革命激情的宋庆龄遵照父亲的电示，于1913年8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翌日晚上9时50分，就由父亲和姐姐陪同到孙中山寓所拜访。尽管庆龄童年时代曾多次见过孙中山，但成年后与孙中山见面这还是头一次。她在美国学习时对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意义，一直评价很高。她在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开头写道：“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的最辉惶的成就，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制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这场革命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王朝的残酷压榨和无比自私，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变成贫穷不堪的国家……”大约就在此时，她简直把孙中山当成自己的上帝，同时又把他看作是中国的救世主。所以，当她这次拜会孙中山时，她感到十二分的荣幸。她相信，她马上就要见到的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国外流亡不会太久。她确信，这个强有力的、一心一意为革命而准备献身的爱国者，最终会找到归国之途，井找到他领导民众为崇高理想继续斗争的机会。

当时，宋庆龄的确是怀着这种对孙中山的无比崇敬之情，与父亲一道来到孙中山身边。她满怀仰慕和崇敬的心绪向孙中山致意，并带给他一箱革命同情者送的加利福尼亚水果。

孙中山听罢庆龄一番热情洋溢的话，慈祥地笑了笑，用平稳清晰的语调说：“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愿望，谢谢同志们送来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眼下革命尚未成功，还有许多困难，还是应该继续干下去，祖国和人民需要啊！”孙中山说着停了下来，慈祥地望着庆龄。聆听着孙博士的教诲，来庆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然而，更让她感到快乐和幸福的寥还在后头呢！

那时候，宋庆龄的父亲健康欠佳，却仍坚持为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由于不宜用日本方式那样长时间盘腿席地而坐从事写作，就让庆龄帮助他，并且很快教会女儿协助孙中山工作。随后，因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离开了工作岗位，庆龄便顺理成章地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担负起孙先生同国内外所有书信往来的繁重而又危险的革命工作。

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一方面，袁世凯上台后，明目张胆地投靠帝国主义，加紧复辟帝制活动，打击革命力量，并派了大量刺客，谋杀革命党人；另一方面，在白色恐怖下，许多革命党人或者意志消沉，或者投降分裂，因而孙中山鼓吹反袁的各种活动，几乎都陷入逆境，处在非常艰难的时期。

在孙中山处于革命征途的危难时刻，宋庆龄勇敢地站出来，积极地帮助孙中山工作。那是多么紧张而又多么快活的日子哟。每天，当太阳从那苍茫无际的大海里涌了出来的时候，她就开始忙碌起来。不是整理文件，处理东西方各国爱国侨胞和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山西等地发来的函电，就是寻觅和提供孙中山急需的资料或从事其他许多繁重的日常上作。这些事情，常常使她从日出忙到日落。

一次，孙中山忙碌了一整天，晚餐时，宛如黄豆般的汗珠，忽然顺着孙中山那圆浑的、略显皱纹的脸庞静静地滴落下来，他感到整个腹部剧烈疼痛，不得不靠在藤椅上喘息着休息下来。

这情形，使坐在一旁的宋庆龄不禁吃了一惊，她连忙取了镇痛片来，让孙中山吃下去。他吃下药，已经是夕阳落山了。庆龄搀扶着孙中山到卧室就寝。他躺下睡了好一会，庆龄留心看他的神情，仿佛平稳了不少；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忽然睁开眼轻轻叫了一声“庆龄”！旋即又合上眼睛睡去了。庆龄放心不下，仍然守在床边精心观察护理。

夜，静悄悄的！躺在床上的孙中山，睡得像孩子那样安宁香甜。不知什么时候，远处传来醒得过早的雄鸡的啼叫声。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惊醒了孙中山，他睁开惺松的唾眼，从床上坐起来，望着坐在床边的庆龄，不由眼眶潮湿了。骤然间，一种温暖的感觉渗透了他的全身，在他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感受过胜利的喜悦，感受过革命党人的和谐，今天，他又真正感受到一个少女给他带来的温馨。

还有一次，孙中山撰写文稿从傍晚到翌日早上两三点钟，好心的宋庆龄给他送来了夜餐。孙中山仍一心专注于那支笔杆子，继续写他的东西。这时，庆龄就说话了：“孙博士，已经夜半三更了，捱到天明怎么行啊！”孙中山微微抬起头来，朝她笑笑，点点头，表示知道该休息了。可是，他的文稿还没有写完，如果放下来，就怕灵感减弱了，没有了，便继续写下去。终于，庆龄憋不住了，她动了真情，乞求他说：“我的好博士，您给我把笔杆放下来好不好？”语气中含着一种深沉的温柔，包容着说不尽的关切和体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点嗔怪的意思。孙中山知道是因为自己不听劝告，因此她不高兴。于是，他一边放下手中的笔，一边不无幽默地连声说：“遵命，遵命，我的秘书小姐啊！”说着，他笑了，那是感激的微笑。庆龄自然也笑了，笑得那么明朗。

