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发展动力

19-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运动与变革是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本质力量。
“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即“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近代，梁启超倡“新民”说，呼唤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的现代化。近代新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尤其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
五四文学倡扬个人的旗帜、胡适宣传“易卜生个性主义”，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五四对“人”的个性主义的发现，具有20世纪文化的现代性。
1928年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发现了人的阶级性，为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展示了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新天地。左翼文学进而以人的阶级性、革命性取代人性、对峙人情，否认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是革命文学派的人的观念与话语。
30、40年代，茅盾着重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的文学，巴金、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路翎各具特点地承传了五四个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老舍、钱钟书等强调人的文化属性的人的观念，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人的观念体现了充分世俗化中的充分人性化传统世俗化社会的大众道德与大众人性观。
50、6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君临文坛，阶级的、革命的人的观念与话语成为主流观念，否定了五四个性与人文主义人的观念和话语。
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文化寻根等一系列文学沿革，以对人的逐步再发现，五四的人的观念的逐步在寻找，构成新时期文学发展裂变的内在律动。
西方文化刺激着中国人不断发现人，启发着20世纪中国文学如何表现“人”。
20、30年代，易卜生、卢梭、尼采、弗洛伊德进入中国，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人”。易卜生、卢梭所揭示的人，是人类对自我的理性主义认识，尼采、弗洛伊德对人的自我的非理性主义层面的揭示，使人的内涵获得了现代性。这使得五四时期中国文化、文学对于人的发现，构成一个完整丰满的、现代性的人学观。
新时期，影响最大、最广、最深的是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尼采、弗洛伊德、贝克特、萨特对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
第二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开端（物质基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与文学已开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与内部双重的现代化努力。
民族先觉者们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2.报刊、书籍等现代出版业的发展，给以具有现代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为主的、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了理性交往的空间，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与独立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4.文学的接受机制发生了变化，文学接受者的队伍日益扩大，唯新是鹜，推动着文学自身的发展。
第三节 文学观念的变革
梁启超首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诗界革命 梁启超于1899年在《夏威夷游记》中首倡，他主张诗界革命应达到三个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他所说的新意境是指“理想之深邃闳远”；新语句是指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以古人之风格入之，是指革其精神而不一定革其形式，“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他提出的保

张定浩、黄平：分歧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动力——从东北书写说起

11月22日上午，借《文艺报》约稿及张定浩兄来华东师大闵行校区讲座的机会，我们在中文系四楼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办公室喝茶聊天，主要从几位东北籍青年作家的写作说开去。这是一次有效的对话，双方观点略有不同，但在表达不同观点的同时，彼此倾听，尊重并尝试理解对方的逻辑。对话较长，约有一万三千字，分为上、下两部分发表。上篇刊于《文艺报》2019年12月18日第2版，题目为《“向内”的写作与“向外”的写作》；下篇刊于《文艺报》2019年12月23日第2版，题目为《小说家的多重身份》。本次推送系全文。

上

黄平：我们都知道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名言，“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借这句话来描述当代文学批评，尤其是定浩兄你才华横溢的文学批评。最近你的一些观点引发一些争议，但我觉得引发争论是好事，分歧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动力。

在此也特别感谢《文艺报》编辑老师的邀约，我们有这个机会进一步讨论。我们从一个具体的问题聊起吧，你在接受某网络媒体访谈的时候说，现在一些流行的东北籍青年作家走红，是为了满足一二线城市受众的心理期待。

张定浩：黄平兄过誉了。我觉得文学批评和文学一样，其中一个主要作用是促进交流，而交流的前提乃至目标，都是相互理解。但从一个人的想法到他的表达再到其他人接受到的信息，可能就是一个不断变形的过程。我那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

“就在这几十年，所谓的生活经验，在小说写作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歧视链。歧视链底端是大城市的男女婚恋的经验，越老少边穷地区，小说档次似乎就越高，所以现在流行写小镇生活，而像路内这样能写工厂生活的，文学青年就觉得哇好厉害，他在工厂生活过也，好有生活经验啊，像阿乙写警察生活的，也同样如此，写东北或者边疆看起来就更厉害了。

这很可笑的。经验本身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级别，这纯粹是因为大部分的受众是在一二线城市，他们希望看到一个陌生经验，但是陌生感的经验不代表好，我们往往会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会降低要求。比如恋爱小说，每个人都谈过恋爱，读者就会批评作者写的东西都太假，但如果写边远山区的拐卖妇女的事情，你就觉得哇好厉害，就是这样，读者面对陌生的东西会对作者降低要求。”

