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恨歌》主题的争议
玄宗被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这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幕,引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咏叹.然而,文人的吟咏与史家的记述是不尽相同的.在文人的吟咏中,对玄宗与杨贵妃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的.总体说,偏重史实的作品,主调是讽刺；文学想象成分多的作品,主调是同情、感伤.
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长恨歌》最受人们的关注,引起的争论也最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俞平伯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和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是本诗研究中两篇重要文章.
对《长恨歌》的争论,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结束.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方面,主要有四说：爱情说、讽喻说和讽喻、爱情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另外,对杨贵妃的下落、作品涉及的本事也有一定争议.
有关论述摘编：
对《长恨歌》,作者自评：“一篇《长恨》有风情”.自许《长恨歌》是他的“压卷杰构”.
唐宣宗在追悼白居易的挽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乐天之长恨歌,……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压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在对《长恨歌》主题认识上,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作品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也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经过作者的描写,李杨情事超越了本身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还有论者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际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
持讽喻说者指出：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白居易作此诗的目的是揭露与讽刺李杨纵情声色,贻误国政,最终引起了安禄山之乱,两人也因此身处异境,苦果自尝,最高统治者应该以此为戒.
双重主题说认为,此诗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持此论者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