像对待亲人一样，孙中山对宋庆龄也十分关切，而且关切中充满着体谅和宽厚。

1914年初秋的一天，孙中山夜间派人来叫宋庆龄，谁知她因房东梅屋庄吉的义女冈本梅子生病到药店买药去了。正巧，她回来时。在大门口碰见了孙中山。这时，他劈头就问道：“怎么，你生病了？”庆龄摇摇头：“噢，我好好的，哪来的什么病哟！”孙中山不由笑了：“我听说你上药店去买药，还以为你有病了，替你担心起来”。看来，你真的好好的，不像有病的样子，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话不多，但说得庆龄暖意盈怀，她的心仿佛在温暖中溶化了。因为她知道，那时孙中山正全力以赴地总结“二次革命”的教训，夜以继日地忙活着重整革命党雄凤的大事。他对这样一个小小的信息，马上会作出那样的反应，过只能看作是对自己真情的流露。这种真情，是很自然地从他那颗善良的心扉里流淌出来的，因而她觉得特别可贵。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与人之间那分真情吗？孙中山平时的确很关心、爱护宋庆龄，但他也不是无原则的宠爱，对宋庆龄，尤其对宋庆龄工作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有一件事，使庆龄终生难忘。

那还是l914年准备召开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前夕，孙中山找到宋庆龄，说需要国内及海外各地革命党人活动的基本情况分析，让她收集汇拢一下。两天后，宋庆龄把整理好的材料交给孙中山。此刻，他正忙着处理一件急事，没说什么。后来，他仔细看了这份材料，把庆龄找去，开门见山他说：“总的看，材料写的不错，但里面有一个数字不对头，澳门有多大呀，怎么会有几万平方公里呢？”他说着，眼睛盯着庆龄，严厉地批评道：“记住，你是我的秘书，办事情必须认真再认真，不能有半点马虎。”庆龄的脸刷地一红了，不由垂下头，惭愧万分。她觉得孙中山的话不多，可分量却很重。这件事，尤其是这几句话，她时常挂在心间，怎么也忘却不了。宋庆龄深深感到孙中山对她的关心、体贴，但是当她在工作上没有尽到责任时，孙先生总是严厉批评，毫不迁就。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自己。所以，她觉得在孙先生身边工作很惬意、很温暖，也很自豪。

大凡两个人在频繁接触中，最容易建立感情。

孙中山和宋庆龄正是这样。通过频繁的接触，宋庆龄从孙中山身上看到很多宝贵的东西，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的爱，对改变祖国命运宏大的抱负，为了崇高的理想不怕艰难闲苦、不屈下挠奋斗的意志，与朋友交往中热情有礼、谦逊谨慎的作风，以及崇高的思想、冷静的头脑和智慧的风采。这一切，都使宋庆龄感到由衷的敬佩。她作为一个秘书，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常常感到如登高山，如临大海，领略着无限美好的风光。同时，她还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这种激情意味着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得在孙中山面前，她自己好像雪山上的一棵睡莲。她的四周全是温泉、暖流与篝火。直至全国解放以后，宋庆龄仍很难忘却当时火热、亲密和和谐的情景。那真是两人心心相印、息息相关的岁月。宋庆龄意识到孙中山的理想就是自己的理想，她自己正在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目标。因此，她虽然终日辛劳但无怨无悔。正像她写给在美国读书的宋美龄的信中所表述的：“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曾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反过来说，在“二次革命”失败，尤其武装反袁斗争接二连三遭受挫折和长期流亡海外而遭受的痛苦与孤寂，也逐步使孙中山感到宋庆龄已是革命卒业上离不开的助手，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离不开的知心人，他从未庆龄的帮助和关切中得到敝舞和慰藉，“平生知心者，屈指能有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知己朋友不易寻求的慨叹，与当时孙中山心扉里所荡漾的思绪如出一辙。宋庆龄那文静而又温存，稳重而又端庄的举止，以及那张俊美的脸上的微笑和注视，像徐徐春风在吹拂他的心田。

哲人法拉奇说：“爱情是友谊的代名词，又是我们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可靠保证。爱情是人生的良伴，你和心爱的女子同床共眠是因为共同的理想把两颗心紧紧系在一起。”

这番烛照古今的话说得何等好啊！正是拯救中国、改变祖国命运的共同理想，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革命工作和患难中，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使他们彼此相爱。