作家当然只能写各自最熟悉的地域与生活，这毫无问题，比方说路内能写工厂生活，阿乙写警察生活，班宇和双雪涛写东北下岗工人，这都没问题，但他们小说的品质好坏，和书写哪个阶层应该没有关系，和书写什么样的生活经验也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在经验当中，为什么工厂经验是经验，警察经验就是经验，而恋爱经验就似乎低人一等呢？我只是感觉到从读者角度来讲，有一个陌生经验影响审美判断的问题，我是想表达这个，但可能不是表达得很清楚。

黄平：陌生经验？

张定浩：我说的那句“大部分受众是在一二线城市，他们希望看到一个陌生经验”，和兄所表述的那句，在逻辑关系上恰恰是相反的。不过，可能我应该把“受众”换成另一个词，即“评论家”，就更接近我的本义。因为评论家起了一个引导舆论的作用。我接触到很多普通读者私下对于班宇和双雪涛的阅读感受都不好，但他们不会公开表达，或者说没有能力或没有欲望形成文章来表达，这个大家看一看豆瓣短评就能看出来，豆瓣短评中有时会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见，但豆瓣长评就可能百分之九十都是五星好评，因为能写长评的，大多是书评人或评论家，还有一个宣传因素，以及评论界一窝蜂追捧新人的趋势，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就使得这两本书的声誉超出了它们本来应有的水准，很多普通读者的看法某种程度上是被遮蔽的，这里面就有一个王小波说过的“沉默的大多数”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有两个非常懒惰和粗暴的套路，一个是代际划分，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另一个是地域划分，动不动陕西三驾马车，广西三剑客，河北四侠，甘肃八骏，现在又出来一个铁西三剑客。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集体性的称谓都是发生在边缘地区，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没有发生在江苏和浙江还有广东？北上广也拥有很多很成熟的作家，为什么大家不把这些中心大城市的作家拉成一个个战队？所以我的批评其实主要是针对有舆论引导能力的评论界。

黄平：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不认为“东北”是一个纯粹的地域范畴，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被地域所遮蔽的“阶级”范畴。定浩兄你刚刚提到陌生经验，我的疑问是：写沈阳的工人生活，为什么不是大城市经验？

张定浩：我只是说陌生经验，并没有说工人生活因为不是大城市经验所以才成为陌生经验。如果说是写沈阳的工人阶级，当然是大城市经验，但如果说我们被现在几位年轻的东北作家所打动，那么他们打动我们的，绝非我们想象中的熟悉的大城市经验在打动我们，而是衰败、落寞这种相对不熟悉的大城市经验，而这种打动的缘由，和最初乡村经验、边疆经验打动我们的那种落寞、荒芜、野蛮、暴力是相似的，都具有某种陌生性，或者说异质性。但一个作品的陌生性、动人程度和好，本来是三件事，在普通读者那里可能不加区分，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讲，不能混为一谈。

黄平：我也是被这种衰败、落寞打动。但这种衰败是否和“边疆”带给我们的感受相似？这里是不是有“中心-边缘”的经验体系？为什么比如说伤感迷茫，就是大城市经验，而写沈阳工人社区的衰败，就是和“边疆”类似的经验呢？我把这个话的意思进一步说清楚：在今天，不同的经验是有等级的，有的经验是“中心”的，有的经验是“边缘”的。这种不平等的歧视链比审美歧视链更为可怕。

张定浩：我是希望有平等，我觉得在普通读者很难做到平等，在评论家那里要做到相对的平等。

黄平：我觉得我们立场完全一样，我也希望有平等。问题在于，上海是城市经验，沈阳不是；淮海路是城市经验，工人村不是。我们不会把淮海路理解为边疆。现代性的丰富性经常被单一地理解。故而当我们面对一个不平等的经验体系的时候，我们讨论“审美”的平等，是不是有可能加固这种不平等？我的意思是，既然存在不平等的体系，我们希望文学有所抵抗的话，强调作为弱势一方的工厂生活有什么不对呢？

张定浩：我从来没有说强调工厂生活不对。

黄平：换个词，底层生活。

张定浩：底层和工厂一样，都是一个集体概念，这种集体感是有煽动性的，而在我的理解里，文学恰恰是要对抗集体的这种煽动性力量。詹姆斯·伍德批评麦克尤恩，说麦克尤恩非常清楚他的读者要什么，他的每个细节都在操纵读者的反应，伍德认为这“非常邪恶”。如果说班宇小说让我产生的一种基本不适感，那么就是我感觉到他在操纵读者。

