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门四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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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06 00: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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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黄庭坚 简介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 黄庭坚 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 文学作品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秦观 简介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 文学作品 20岁,作《浮山堰赋》。24 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 秦观墨宝 )等。《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臭腐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卷四四四。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又辑《扬州诗》、《高邮诗》。其《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 晁补之 简介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晁补之他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 作品 《宋史·气文志》曾录有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鸡肋集》一百卷和《晁补之集》七十卷。这些集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均遭禁,现存的仅有《鸡肋集》七十集,其中诗赋二十三卷,散文杂著四十七卷,系补之从弟晁谦之于绍兴七年编成刊行于建阳。有明晁瑮本、明嘉靖三十三年重刊宋庆元五年黄汝嘉本、明崇祯八年顾凝远诗瘦阁依宋本重刊本、四部丛刊本。另补之间现存一百六十余首,有明毛晋汲古阁刊《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本、旧钞《鸡肋集词》一卷本、旧钞《晁补之乐府》一卷本、清道光十年晁氏裔孙贻端刊《晁氏丛书》本、涵芬楼刊林大椿七卷本、吴昌绶煦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本,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晁氏琴趣外篇》校点本等。 张耒 简介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生予北宋至和元年(1054),殁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因其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晚年居陈(今河南淮阳),陈地古名宛丘,所以人亦称其宛丘先生;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 作品 张耒平生仕途坎坷,屡遭不幸,可他从未忘怀操写诗文。其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论、议论近三百篇,真可谓洋洋大观矣!其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东坡称之“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吟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穷困,颠沛流离,后又屡遭贬谪,长期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因而对劳苦百姓的关心也颇切,如在《劳歌》一诗中对那些“筋骸长彀”、“半衲遮背”的“负重民”以怜悯;在《和晁应之悯农》一诗中对那些“夜为盗贼朝受刑”的“南山壮儿”以同情等等,等等。也正因为其“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的悯农意识,才使他在政治观点上追随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在实践中则主张富国强民,改革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这与司马光等人纯粹的因循守旧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与此同时,面对辽、夏对北宋的侵凌,他也积极主张开边御敌,建立奇功。他的《少年行》、《昭陵六马》、《听客话澶渊事》等无不洋溢着一股勃郁的爱国主义精神,读来令人感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