1915年6月初的一天傍晚，瑰丽的晚霞仍像往常一样，把金色的光芒抹上寓所前的树丛，使松树也宛如新妇似的红起脸蛋来。孙中山和宋庆龄吃罢晚餐，有点空闲时间，便挽着手到衔头散步。东京初夏傍晚的清新空气令人感到惬意，他们沐浴者五彩缤纷的霞光，沿着那条卷松掩盖下的柏油路默默地走着。不知过了多久，孙中山忽然就国内及海外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畅谈自己的看法。尽管宋庆龄幼年时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子学校，1913年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咸斯卫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并获文学士学位，可以说是一位天资聪颖、才学过人的女件。但是，在孙中山面前，她总觉得自己浅薄，和孙中山在一起交谈，她又觉得自己缺少才华。孙中山是那个时代的伟人，是中国的大知识分子，大政治家。他的革命胆略和理论造诣，以及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才能，在国内外屈指可数，没有谁比他少善于做伟大的事业了。那当日，庆龄倾听着他的宏篇大论，眼上流露出抑制不住的钦佩和爱慕。

在孙中山谈话的时候，庆龄不时有些插话，两人谈得很投机。突然，她话锋一转，偏过头来望着孙中山，柔声说：“明天，我就要回上海看望因病回国的双亲，打算向父母禀告一下我们结婚的事情。”说到这里，她眉眼带笑地悄声问道：“你看，可以吗？”

孙中山没有马上点头。他迟疑了一会，声调有些惴惴不安：“庆龄，我对你确实感觉非常之好，并且开始默默地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是由于你的言行和外表都很出色，生性更为喜人。但是，我仍然要说，对我们的结合问题，你要十分慎重，要多考虑一些时候，再征求父母的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我一切都考虑好了。”庆龄斩钉戳铁他说：“我觉得，已经到该征求老人家意见的时候了，决不能再延迟下去。”

确实，在她眼里，他是个最值得她去爱的男人。他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把祖国看作更重于生命，在于他为了祖国的自由勇挑历史的重担，而且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宝贵的生命，还在于他竭尽全力去完成自己向往的伟大事业，达到自己追求的目的……来到世上22个春秋的宋庆龄，何曾见过这样富有魅力的男子？何曾有过这样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美德于一身的恋人？她感到心满意足。她似乎觉得，她眼前的这个挺拔潇洒、英勇顽强的孙中山，像一颗人间最美最美的花子一样，深深地种在她自己那颗润泽的心灵里。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剩下的事情就是征得父母的同意，而后再与心爱的人办理婚事。她十分坚定地对孙中山说：“我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你、和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情，我愿意和你一起奋斗，一起献身于革命，如果不去这样做，那么，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听着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孙中深深地感到宋庆龄对自己的一片深情。49岁的孙中山虽然有过一次婚姻，但平心而论，他从未享受过这样的温情，从未沐浴过这样的温馨和美好，他感到心满意足，他甚至觉得，自己过了49个春秋，专等的就是她这样的女性。这些年，随着频繁的上作和生活接触；也随着她对革命的现实
和理论问题的深刻理解，他时她的情爱日深，然而，长久以来，他却痛苦地把这种感情埋藏在心底，不让它流露出来，更不让已经在驱动他心灵的爱的车轮，像追赶太阳的金车那样，不畏艰险地去追逐自已所爱的偶像。虽然有时候，也许在一瞬间，他也曾情不自禁地流露过一点什么。他的心里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和庆龄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并且开始默默地相爱。他觉得，能够得到她的爱，是多么幸福；另一方面，他又被自己的年龄和其他问题困扰着，因而他不愿意对她有明确的表示，甚至再三劝她对他们的结合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当宋庆龄今天利用约会的时机，明确向他提出两人结合问题的时候，他依然劝她“要十分慎重，要多考虑一些时候。”然而，爱情有它自己的规律，一切都要向它低头。不论是旧的传统习俗观念，不论是年龄差异还是父子情谊，都显得无能为力。真诚而成熟的爱情就是最高法律。