进而，很多评论者只是在一个东北大衰败的社会背景下赞美几位年轻的东北作家，将他们迅速捏合成一个整体，指认其代表了某种文学之外的集体性表征。这种表征式批评，是对文学的不尊重，也是对这些作家的不尊重。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如何区分郑执、班宇、双雪涛之间的差异？我觉得这个差异比他们的共性更重要。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用粗暴的集体方式来讨论文学，这是我比较敏感的地方。

我们现在流行的文化研究，或者是社会分析的批评模式，是轻视具体审美价值判断的，文学的价值仅仅是因为它反映了某种非文学的东西，这个最后走到极端就是虚无主义，是反智，而这种虚无主义和反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症状。我希望文学批评可以抵制而非迎合这种东西。

黄平：定浩兄我完全认同文学要抵抗虚无主义，这是我们共同的立场，等会再谈。你说他们有的人的写作是操纵读者，或者说是迎合读者，我觉得你把读者想象的太被动了。比如说，我先不说我评论者的身份。我也是一个读者。不管是双雪涛还是班宇，他们小说里都写了一个情节就是九千元的学费，我们都知道1990年代九千元学费意味着什么。这个事情在东北是真实的，我也交过类似的学费，压力也非常大。对于他们的小说，我这个读者的感受是真实的。

张定浩：我说的操纵，不在于具体细节和其在读者那里引发感情的真实与否，而在于作家的表达手段是否存在某种模式化的可重复应用的东西，并且他是否充分意识到这种模式和某种效果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在班宇的小说中，那种阅读快感很大程度上是由口语化的短句所造成的。这种短句在我看来，已经刻意为之到了一种比较过分的程度，其结果，就是读他一个小说，会感觉很硬朗干脆，读多了几个之后，就有明显的同质化厌倦，因为这种效果是可以复制的。

这种短句表达，其实已经涉及方言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了。李陀写《逍遥游》的那篇文章也提到这一点，他为了彰显班宇小说的口语化，遂在一开始就指认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小说都是书面化的。但实际上，我们看看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文学，一直是书面和口语同时往前走的状况，像比较著名的如王朔、曹乃谦，金宇澄，颜歌的小说，都是以地方方言为叙述语调，再往前，还有李劼人，其实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代都有作家会这样做。口语化和方言写作在当下中国并不是一个特别稀奇和弱势的存在。

黄平：我是辽宁人，但我在这里不讲方言口语的经验，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容易讨论，我不能说我懂东北话因而天然地更容易理解班宇他们的叙述，这没道理的。难道理解莎士比亚，一定要学习斯特拉特福德地区的英语？基于方言谈文学，很容易流向撕裂，变成文化种族主义。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你谈到的短句，我是这么理解短句和长句的关系：短句是向外的，对话性与故事性强，侧重表达人与人的关系，比如班宇某个小说中一段话有26个对话，就是你说我说；长句是向内的，侧重表达人物的个人经验与内在经验。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从长句向短句的变化，或者说“自由间接引语”向“直接引语”的转变，背后的原因不仅是审美的，而且是社会的。就是对“内心叙事”这类文学作品，已经变得不耐烦了。这种美学从高峰走向末路，已经遗忘了其起源时刻那种“内心”与“历史”深刻的辩证互动，遗忘了自身形式的历史性能量所在。结果不是化重为轻，而是以轻写轻。以我有限的观察，当下充斥在文学期刊上的那种个人经验的、深度自我的剖析，其实既无“个人”也无“深度”，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

相反，班宇他们的短句是向外的，和短句相关联，由于外部世界的存在，他们的小说有“他人”的视野，戏剧性与故事性非常强，弥漫着令人感动的情义。这在图书市场上来看也很明显，班宇的小说现在卖到10万册以上吧，你觉得有一些读者是受操纵了，而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当代文学可以在“艺术”和“社会”两个层面双赢。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回到你之前谈话中涉及到的文学抵抗虚无主义，我非常认同，但我理解的虚无，不是体现在“反智”上，而是体现在一部分中产阶级在美学上的自恋自艾上。那种中产阶级写作操控性特别强，小说中的万事万物都是为了成就一位所谓的艺术家，是非常自私的写作。

