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至1940年就读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文系、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40年至194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3年至1945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1945年至1946年,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助教;1946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1952年至1955年,任清华工农中学常务副校长;1955年至1958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1958年至1978年,在山西省教育学院任教,曾参加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1978年调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任教,1980年评为教授,1986年离休,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曾任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2008年9月15日18时,王永兴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
王永兴教授一生秉持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既表现在行动上,也贯穿于研究中。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了“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永兴教授是我国较早进行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之一,而他的研究的动力就是要赶超国际水平。王永兴教授曾悲愤地说:“我爱我华夏民族数千年优良的传统学术文化,现在敦煌文书研究的落后使我感到惭愧耻辱。我是个读书的中国人,不雪耻自强,何以为人!”本着这样的信念,他在繁忙的编辑中学历史教科书工作之余,筚路蓝缕,勤奋研读,撰写了《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一文。此文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上一经刊出,即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不但为中国赢得了荣誉,而且在此后几十年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必读之作,影响了几代学人,也推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十年浩劫期间,王永兴教授在九死一生的恶劣条件下,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不屈不挠,坚持研究,他的《介绍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残卷》一文,就是这样的劫后余稿。即使身处逆境、遭受长达20多年的迫害,王永兴教授的拳拳爱国之心也从未改变。
王永兴教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执着勤奋进行学术研究,精心培养人才。王永兴教授回到教学研究岗位后,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之中。在十余年中,他每学年坚持讲授两方面的课程,一是唐史,包括唐代经济史、唐代政治史、唐代制度史,以及唐史专题专书等课程;一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王永兴教授认真准备每一门课,讲授详尽深透,高屋建瓴。而且在课堂以外,对每一个选修其课程的学生,都进行个别辅导,耳提面命,诲人不倦。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言传身教,王先生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他们大多成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骨干,薪尽火传,桃李遍天下。
王永兴教授高瞻远瞩,锲而不舍,甘做人梯。他在执着勤奋研究学术和精心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关心着历史学系的学科建设。1981年,他为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多方奔走协调,做出了卓越贡献。时至今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史学研究机构,被国家教育部评为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科研基地,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
王永兴教授受教于一代宗师义宁陈寅恪先生,并曾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多年。他时刻以陈寅恪先生为楷模,治学做人,一丝不苟;尊师敬师,一生不变。他遵循陈寅恪先生“长编考异”之法,钩沉索隐,潜心研究,孜孜不倦。在晚年目衰手颤、书写不便的情况下,他仍苦学电脑,著述不缀,成绩斐然。他先后出版了《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丛稿》、《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等专著,均为“发覆”之作,开拓创新,建树非凡,嘉慧后学。他以弘扬义宁之学为己任,辛勤整理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深入研究陈寅恪先生治学方法,撰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发皇心曲,烛照幽微,其耿耿拳拳之心,感人至深。他还在出版困难的情况下,主编了五大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成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
王永兴教授一生胸襟坦荡,爱憎分明,耿介刚直,善良纯真。他意志坚强,百折不挠,提携后学,循循善诱。王永兴教授的猝然辞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使我国史学界蒙受了重大损失,令人感到无比惋惜和万分悲痛。
王永兴教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为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风范,他留给亲友、同事、学生的关爱与期望,将永远激励后人在人生和学术的道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