共同的理想缩短了年龄差异悬殊的距离，窈窕少女与将近“天命”之年的男子成了热恋中人。多么幸福而又多么快活的时刻哟。宋庆龄望着身边的孙中山，望着那双不只是异常敏锐，也是充满情感的眼睛，她内心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动，一种按捺不住的柔情。她与孙中山相识以前，没谈过恋爱，也没尝过爱人和被人爱的滋味。孙中山的一番表白，尤其是要她慎重些，多考虑些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虽然是几句很普通的活，但那里面包含的真诚，那使她心扉颤动的情意，她都领略到了。长到22岁，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男子那么坦诚的心声，她第一次看到一个伟人那么磊落的胸怀，她第一次了解到一个深受全民族敬仰和爱戴的革命家，内心也有矛盾和苦闷，也有爱慕和追求。他献身革命，热心民众的事业，殚精竭虑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和昌盛而奔走。共同的信仰、志趣和追求，把两颗沸腾的心紧紧融合在一起、得到他的爱是自己的福分也是自己的幸福。于是，她不顾年龄的距离，再次明确而坚定地说：“孙博士，如果不与您相识、相知，我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不会成为祖国最需要的战士。而这正是你——我心爱的人给我的。我应用怎样的爱来回报您呵！只要您愿意，我将会永远陪伴着您，和您一道献身于革命事业。”她说着，眼里放出期待的光，像是热切盼望孙中山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宋庆龄那番发自肺腑的话，像大潮咆哮着涌进了孙中山心里的情海。他的心房不由地颤动起来，每一根血管都充溢着无限的幸福和满足。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神采飞扬的眼睛望着他心爱的人，灿烂的笑容里显出一种庄严的神色：“那好，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庆龄终于等到她期待已久的话。幸福顿时充盈了她的整个心房。

很快，宋庆龄抵达上海，回到她日夜思念

李燕娥是广东中山人，从16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陪伴了宋庆龄整整53年。她虽然没有文化，但爱憎分明、性格爽朗。解放前，在重庆、上海等地，国民党特务多次用金钱收买她，用介绍对象诱惑她，想通过她来刺探宋庆龄的情况，但李燕娥对宋庆龄忠心耿耿，丝毫不为所动。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解放后，她尽心竭力地照看着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那些孙中山留下来的遗物。
宋庆龄从不把李燕娥当作“下人”，而视她为家中的一员。李燕娥比宋庆龄小了近20岁，但却一直被称着“李姐”。吃饭时宋庆龄与她同桌，并且让她坐在主人的位置上，自己则坐侧座。李燕娥身体比较胖，宋庆龄又让人专门改制了一张矮床，方便她休息。
解放后，宋庆龄住北京时间居多，为了抚慰李燕娥的思念之情，宋庆龄把自己的照片和北京寓所主楼的照片寄给她。李燕娥把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便随时都能看到。有一次李燕娥受了伤，宋庆龄十分担心，专门指示上海的同志抓紧为李燕娥疗伤，还专程赶到上海看望。
宋庆龄为李燕娥想得非常周到、细致。她经常送一些小礼品给上海寓所的工作人员，每次总是专门准备一些火腿、广东腊肠等家乡食品，带给李燕娥。
1971年11月8日，宋庆龄专门给上海寓所的管理员周和康写信说：“现在委托你办一件事：旧历10月10日是李燕娥的生日。她在我处服务快40年了，我应该对她忠心耿耿的工作有些表示。请你在9日那天代买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斤香蕉送给她（连同这张贺片）。多谢你！”
1979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宋庆龄万分焦急，亲自把她从上海接到北京，不仅请人照料她的生活，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像对待她一样来照顾李燕娥。

宋庆龄是我国杰出的妇女，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她于1893年 1月27日，出生在上海。14岁时去美国读书，大学毕业后
回国。1915年，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孙中山先生结合，成了孙中山
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 1925年5月孙中山逝世后，她继承孙先生的
遗志，始终坚定地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挺身捍
卫抗日民主进步力量，发起和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真诚地与中
国共产党合作。1949年9月， 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她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她的才华和能力，在国际事务
和国内各方面工作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被国际上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她是
一位深受国内外人民尊敬的伟人，却平易近人，从不以伟人自居并且一直对劳动人民
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她与保姆李燕娥的亲密关系，就能看出她这种高尚的情操。
李燕娥是伴随宋庆龄50多年的保姆，一直与她患难与共，宋庆龄对她很尊敬，亲
切地唤她“李姐”。她们总是同桌进餐，而且宋庆龄总是把“主位”让给李燕娥坐，
自己坐在“客位”上。有一段时间李姐身体不太好，她不仅不让李姐来照顾自己，而
且用自己的薪金请来一位保姆照顾李姐。在李燕娥的晚年，宋庆龄为了使“李姐”上
下床方便，特意为她加工制作了一只席梦思矮床。1981年春，李燕娥患重病在北京住
院时，宋庆龄还亲自到医院陪夜。李燕娥病故后，宋庆龄立即告诉秘书好好安排她的
丧事，并亲笔批示：“我一直答应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
又写道：“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李燕娥骨灰迁往上海万国公墓时，宋庆龄眼含
热泪，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把脸贴在盒上，频频亲吻，一再叮嘱要为李姐立碑，碑
上要刻上“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立”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