张定浩：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向内向外的区分很好，我之前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卖多少册和文学品质并无关系，否则我们不需要各种文学奖，直接用当当网的大数据来表彰作家就好了。

一批年轻的城市写作者对城市中产阶级的自恋自艾不耐烦，或者说是嘲讽，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其实这个现象不是第一次出现，王朔之所以红遍大江南北，就是用痞化、胡同腔对抗所谓文化人，后来南京一批作家书写城市屌丝，再到现在我们说的东北这些年轻作者写下岗工人，你会发现这其实一直在重复同一种东西，即书写草根与精英相对抗的城市经验。当然，这一部分城市经验没有被我们很好的梳理，我觉得这个梳理会很有价值。

你说的某些城市作家所设立的那个“精英形象”是很虚伪，我也对他们不以为然，但我不认为另一些作家所致力塑造的“屌丝形象”，就是反拨这种虚伪的“精英形象”的有效方式。这只不过是用一种虚伪替代另一种虚伪罢了。之前我不喜欢南京那一批作家的屌丝文学，因为在那里面他们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上，他是以此反驳了一切真善美的高贵的东西，并且很容易讨好读者。

我觉得所有真正的反抗，都是崭新的创造。倘若要有效地反抗知识分子的伪善卑劣，那么就要创造出一种知识分子的高贵真诚，是用知识分子的高贵真诚去对抗知识分子的伪善卑劣，而不是求助于反智或类似打倒臭老九的冲动，这种反智倾向，在当代文学的历史中曾一再上演。

黄平：定浩兄可否再展开谈一谈你如何看“反智”？

张定浩：这些秉持反智思想的写作者，他们在阅读的时候会看大量经典作品，但他们一旦写作，就会不由自主把自己放在一个屌丝或废人的位置，像王德威写双雪涛那篇文章里所指认的，所谓“废人列传”。在这种叙述策略里，叙述者是把自己刻意放在一个最低的位置，同时，也就是最安全的位置。这种策略，某种程度和李诞的策略是一样的，可以迎合大众趣味，但我觉得如果更严肃的作者可能会对自己期待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西方小说里面所看到的，我不提第一流曲高和寡的作家，单说类似格雷厄姆·格林、毛姆，乃至村上春树这样也非常畅销的作家，在他们小说中所具有的那种道德严肃性和智性抱负，是在我们这一波波当红作家身上很少看见的。虽然班宇据说也很喜欢格雷厄姆·格林，双雪涛也据说很喜欢村上春树。

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发展动力：提出传媒机制视角

对社会背景的充分重视、对理论思辨的高度追求，业已构成文学现代化研究的某种学术传统。笔者以为，文学的现代化固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之间有着不可脱离的关联，但终究是抽象的。“传媒机制”视角的提出，或能有助于呈现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可见、复杂、动态化、富于实践感的景观。

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与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一种可以称为“传媒机制”的合力，正是这种力量持续推动着文学在现代化的征程上前进。传媒机制既是促进文学现代化的原因和基础，又在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和发展，二者互动共生。

“传媒机制”这一视角并非要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因素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而是有意将它们与文学活动的具体环节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这一研究视角的确立，部分得益于近年热门的文学传媒研究。文学传媒研究自20世纪末兴起，迄今已在资料整理、个案考察和揭示传媒如何参与构成特定时期文学的复杂语境方面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但鲜有论者明确将文学传媒机制的形成、发展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关联起来加以考察。如张天星借对晚清报刊群体的研究，深入探究了文学现代化在晚清的“准备”过程，虽未论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但其方法论意识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以传媒机制为研究视角，自觉地将文献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加以跨学科的融合，不仅能较为全面地总结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的经验教训，也有可能为当下中国文学的生产传播提供有益的理论参照，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

1、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怎样的过程中形成的？
2、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第一章
3、文学革命爆发的标志是什么？
4、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贡献和意义是什么？。
5、20世纪文学的主旋律是什么？
第二章
6、五四小说的根本精神是什么？
7、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具有哪些主要潮流？
8、浅析问题小说。
9、浅析乡土小说。
10、比较分析写实主义小说和浪漫抒情小说派的不同。
11、冰心小说创作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12、叶绍钧早期小说创作有何独特价值？
第三章
13、简述鲁迅在小说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4《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意义。
15、鲁迅前期杂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杂文具有怎样的艺术特点？
16、简略比较《野草》与《朝花夕拾》。
17、《故事新编》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18、试析《阿Q正传》的风格特征。
19、鲁迅小说具有怎样的独特视